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把社辦林場折騰垮了，我們隻好插隊落戶到生產隊去。我心存畏懼，那畢竟是一個我不熟悉的社會群落，如何與農民打交道我沒把握。我去的生產隊絕大多數農民姓袁，隻有三四戶外姓。他們彼此相稱x爸、x嬸、表叔、表嬸、哥、嫂等，於是我也就入鄉隨俗，沒想到鬧出笑話來。當我跟著大家叫一位三十多歲的婦女“王嫂”時，卻遭到哄笑。這位婦女對我說：“崽兒啦，你啷個叫我‘嫂’呢？我倆同姓，是一家人，你叫我一聲‘大姑’，不會吃虧的噻。”從此我便有了大姑。
大姑長手長腳，幹活十分利索。大田裏插秧，由兩個行家先在大田中部插作為標準的秧苗，每人四行，背向而插，插到兩人屁股幾乎相碰時，彼此一側身，丟掉兩行與對方相接，這叫“山羊抵角”。還有一種是兩人擦肩而過，每人四行插到底，相鄰兩行秧距不寬不窄，這叫“牛馬相踢”。隊上公認能把準秧插得拉線般端直的隻有兩個人，一個是顯平表叔，另一個便是大姑。有一年大田裏開秧，大姑與顯平表叔插準秧插了個“山羊抵角”，一位同輩玩笑著問表叔：“你啷個插到她那裏頭去了呢？”田坎上眾人哄笑開來，鬧得大姑滿臉通紅。不過大巴山的農民不僅當年不知道“性騷擾”這個概念，也許至今也不知道。
準秧插好後，其餘的人才傍著兩側插。我插得慢，常常被愛逗樂的後生“關”在田中，隻好提起腳尖走出圍困得嚴嚴實實的秧陣，很窘迫。大姑就叫我跟在她身邊，快要被“關”時就給我“搭板凳”——替我插一行或兩行秧。一季秧插完，我就不怕被“關”了。
一天傍晚收工，大姑悄悄對我說：“回去後放下鋤頭就過來，幫幫你大姑的忙。”我納悶，我有何能耐幫得了大姑？跨進大姑家，當家的用火鉗夾著一截黑乎乎的臘肉在火塘裏燒，旁邊坐著一個四十多歲的陌生女人。大姑拿出一本舊曆書，對我說：“幫我給三丫頭寫份龍鳳帖(即訂婚書)。”一邊說，一邊從舊曆書裏翻出兩張對折的紅紙來，遞給我。我展開一看，右邊是黃色顏料印就的龍鳳圖案，線條粗鄙，筆觸笨拙，卻頗富神韻；左邊什麽也沒有，是留出寫正文用的。我將帖子整整齊齊地鋪在小方桌上，大姑趕緊給我磨墨。我按照大姑和來人（媒人）的意思，字斟句酌地用小楷字端端正正地寫。寫完後大姑叫三丫頭出來按手印，三丫頭扭扭捏捏地按了。那一年，她才十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