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后，内心即有一种强烈的罪恶感，自恨未能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却在农村学英语，与贫下中农格格不入。自愿放弃英语学习要比外力强制我放弃容易得多，因为我的悔恨是发自内心的。
于是，跟全国绝大多数人一样，我们除了劳动便学习报刊文章，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批判当权派，然后是回城造反，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各地巡回演出。每天都处于兴奋状态，每天都充满自豪感。同时也觉得很好玩，因为成天几十个年轻人聚在一起，宣传毛泽东思想，唱歌跳舞，用不着干活。
日子便这样一天天地流逝了，我那一点本来就说不上牢靠的英语基础就此便土崩瓦解了。
现在想来，当初如果有一位长辈能给我一点小小的点拨，可能事情便要不同得多了。这当然是幻想。试想，连郭沫若那样的大学者的理智尚且受到蒙蔽，声言要烧毁自己的作品，遑论智力平平的芸芸众生！记得王令福的那些长他十几岁的哥哥姐姐们都来信指责他，说外语是“屠龙之技”，要他向贫下中农学习。总之，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一人说过“乘乱而学，乘乱而自修”之类的话。
当然，那些年内也并非完全没有收获，其间我精读了《鲁迅全集》（除他的学术著作如《古小说钩沉》等外），读了傅雷翻译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等文学作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读了美国作家马尔兹的长篇小说《十字奖章与箭火》，它帮助我认清了当时的中国社会，使我成熟起来。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