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刚抵达香炉山下青?坡，正陶醉于各种胡柳、柞木、松树、柏树编织成的青枝绿叶环境中之际，一个在城市里不成问题的问题一下子摆到了面前——没有公共厕所，不知何处方便！大家立即砍树搭屋建茅房，这是下乡后第一次劳动。有一张老相片活灵活现记录了这次修茅房的活动。该照片被带队送我们下乡的老师带回了重庆，后来在一次影展中还挂了出来，旁批说明：知识青年下乡即投入紧张的住房修建中。我们听说就笑：住房倒不紧张，最紧张的是茅房！
虽然匆匆忙忙搭建了最简易的那种茅房，但在那种极为自然的环境中，反而觉得进茅房成了件过分正儿八经的事，不如就在野外方便来得痛快淋漓。同山民一块儿劳作时，山民从来都是就地“解手”，从不扭捏作态。久而久之，我们男生也惯了！我想过，是文明了，还是野蛮了？是虚伪了，还是率真了？是自然轻松了，还是压抑拘束了？也许，有人会认为小题大做，无病呻吟。但这事儿无疑纠缠住我的思虑不放，我想说的是，这也许是某种无意间的性教育。
说到性，发现山民们绝不是我们书生气十足的人设想的那么简单（就像俄罗斯诗人普希金《茨冈》中那个贵族青年设想的那样简单），虽然都在野外方便，但他们大有忌讳，例如对男性那玩意儿十分恭敬，不能随便将其示人，若如此，则大不敬，大不吉利！故他们在随意自由之际却也规矩限制颇多，相比之下，倒是知青们一经放开，绝无禁忌，常在撒尿时对着山民一阵“扫射”，惹得山民东躲西藏，仿佛会有巫鬼附体似的。其实，说白了，自然状态往文明状态的演化是悠长缓慢的，而文明往野性方面的蛻化，却如电光火闪般迅疾，令人目瞪口呆。
最近，读到一组讨论明朝宰相张居正功过是非的文章，其间提到当时正在位的某位皇帝，某学者义愤填膺地痛斥其荒**无耻，铁证据称就是其“死时**仍未倒下”。并附加评语曰“死狼狈不堪”。我却想，此君大约未下过乡，也无机会面对**的尸体，或者虽下乡却并未到过吾辈那种荒蛮的充满生命野性的大山，也就未曾受到过某种直观的性教诲，在这里犯下一个常识性错误。我忆起在山里参加一个村民的葬礼，村民是上山砍柴摔死的，有幸目睹给其穿寿衣经过，那东西高傲地昂扬着。达方老汉正色对我说：“人死球朝上，万古莫奈何！”这句话深刻得深刻不得！（当地土语说法，谓“极深刻”！）
女儿楷楷曾问过我：什么叫“饥饿”，那时她还小，但我的反应是既好笑又无奈，这世道上的物质进步，让生理的基本感受都消失了？“饱食终日”的宝贝疙瘩们若是真的没有了饥饿感，或者失去了体验饥饿的机会，我们是应该额手称庆呢？还是若有所失呢？我真的不知道。我等下乡知青，饥饿的感觉却是铭心刻骨的。
当年，下乡在贫穷荒僻的川北峡谷，那里要吃饱饭可真成问题。当时，别无他愁，心里却只知道慌：早上慌向晌午，然后慌向晚饭去。肚子空着总觉得有桩心事未了，就像情人约会而不卿卿我我一番总感此事未了一样。因为饿，人也变得惭愧起来，精神总觉着对不起肉体，特别提不起神。走到哪里总是感觉别人在怀疑你去寻食，这双重的疑心，可真是要命！
可是，我们很快变得惊喜起来，因为发现当地竟然出产廉价的可食用的“进口货”——狗肉。说廉价，还真抬举了狗们，说到底，狗几乎一文不值。我依稀记得，买过几次狗，其价不过三角五角一只，并不称斤论两斤斤计较，整只买卖。有时不花钱也能收罗到山民丢弃的狗。当地人不食狗肉，他们再没饭吃，饥饿的眼光也从不停留在狗身上。
一天，一个外号叫“烟灰”的知青神秘兮兮地把众知青喊到一起说：“阿尔法”经常跑到知青住地来，是不是把它“解决”了来一顿狗肉宴，又说天冷了晚上尿多，多吃狗肉不起夜云云。“烟灰”病歪歪的，极瘦，小学没毕业，年龄却不小。至于“阿尔法”，那是一条狗的名字，这狗的主人是当地一农户，好客。狗长得肥大，白色，长长的尾巴翻卷在背上成了一个带钩的圆圈，颇像希腊字母“α”，于是知青们就喊它“α”（阿尔法)。起初农户主人听来好笑，“阿尔法”是啥名字！后来喊开了，也惯了，就跟着喊。
那时，知青集中住在一起，叫林场，直属公社管。男男女女二十多人，听说有狗肉宴，都来了劲儿，待听到是打“阿尔法”主意时，又都有些犹豫。一来“阿尔法”聪明伶俐，众人喜欢；二来其主人待知青不薄，打狗尚须看主哩。犹豫总归是犹豫，态度却是模棱两可的。而模棱两可常常又不乏顺水推舟的意思，狗肉宴提议便通过了。实施当然看“烟灰”的。
谁知，“阿尔法”仿佛已知大祸临头似的，它躲到什么地方好多天不露面，也不到知青住地来溜达。慢慢地，这事也被大家忘却了。直到有一天傍晚，我们从青?林里收工回来，见一只大铁锅架在院坝里，柴火伸出的火舌舔着锅沿，锅中翻滚着汤汁。“烟灰”站在院中央得意地宣布，晚餐是狗肉宴，每人摊交五分钱。一个女生怯怯地问锅里煮的是“哪一个”？得到的回答是“阿尔法”和三只小狗崽（原来“阿尔法”躲到外边下崽去了）。这个事件的结局极其明白：狗肉宴结束，害了“阿尔法”一“家”不用说，还伤了农户的心；隐隐的，知青们自己也受了“伤”，那是一次少有的沉默的晚餐。
后来，已读大学的女儿听了这段故事激愤地说：太残忍了。我不知她具体指谁，但觉得应该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有推卸不掉的责任，责任不能全推给“烟灰”。看去只是五分钱的事，一念之间，却让野蛮很容易取代了文明。狗肉宴虽然填补饥肠，同时却玷污了心灵的一块净土。这里问题的关键倒并不仅仅在于一只狗，或一家人，而在于人格中恶的成分在多人共同参与之中仿佛减轻了罪责的那份心态，众人作恶好像个人就没了责任的那种卑怯心理，尤为可憎，可笑（上面这段回忆我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五日以散文发表在《重庆商报》上)。
几位在大学教书的昔日知青常常谈及，我们这一代大学教师，往前说，既远不及二十世纪开创新文化运动精神的胡适之、闻一多那样学贯中西、功底厚实之学者教授；往后说，亦不像二十世纪末全球化浪潮中应运而生的新生代博士教授。我们是一批“知青教授”，在学识底蕴上或中或西都有些缺欠（时代环境所至，就整体而言），但我们又有他们所不及的丰富的底层生活体验，和对生命的野性层面的粗粝感悟，这影响着并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精神深处的平民化倾向和心理结构中的人文成分。我们固然可以暂不对此“野性”作出道德上的褒贬，事实上，它背后有许多难得的丰富复杂的人生体验，甚至不仅包括善，也包含恶的人性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