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噩梦般的“自然灾害”终于结束。一九六二年后，由于中央经济政策的调整，国民经济开始复苏，政治上的极“左”思潮稍有收敛。那一年，我考上了初中。由于无钱读书，没去学校报到，母子俩每天在望龙门街边摆小人书摊。当老师动员我上学找上门时，母亲正躺在书摊旁发烧。我一边陪伴生病的母亲，一边张罗书摊生意。一九六四年我读初二时，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学习邢燕子、董家耕、侯隽等人扎根农村、做社会主义新一代接班人的热潮。自毛主席关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指示下达后，“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类豪言壮语成为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炼红心的最时髦的语言。那一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在全国蓬勃兴起。阶级斗争的“弦”又绷紧了，极“左”路线又开始回潮。
何老师是我初中时代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班主任。她严肃庄重，写得一手漂亮的行书字，教学经验也丰富，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但是她政治原则性极强，一上任，就把我的助学金由甲等降为乙等（每月六元），大概在她眼里，“狗崽子”是不配享受甲等助学金的。因此，我既钦佩她的书法和能力，却又厌恶她的冷酷和极左言行。我对她总是敬而远之。
我继承了父亲善于学习的遗传基因，小学至初中均品学兼优。我是班上的物理科代表，我的英语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我是学校美术组成员，学校和全市举办的中学生墙报竞赛中都注入了我的一份心血；我是文理科全面发展型的优秀生，政治上也曾积极要求进步，希望加入共青团组织，但终因父亲的株连而无缘。
一九六五年初中毕业前，何老师常把几个“成分不好”的学生组织起来学习、谈话。要我们彻底与反动家庭划清阶级界限，做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一旦落榜，就到农村去“脱胎换骨”。我的成绩册上的操行评语总是批上：划清阶级界限不够。意思是没有深挖思想根源，与“反动父亲”决裂得不彻底。
一九六五年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我，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家庭“成分不好”的同学，莫名其妙纷纷落榜。而许多学业平平，甚至很差的学生，只因爹妈成分好，大都幸运地考上了高中，这就是当时教育界之怪现状。
我获知中考落榜后，垂头丧气地由学校朝家里走，到储奇门时，迎面碰上我不愿见面的何老师。她对我的落榜好像早有预料，一点不感到突然。她劈头第一句就说：“赵怀东，现在是你接受党的考验的关键时刻了。农村在召唤你们……”她可能发觉自己的说教缺乏人情味，不容易奏效，停顿了一下，便语气和缓地说：“如果你不下乡，按你的家庭成分，肯定调不到工作。本来你母亲就无职业，这样就更恼火。如果下了乡，减轻了家庭负担，又自食其力，对自己也是锻炼。说不定几年后，表现好的还可调回来哩。”
下乡前夕，学校为了加大下乡动员的力度，还请来了大巴山的知青代表冯凯来校现身说法作报告。冯凯将知青生活描绘成小桥流水、田园牧歌、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我想，既然农村这么美好，应该高高兴兴地去才对。
酷爱读书的我中考落榜，感到人生灰暗，前途无“亮”，无颜见人。以为是反动家庭把自己害了，觉得只有到农村去改造锻炼，才能洗刷家庭带给我的“罪过”。同时也担心如果不下乡，万一真的不调工作，麻烦事也多。
看我决意下乡，母亲不敢过分阻止，只是成天愁眉苦脸、暗地着急。后来她实在忍不住才说：“这是大事，你个人拿好主意，到时候生米煮成了熟饭莫后悔哟！”对我坚持下乡她内心的矛盾难以言状：如果公开坚决阻拦，一旦事情捅了出去被人告发，“破坏下乡”的罪名是担当不起的。因为她是“反革命”家属啊！多年来的遭受歧视和压抑使她谨小慎微、胆小怕事。
一位同学好言劝我莫下乡。他家成分好，说话无顾忌。他说，宪法说公民有迁居自由，但那是写在纸上的，下乡容易返城难，世上没得后悔药吃，劝我三思而行。可我的性格就是：一经决定了的事，百头牛也拉不回！
而以后的严酷现实则完全被那位同学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