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噩夢般的“自然災害”終於結束。一九六二年後，由於中央經濟政策的調整，國民經濟開始複蘇，政治上的極“左”思潮稍有收斂。那一年，我考上了初中。由於無錢讀書，沒去學校報到，母子倆每天在望龍門街邊擺小人書攤。當老師動員我上學找上門時，母親正躺在書攤旁發燒。我一邊陪伴生病的母親，一邊張羅書攤生意。一九六四年我讀初二時，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學習邢燕子、董家耕、侯雋等人紮根農村、做社會主義新一代接班人的熱潮。自毛主席關於“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指示下達後，“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這類豪言壯語成為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煉紅心的最時髦的語言。那一年，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在全國蓬勃興起。階級鬥爭的“弦”又繃緊了，極“左”路線又開始回潮。
何老師是我初中時代第二任、也是最後一任班主任。她嚴肅莊重，寫得一手漂亮的行書字，教學經驗也豐富，是一位優秀的教師。但是她政治原則性極強，一上任，就把我的助學金由甲等降為乙等（每月六元），大概在她眼裏，“狗崽子”是不配享受甲等助學金的。因此，我既欽佩她的書法和能力，卻又厭惡她的冷酷和極左言行。我對她總是敬而遠之。
我繼承了父親善於學習的遺傳基因，小學至初中均品學兼優。我是班上的物理科代表，我的英語經常得到老師的表揚；我是學校美術組成員，學校和全市舉辦的中學生牆報競賽中都注入了我的一份心血；我是文理科全麵發展型的優秀生，政治上也曾積極要求進步，希望加入共青團組織，但終因父親的株連而無緣。
一九六五年初中畢業前，何老師常把幾個“成分不好”的學生組織起來學習、談話。要我們徹底與反動家庭劃清階級界限，做到一顆紅心，兩種準備。一旦落榜，就到農村去“脫胎換骨”。我的成績冊上的操行評語總是批上：劃清階級界限不夠。意思是沒有深挖思想根源，與“反動父親”決裂得不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