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帶著幾分感念回憶起達方老漢。他是一殺豬匠，兼剜豬閹牛。他走村串戶，見多識廣，心地善良，人緣極好，愛喝兩杯。過峽穀時常來我的小屋閑坐，言語中眼光總愛瞟向我桌上的酒瓶子。那時限量供酒，我無酒量，常有存酒。斟一杯奉上，達方老漢興致頓高，家短裏長、奇談怪論、說古道今、軼聞野史，令我大長見識。鄉間這類手藝人常常是民間的智者，他們帶給人的是領悟，是洞察，是體驗，是活體生命的感受，這些民間智者給我的“再教育”，遠非幾本枯燥的教科書能達到。他曾懷揣著幾粒才從牛屁股上閹下來的玩意兒，掏出來要我吃掉，並一本正經說：“契噠，契噠好！”（意思是吃下對身體好。）
到峽穀來居住，也和達方老漢的話有關係。他說峽穀好，清靜，早點下隊，早來峽穀。當時，社辦林場已經風雨飄搖，基本無法維持下去。在林場逐漸解體過程中，我們也曾經設想和實踐過幾種方案，希望知青林場不要散夥。之後回想，那些方案基本思都是原始共產主義的平均主義方案，大鍋飯方案，有很強烈的空想烏托邦色彩，故難以為繼。下到生產隊，已勢在必行。一九六九年，經“文革”後疲憊不堪的中學紅衛兵上山下鄉已成定勢。後繼者一來必須下到生產隊，也占生產隊的地、分一口生產隊的糧。當時，糧食是非常緊缺之物，才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的大饑饉陰影之中走出來的農民當然十分珍惜這口中之粟。至於土地，雖然說是山區，地廣人稀，但準確地說，熟地（可耕作的，有穩定收成回報的地）並不懂，最優良的生產稻穀的水田，就更是彌足珍貴了。我所在峽穀屬香爐山下白果樹灣生產隊，全隊二十餘戶人家，一百多口人，熟田熟地不過一百多畝，當時當地的畝產量，兼高扯矮不過幾百市斤而已（據我的記憶，這個數字大約在四百斤至六百斤之間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