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倒台後形勢有了很大的變化，讀書學英語這類事不再被視為異常行為了。一九七七年，當地的中學（宣漢縣天生區中學）居然請我去教英語。這樣一來，屠龍之技變成了謀生之道，我再也用不著為基本的溫飽問題擔憂了。一九七七年初我參加了“文革”後第一次高考。由於當時的收生標準仍是看重出身“紅、黑”老一套，我雖考得不錯，卻連檔案也未能送上去。記得當時來主持英語口試的是四川外語學院的章維明老師，他對我極為稱讚。但他對我的好評無濟於事，政治上“先天不足”的我被無情地刷掉了。
盡管如此，社會輿論卻有了微妙的變化，很多人都對我抱以同情，甚至為我鳴不平。那年的初夏，西南師範學院外語係江家駿教授和陳子安老師到宣漢縣來為中學英語教師舉辦英語培訓班，我雖隻是個代課教師，卻也破例獲準參加該班學習。三個月的時間我與江家駿老師朝夕相處，獲益匪淺。江老師知道我高考被刷的遭遇十分同情，主動提出由他向當地領導反映我的情況，希望能解決我的工作問題。當時他是縣上的貴賓（僻遠的小縣城來了位教授，夠轟動的了），說話自有一定分量。不久他即告訴我，宣傳部部長已同意解決我的問題，看來讀大學雖無望，在中學裏當個英語教師是不成問題了。
幾天後在縣文化館樓上舉行考試，參考的是全縣將轉為公辦教師的所有候選人(主要為民辦教師），考試科目：語文、數學。我心中雖頗感不服（我是英語教師，卻參加語文、數學考試，與語文、數學教師競爭！）卻也勉力參加了考試。第二天考試結果出來了，我竟然兩科榮獲第一。江老師聞此也為我高興。我們都認為，我的工作問題肯定可以圓滿解決了。誰知大約一周以後有朋友告訴我，我的事告吹了。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複自語：“我考的第一呀！”我那位朋友在縣城任教多年，比我社會經驗豐富得多，笑著對我說：“錄用人並不完全依照考試成績。”直到我後來考上大學離開宣漢縣的前夕，他才告訴我，那一次的“落選”還是因為家庭出身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