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倒台后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读书学英语这类事不再被视为异常行为了。一九七七年，当地的中学（宣汉县天生区中学）居然请我去教英语。这样一来，屠龙之技变成了谋生之道，我再也用不着为基本的温饱问题担忧了。一九七七年初我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由于当时的收生标准仍是看重出身“红、黑”老一套，我虽考得不错，却连档案也未能送上去。记得当时来主持英语口试的是四川外语学院的章维明老师，他对我极为称赞。但他对我的好评无济于事，政治上“先天不足”的我被无情地刷掉了。
尽管如此，社会舆论却有了微妙的变化，很多人都对我抱以同情，甚至为我鸣不平。那年的初夏，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江家骏教授和陈子安老师到宣汉县来为中学英语教师举办英语培训班，我虽只是个代课教师，却也破例获准参加该班学习。三个月的时间我与江家骏老师朝夕相处，获益匪浅。江老师知道我高考被刷的遭遇十分同情，主动提出由他向当地领导反映我的情况，希望能解决我的工作问题。当时他是县上的贵宾（僻远的小县城来了位教授，够轰动的了），说话自有一定分量。不久他即告诉我，宣传部部长已同意解决我的问题，看来读大学虽无望，在中学里当个英语教师是不成问题了。
几天后在县文化馆楼上举行考试，参考的是全县将转为公办教师的所有候选人(主要为民办教师），考试科目：语文、数学。我心中虽颇感不服（我是英语教师，却参加语文、数学考试，与语文、数学教师竞争！）却也勉力参加了考试。第二天考试结果出来了，我竟然两科荣获第一。江老师闻此也为我高兴。我们都认为，我的工作问题肯定可以圆满解决了。谁知大约一周以后有朋友告诉我，我的事告吹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复自语：“我考的第一呀！”我那位朋友在县城任教多年，比我社会经验丰富得多，笑着对我说：“录用人并不完全依照考试成绩。”直到我后来考上大学离开宣汉县的前夕，他才告诉我，那一次的“落选”还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
这次的打击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沉重，因为这次事件无异于宣布我将永远被打入另册。凄惶之情无法排遣，只好去向江老师倾诉。江老师沉吟片刻对我说：“现在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我准许你不上培训班的课，全天自己复习。以后报考学校就报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我会向系领导反映你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