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知青的时候吃什么？这话题倒不无谈资。
我们初到林场那天足足爬了大半天山，天都快黑了还未到，随后有人打着火把来接我们，当晚点着煤油灯吃饭，有不知名目的野味，饿极了没想到问，只觉得很香。第二天一早走出房屋站在院坝里一瞧，嗬！好大一座山，我们几乎就住在山顶上。一道山谷蜿蜒曲折，迤逦而下，屋后是云霭雾嶂的山巅，一条山泉从房舍右端流过，顺着山势跳跳跃跃，淙淙地淌。山泉那边是起起伏伏长着庄稼的山地，远处零零星星一些农舍。我指着屋后郁郁葱葱的大山问一位当地人：有野兽吗？当地人说有，而且多，就举出豹子、野猪、麂子、獐子、野鸡、野兔……我想当初动员我们上山下乡时把社办林场描绘成花果山一般，倒并不是完全吹牛，经常有野味吃不亦乐乎！
但是三天后桌上再也不见肉食了。我们的主菜是一种青菜。当地人将青菜从地里剥下来后上洗净，在沸水里撩一撩，捞起来，赶紧放在凉水里冷却，这样就能保持住原有的翠绿色。然后切碎，挤去水分，油烧辣了后倒进锅里，炒一炒，加盐，最后加入米汤，使成糊状。当地人炒菜都用猪油，菜油只用来炸面粉团子。猪油的用法也不像城市里用化油，而是切成如乒乓球般大小的块状，用盐渍了，每次炒菜时先在热锅里用锅铲碾出油来。我们二十多号人的林场每顿饭炒两三钵青菜也就用三个（当地人用的量词）油吧，如果吃到油渣，往往会兴奋得欢呼，因为毕竟与肉味沾了那么一点边。主食是红苕饭或苞谷饭，永远是米少而红苕、苞谷多。当年知青们一个个长得红头花色，靠的就是红苕与苞谷。
有一年冬天，场长叫我随他去四大队联系文艺演出。我们来到四大队的匡书记家里已是掌灯时分。被邀请在火塘边向火，我看见火塘上方的**钩上挂着十来只熏得黑黝黝的剥了皮的田鼠，一会儿匡书记的老婆来取走四五只，晚餐就吃到油煎田鼠肉下酒，其味道的鲜美至今还两颊留香。我得陇望蜀，尝到美味还不满足，要想进一步了解这美味是如何获得的。匡书记十二岁的儿子“孬儿”拿出十来个用老楠竹做的捕鼠夹，擎着火把，让我随他去到山地。他东走走西瞧瞧，指着雪地上浅浅的痕迹告诉我这便是田鼠走过的路，我把火把放低，瞪大眼睛看了好一会儿也无法明白。只见他煞有介事颇费心机地将十来个捕鼠夹安置妥帖，然后站起来身来，在裤子上蹭着手上的泥，对我说：“妥了。”于是我们又擎着火把回到屋里。第二天我被孬儿从酣梦中唤醒，随他去到地里，连续看了好几个鼠夹都原封不动，末了终于见到一只田鼠，嘴里被突然松开的楠竹篾片卡住，身子还在微微抖动。孬儿快步上前捉住田鼠，用小刀在田鼠头上割开一条口，两手一撕，一张鼠皮就像一件贴身的衣服一样脱了下来。孬儿拎着鼠尾，光秃秃血淋淋的田鼠还在颤动，真令人有些不忍。“就这一只？”我问道。“有一只就算不错了，经常是空搞灯儿。”孬儿说。
一九七二年冬天，生病多年的父亲去世了，母亲远去上海姐姐家。家——徒有其名了。不忍回去守那间空屋，就在乡下过年吧。邀来两个命运差不多的朋友，拿什么过年？就等着一个神奇的人物来。
腊月二十九，纷纷扬扬一场大雪，黄先文披着一身雪花推门进来，挎着一只帆布袋，小心翼翼地从袋里掏出一包包火药、雄黄、土硝和其他不知名的粉末。我们忙着将两只破瓷碗砸成绿豆般大小、有棱有角的粒儿，又把早已烘干的几只猪尿包剪开来，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先文在一只瓦钵里将各种烈性的粉末连同瓷粒儿缓缓地搅和均匀，最后用猪尿包扎成比乒乓球小一点的圆球。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据说包松了无用，包紧了会在手里炸掉！包好之后裹上一层羊油，这便成了“炸子”。
天色黑尽，估计山道上不会有行人了，我们一行四人咯吱咯吱地踩着积雪，鱼贯地爬上寂静的山梁，彼此相距两三丈远，蹲下，将憋了一天的一泡红苕屎屙在路边上，雪风吹得光屁股刀割般疼。事毕，把一粒“炸子”小心翼翼地放在红苕屎旁边，然后回到住处，守着火塘，一夜不眠，支棱着耳朵听，一夜无动静。第二天麻麻亮赶紧上路将“炸子”收了——若行人踩着祸事就大了。当夜如法炮制，仍无建树。第三夜我们都怀疑这办法是否真能奏效了，半夜里却传来一声闷响！我们刷地从火塘边站了起来，蹑手蹑脚地爬上山梁，找到“炸子”没了的地方，却什么也没有。支着电筒到处寻觅，终于在一丈开外的一块岩石下发现一只躺着的大黄狗，半边脑袋炸飞了！
……狗肉一直吃到正月初七，该下地干活了，朋友们也都散了。
我常想：谁家丢了这只大黄狗呢？真是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