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全生，竹竿一样清瘦，面少血色，眼眶下陷，但却能说会道。他原是重庆第二钢铁厂的子弟，似乎初中都未曾毕业，为什么**差阳错地跟着毕业生们一起下了乡，不得而知。但听说其父母辈有些什么问题而并非纯正的工人阶级，再从他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推断，其家庭也颇为清寒。他在一九六五年的夏秋之交和我们一起来到了高峰岩人和寨。或许因为不够强健的缘故，年龄最小的他在劳作时有时会偷懒，而嘴上的动作往往会比手上的动作更多。见他没有什么劳动力，又好说好动，老场长向道荣决定调他去巡山，任务是监察是否有人乱砍伐林木。
刘全生很喜欢和那条黄狗玩，据说小动物往往会喜欢小孩子，黄狗“毛子”似乎也知道刘全生年纪最小，在众多人里最乐意亲近他。刘全生时常带着“毛子”去巡山，在巡山时他俩常常会去串串农户的门，牙尖嘴利的刘全生在此时会变得口滑舌甜，最终会从那些虽异常贫苦却朴实慈祥的农家老太太手里哄到一条烤得香香的玉米或一只糖心红薯。总之，刘全生的多嘴多舌虽然令大家有些讨厌，但他自由而较为轻松的工作令众人羡慕不已。
像“毛子”一样活泼好动的刘全生通常会较我们更早收工，回到人和寨后仍然和“毛子”一起玩，或与丁嫂说轻薄话，或坐下来帮忙理蔬菜。在厨房帮丁嫂做饭的女知青名叫黄应孝，她不用上坡干活，只做厨房工作，对时常处于饥饿的我们而言，她有特别的权力，那就是有权处置猪油渣。
“猪油渣”，一个久违了的，但在当年却是令我们垂涎的响亮字眼。
在物质极为匮乏的一九六五年，大巴山区普通农家的营养来源除自己饲养的鸡鸭外，主要靠一年一度宰杀的猪。那猪当然也是自家养的。猪肉会被切成大条大块挂在火塘上烟熏火烤，待熏干后转挂在屋梁或木板墙身近瓦顶处，待年节或婚丧大日子才隆重地取下一两块来享用。至于猪板油，则会被切成大半寸见方的形状，以粗盐腌上，放入瓦罐中以备炒菜之用。
高峰林场养有三四条猪，不过尚未宰杀，自然没有腌猪肉供正在发育期的我们食用。幸喜国家对知青有照顾，故此老场长每隔两个月就会去龙观公社所在地买回一块猪板油，丁嫂则按习俗将其如法炮制。每到炒菜时，黄应孝就会取出两块经粗盐腌制的猪板油来，是不多不少的两块，将它们放进烧得发红的大铁锅中反复按压，以致冒起一阵子青烟。待那两块猪板油变焦变黑，成为真正的油渣后，大铁锅的表面就泛起了一层油光。此时将早先煮过并切碎的菜蔬成筐倒进去一阵子炒动，再加水或米汤（在有米吃的日子）煮软，以供我们二十多人佐餐。由于每餐仅有两小片猪油渣，所以如果有谁幸运地找到，一定会雀跃万分，兴奋之情绝不亚于现在的人中了彩票，而其余的人则羡慕不已。不过，有一段时间，一直没有人发现猪油渣，后来才知道，原来蒲远兴和刘全生经常在巡山后早回人和寨，别有用心地在厨房帮手，兼且甜言蜜语一番而最终获得一人一片猪油渣的奖赏……
刘全生一直面少血色而又瘦弱，一定是先天不足兼后天缺乏营养，虽然我们差不多都欠缺营养，但刘全生可能更甚。尽管有玉米红薯的外快和猪油渣的奖励，但终于有一天他生病了。
他像平常巡山那样拄着一条树枝，独自一人拖着脚步慢慢走下山，走向十五里远的公社卫生所去看病，但结果不甚了了。回来后刘全生一直不大对劲，非常虚弱，只好又去公社卫生所，之后他就在公社的所谓客店，即街上面食店的楼上住了下去。赶场日，我们结伴去探望他，在光线晦暗的面食店楼上，刘全生陷在那窸窣作响的干稻草木床里，才几天时间，他就变得更瘦更黑，原本就凹陷的两眼也凹得更加厉害，简直就是一具骷髅。刚满十六岁的他并没因为我们的探望而显得兴奋，或许是他连兴奋的力气都没有。他只是微弱地不断嘟哝着：“我好想回家，我好想回家……”也许因为大家都年纪较小，我们的伤感似乎未见得强烈，回到人和寨后，又照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
没有过好多天，有挑担送粮食去公社的农民捎话来说，刘全生死了。有没有人努力救治他？有没有人试着要送他去鲲池区医院或者宣汉县医院？有没有人试图通知他远在重庆的家人？有没有人打算用公社办公室桌上唯一的那架手摇电话机，去告诉什么人关于刘全生这件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仅仅知道的是，二十多个人当中少了一个牙尖嘴利的刘全生，而在去公社赶场的路上某个转弯处，则多了一座新坟。坟前插着一条树枝，树枝的尖端缠着一条白布，随着风飘上飘下，我们知道那叫作招魂幡。
自那以后，每当去公社赶场并经过刘全生那慢慢长出青草的坟堆时，我们都会停下大声地说笑，或许是想说给刘全生听，同时泛起一些莫名的伤感，并想起他“我好想回家”那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