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把社办林场折腾垮了，我们只好插队落户到生产队去。我心存畏惧，那毕竟是一个我不熟悉的社会群落，如何与农民打交道我没把握。我去的生产队绝大多数农民姓袁，只有三四户外姓。他们彼此相称x爸、x婶、表叔、表婶、哥、嫂等，于是我也就入乡随俗，没想到闹出笑话来。当我跟着大家叫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王嫂”时，却遭到哄笑。这位妇女对我说：“崽儿啦，你啷个叫我‘嫂’呢？我俩同姓，是一家人，你叫我一声‘大姑’，不会吃亏的噻。”从此我便有了大姑。
大姑长手长脚，干活十分利索。大田里插秧，由两个行家先在大田中部插作为标准的秧苗，每人四行，背向而插，插到两人屁股几乎相碰时，彼此一侧身，丢掉两行与对方相接，这叫“山羊抵角”。还有一种是两人擦肩而过，每人四行插到底，相邻两行秧距不宽不窄，这叫“牛马相踢”。队上公认能把准秧插得拉线般端直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显平表叔，另一个便是大姑。有一年大田里开秧，大姑与显平表叔插准秧插了个“山羊抵角”，一位同辈玩笑着问表叔：“你啷个插到她那里头去了呢？”田坎上众人哄笑开来，闹得大姑满脸通红。不过大巴山的农民不仅当年不知道“性骚扰”这个概念，也许至今也不知道。
准秧插好后，其余的人才傍着两侧插。我插得慢，常常被爱逗乐的后生“关”在田中，只好提起脚尖走出围困得严严实实的秧阵，很窘迫。大姑就叫我跟在她身边，快要被“关”时就给我“搭板凳”——替我插一行或两行秧。一季秧插完，我就不怕被“关”了。
一天傍晚收工，大姑悄悄对我说：“回去后放下锄头就过来，帮帮你大姑的忙。”我纳闷，我有何能耐帮得了大姑？跨进大姑家，当家的用火钳夹着一截黑乎乎的腊肉在火塘里烧，旁边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陌生女人。大姑拿出一本旧历书，对我说：“帮我给三丫头写份龙凤帖(即订婚书)。”一边说，一边从旧历书里翻出两张对折的红纸来，递给我。我展开一看，右边是黄色颜料印就的龙凤图案，线条粗鄙，笔触笨拙，却颇富神韵；左边什么也没有，是留出写正文用的。我将帖子整整齐齐地铺在小方桌上，大姑赶紧给我磨墨。我按照大姑和来人（媒人）的意思，字斟句酌地用小楷字端端正正地写。写完后大姑叫三丫头出来按手印，三丫头扭扭捏捏地按了。那一年，她才十岁。
我被留下吃饭。饭桌上一碗腊肉、一碗青菜、一碟豆腐乳、一盆鸡蛋汤。大姑和孩子们都没上桌。我已经好久不知肉味，海吃山喝起来，红苕饭也塞进三大碗。吃完后我坐在火塘边，禁不住一个接一个地打油嗝。大姑这才张罗着同孩子们一起吃饭。一盆青菜、一碗咸菜，主食是薄薄的菜搅苞谷糊和蒸红苕。这一次我才看见了大姑的全家人，六个清一色的丫头片子，最小的还伏在大的背上哩，大姑负担不轻呀。我突然内心不安起来：刚才怎么那样个吃相呢？临走时大姑又取出一小块腊油，用南瓜叶包好要我带走，我坚持不收，我的那几个字就那样值钱？
腊月间，生产队年终分配后，农民手里多少有了点钱，布票也发下来了，纷纷到集上扯了价廉而绵扎的粗白布，再买几包黑色或蓝色的染膏，在大锅里把布染了，晾干。年前请来裁缝，给全家老小都做了新衣，过年时穿上，便增添了几分喜庆。年年如此。这一年腊月，邻县来了个裁缝，姓蒋，一身紫肉横铺，黄髯斜卷，怪眼圆睁，身高无颈，活脱脱一个蒋门神再世。人丑手艺却不丑，最能省料，大人小孩套着裁，剩下的布头还能剪出几副大大小小的鞋面来，堂客们好喜欢，一家接着一家地宴请。蒋裁缝还是一个风流情种，经常在堂客面前说一些占便宜的油荤话，招来一阵臭骂，却不气不恼，还嘻嘻地笑。
第二年春天在坡上薅麦子，我看见大姑身子显出沉重来。小麦收割后，大姑便生了，生在坡上，猪草筐子摔在一旁，慌得几个女人飞似的地奔回家取来剪刀、干净布块、吸血用的草灰，在坡上把孩子接下来，是个儿子，取名露儿。
露儿满月后我又见到大姑，白胖了一些，欢欢喜喜的。我也为她高兴：终于有了传香火的儿子，今后不用再生了。
露儿长到两岁多，开始在院子里蹒跚学步，地里便传出女人们的飞短流长——说露儿是蒋裁缝的种。我留心端详露儿，觉得此话也不是空穴来风。不过这在当地算不得什么。当地民俗认为，生不出儿子不是女人的责任而是男人的无能。女人好比窑，男人装进去什么料，便烧出什么货来。老是生不出儿子来的男人是很没面子的，“借种”也无可厚非。
露儿四岁那年，大队书记妹妹的儿子当兵复员回家，第一件要紧的事是盖房子娶媳妇。那天我们在坡上锄地，书记他外甥在对面坡上带着几个石匠打基石。突然一阵轰隆隆响，我回头一看，只见一块巨大的石头从对面坡上滚下来，坡下正有一群孩子玩耍，两面坡上的人撕破了嗓子吆喝，惊得孩子们作鸟兽散。露儿跑在最后，被什么绊了一跤，再爬起来，石头已经砸下来……
第二年开秧，只有显平表叔插准秧了，大姑不能插了，说是眼睛不清亮了。
后来大队书记出面了结了这桩事故。书记他外甥赔给大姑四百斤谷子。我纳闷这账怎么这样算呢？但是又有什么别的能使大姑宽慰一些的算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