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開始後，內心即有一種強烈的罪惡感，自恨未能很好地改造世界觀，卻在農村學英語，與貧下中農格格不入。自願放棄英語學習要比外力強製我放棄容易得多，因為我的悔恨是發自內心的。
於是，跟全國絕大多數人一樣，我們除了勞動便學習報刊文章，批判反動學術權威，批判當權派，然後是回城造反，組織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到各地巡回演出。每天都處於興奮狀態，每天都充滿自豪感。同時也覺得很好玩，因為成天幾十個年輕人聚在一起，宣傳毛澤東思想，唱歌跳舞，用不著幹活。
日子便這樣一天天地流逝了，我那一點本來就說不上牢靠的英語基礎就此便土崩瓦解了。
現在想來，當初如果有一位長輩能給我一點小小的點撥，可能事情便要不同得多了。這當然是幻想。試想，連郭沫若那樣的大學者的理智尚且受到蒙蔽，聲言要燒毀自己的作品，遑論智力平平的芸芸眾生！記得王令福的那些長他十幾歲的哥哥姐姐們都來信指責他，說外語是“屠龍之技”，要他向貧下中農學習。總之，在我的記憶中，沒有一人說過“乘亂而學，乘亂而自修”之類的話。
當然，那些年內也並非完全沒有收獲，其間我精讀了《魯迅全集》（除他的學術著作如《古小說鉤沉》等外），讀了傅雷翻譯的《歐也妮·葛朗台》《高老頭》等文學作品。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讀了美國作家馬爾茲的長篇小說《十字獎章與箭火》，它幫助我認清了當時的中國社會，使我成熟起來。不過，這些都是題外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