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底，我开始在当地的小学任代课教师。某一天，偶然听到从收音机里传来的英语教学节目，凝神一听，几乎一句也听不懂。当时心里真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一方面旧日的热情重新被点燃，另一方面又感到惭愧。我当机立断，立刻到管发工资的老师那儿去，求他预支给我一学期的工资。当时代课教师月薪是十二元，承他体谅，答应了我的请求，第二天我便买了一台飞乐牌半导体收音机。从此，又一次开始了英语学习。（那学期，我就靠生产队分的粮食生活，无一文零花钱。）这下条件好多了，首先是时间较以往多得多，其次也不必搞地下活动了，当然，那也绝不会受人鼓励。我记得当时学校里有位五十多岁的女教师就曾当面嘲讽我：“周老师以后肯定会到科学院去，不然怎么学英语呢？”我无言以对，一笑置之。
在不同的环境收听同一英语教学节目必须采用不同的方式。在学校可以把音量开大些，在生产队就必须把音量关小到只够一人听，否则周围的农民听到我屋里传出的英语声会奇怪，甚至会报案的。当时“美国之音”在播放《英语900句》，我有时只能钻到被窝里去收听那个节目。收听“敌台”在当年可是一桩大罪！
这里顺便提一件轶事。与我同县的某位小学教师也是个英语爱好者，他定期收听《英语900句》。当时那个节目结束时要对观众说，如你寄信到香港XX信箱，你便会获赠《英语900句》教材一册。他不知死活，居然真的写了封信去，结果公安局找上门来了。幸亏他所在学校的校长替他打了圆场，说此人平时便神经兮兮的，喜欢英语迷了心窍，一点也不懂政治，他因此而躲过一劫。
通过当地的知青朋友，我结识了宣汉县中学的英语老师陈光熹。第一次到县城去向他讨教，我步行了六十多里路。他很能理解知识青年的求知欲望，不仅为我解答疑难，同时借给我一些英语教学唱片。
从他那儿回来后我热情更高了。当时中国流行一套英语教材名叫《林格风》(LINGUEPHONE)，配有唱片。陈老师借给我教材及唱片，但我却苦于没有电唱机，声音放不出来。据说毗邻的开江县有一种上海出的很好的电唱机，价格是一百二十六元。一百二十六元！对于一个知青来说真是个天文数字！我又像上次一样去求管工资的老师预支我一学期的工资，他又一次爽快答应了。但这也仅够一半的费用，另外那六十元钱如何去想法呢？这时，有位比我晚下乡十年的知青为我慷慨解囊了，她名叫蒲体蓉，是一九七四年下乡的。她为我的好学精神所感动，主动提出赠我六十元钱。她的境况在知青中算是很好的，由于疼爱自己的女儿，她的父母每月给她寄款十多元。这六十元钱是她多月的积蓄，如今悉数捐给我，她自己便要承受种种的不便了。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每想起此事来，仍对她心存感激之情。
有了电唱机后，我学英语的热情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说如醉如痴一点也不夸张。我当时在公社完小的戴帽初中教初一数学。经“张铁生事件”后，我所在的学校几乎废除了考试，即使考试，考卷也不批改。我每天只需给学生布置一两道数学题并认真批改，在当时便算是最负责的了。剩余的时间我全部用来学英语。每天上午我便将自己规定背诵的东西背下来，然后当天将那点内容重复二十遍。待一篇文章背诵完后，连续三天每天将该文章背诵二十遍。就这样我背完了许国璋编的大学英语教材一至四册，基本背完了《林格风》第一册。当时我可以分两次（因一次花的时间太长）将许国璋第四册背诵完，我可以不看书，跟着电唱机一口气读完整整一张密纹唱片。更重要的是，我这样读了下来后，感到异常的兴奋，全身充溢着生命的活力，灰暗心理一扫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