每每看见大的山，险的峰，就想起那山村的日子。那时，我们下乡在大巴山腹地通江县靠近陕西地界的一个村子，住在一条长长的峡谷的尽头。峡谷的一边，矗立着一块数丈高的巨石，人称“独独石”。它高而险，仿佛就要滚下山涧，当地老人却笑谓“祖祖辈辈皆见其安稳如此”。峡谷对面是一座高山，刀削斧凿般陡峭。打开屋门，就差鼻尖撞上山崖。中学课本中讲过“开门见山”这个成语，我却是在峡谷里才真正掌握了它的含义。堂屋大门上，两只人不人兽不兽的木雕，青面獠牙，血盆大口。房东说那叫“吞口”。山太陡，太压人，用那东西冲一冲。听此说，就觉得那阴沉神秘的玩意儿有了几分亲切，进进出出都瞥几眼，再瞅瞅对面沉默的山，望望头重脚轻却是不倒翁的“独独石”，就想：大自然真有意思！人真有意思！
下乡之前，我是重庆市南开中学（原三中）高中学生。
要准确描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自己，常觉得困难，有多种感觉冲突在心中。应该说，那时候的中学生，都显得十分简单，不谙世事。在那个特定时期，历次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直到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弄得大人们都挺紧张，很拘谨，言谈举止满布禁忌——现在来看那时人们的书信言论，常常有种言在此意在彼的感觉。比方拆开一封家书，劈头一句就引用领袖“最高指示”，父母的亲情关爱却是通过某些大而不当的话语隐隐流露出来。如此一来，学生所面对的世界，则更是一派云山雾海，摸不着头脑了。但这只是我们当时状态的一个侧面。另一侧面却又是，我们那时似乎又不“简单”：在南开中学那浓郁的求学氛围中，我们的求知欲望在同学间的竞赛中无限膨胀。
我记得清清楚楚，在学生宿舍里，我的上铺是张裕勋，他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镜片后面一双睿智的眼睛老是疑惑地眨个不停，是我们班的“哲学家”。他熟知马克思、托洛茨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时尚未正式开始“**”，但他已经知道马克思所说的“怀疑一切”这句名言，大概也就由此而引起我们对黑格尔及其辩证法的兴趣。有一段时间，我对星云宇宙着了迷，自费订了《天文爱好者》，对照着每期封底的当月星空图，仰望夜空寻找宝瓶座、大熊座、猎户座、仙女座……的方位，如痴如醉。在这方面，喜得同道，是人称姚老夫子的姚志远，此人小个子，深度近视。记得一次下晚自习经足球场回寝室，走到足球场中央他突然大声喊叫，指着天空要我看流星……同学陈奎德绰号“排骨”，人瘦弱头就显大，常常有气无力的样子，数学特好，一手灵动且有骨力的好书法，教数学的李宛芝老师特别钟爱他。李老师的数学课我特别爱听，她思路清晰，逻辑严密。邓齐贯同学也是数学特好，她姐姐是某著名大学的数学教授。还有唐琳琳和周凤时，都是多才多艺的同学。黄友桐外号“黄桶”，一身疙瘩肉，单手能拉引体向上二十个，看那意思是以后的体操健将。一位大个子同学姓邬，因食量大，绰号就成了“大胃”。女同学多不明就里，彭镓容就正经问我，外号叫“大尉”，是不是同船长”有关（当时一部苏联小说《船长与大尉》正在同学中流传）；又问或者是同古罗马的什么渥大维有关。结果高考放榜，这些同学多未录取，大都是因为家庭原因。我不厌其详说这些，是想说明下乡前我们的某种处境，我的那些同窗思考和关心的究竟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走下乡之路？现在细细想来，那时已有几个因素在强烈地影响着我们的选择。其一，在新闻舆论上面，大量宣传上山下乡的各种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给人一种暗示，仿佛是因为城市知识青年来到了山区和边疆，给当地带去了某种“福音”似的，这同我们初下乡时的感受反差极大。很明显，人多土少的农村必须划出某些地盘和物资以便安置我们，尤其被分到生产队时，我总忘不了房东娘子那心怀戒备的眼光。主人是一姓熊的汉子，男人嘛，倒无话可说。我们到他的院子里居住，就得让他腾出厢房来，又在房前为我们划出几块“自留地”，以解决菜蔬来源。
到学校来做动员报告的先去的知青典型，多半高谈他们到贫穷山区去改变那里的“一穷二白”的壮举。这样的宣传很容易满足了我的某种虚荣的救世感以及填补高考落榜的挫折感。那个年头，人们的口头禅之一就是“想着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无视自身状况处境却一门心思渴望去解救他人的心理状态，现在看来实则是异常的狂热。其实，一年以后出现的“**”的狂热同我们那种狂热，又何尝不是一脉相承、底蕴相同呢？
一部名叫《青山恋》的电影的放映，可以说对我的这种情绪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的若干场面，都是用浪漫手段去粉饰了农村的实际状况，正是这种浪漫情怀再一次感动了我。一点不奇怪，在心理机制方面，狂热同浪漫几乎是孪生姐妹。
其二，当时的中学课堂早已不平静了。校园里弥漫的多是“突出政治”“贯彻阶级路线”的氛围。例如，政治课已经失去了往日生动的争论——此前在课堂上争论过“道德与良心”“工人和农民的冲突是不是阶级斗争？”之类的话题，记得当时重庆市副市长邓垦先生还来我班听过课，好像还站起来发表了看法。而当时政治课往往变成了某种概念的堆砌和跟风表态的课。有时也挑选一二同学起来“忆苦”。每每此时，家庭成分复杂的同学就在座位上低着头，似乎“罪感”顿生。语文课更是荒唐：老师作文评分几乎是按照家庭出身来评定分数高低，“革干”给高分，“地主”给低分，“职员”给中等分等等。记得班上有位绰号“黄豆”的同学，“革干”家庭出身，就对这种评分方式表示很不以为然，多次公开揶揄嘲笑。
那是一九六五年，“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头，压力已经普遍存在，某种社会不公正对所有人都将产生压力，只是对此的反应各异而已！
往后，听知青们的自我剖析，下乡的直接动因通常被表述为：“争口气”“赎罪”“磨炼自己”或“改造自己”等诸如此类的说辞：决心以个人的实际行为在最艰苦的农村干出个样子，至少也表明自己敢于吃苦，并且能够和农民们“打成一片”——完完全全、彻里彻外地融入他们之中，彻底改变“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