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下乡后的第一个元旦，老乡们主动给我们送来的蔬菜已消耗殆尽。老根据地人民的日子原本就过得很艰难，我们没好意思再向他们伸手。冰天雪地我们自己又没法开荒种地，每天的下饭菜只剩下盐巴和米汤。当时政府给每个老知青每月的生活补助费只有两元钱，别说改善伙食，像我们女知青买月经纸的钱都差点不够。在弹尽粮绝之际，我们没有想过向上级求援，因为不知道上级在哪里，送我们下乡的老师早已“拜拜”回了城，公社领导又从未到场里亮过相。我们想到的只是搞点生产自救，议来议去，眼前突然浮现出《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张思德是为了烧木炭牺牲的，而我们山上最不缺的就是烧炭的木材和几十个知青前赴后继的青春活力。一打听，那时镇上的木炭可以卖到四五角钱一斤，与我们全体场员一个月的生活费加起来不到一百五十元相比，这是一个不小的**。于是，我们一边唱着“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心，革命时代当尖兵……”，一边干起了烧炭的行当。
那时，男女知青之间的友情真是情同手足。男知青为了照顾女知青，不准我们介入烧炭的事。但我们偏要显示妇女能顶“半边天”，最后获准去山里拖男同学砍倒的烧炭的木材。烧炭的木材不同于一般的柴火，必须是质地坚硬的青?树一类，而且基本上是越大越老的树越好，烧出来的炭才又粗又结实，才能卖得好价钱。可哪里知道，在纵横交错的林间雪地上拖运又大又重的树干，上坡复下坡，曲曲又折折，完全是个重体力活。拖不了一会儿就累得我们上气不接下气，豪迈的歌声也咽进了饿得咕咕叫的肚子里。而男同学砍树和烧炭的任务则更艰巨。几天下来，又累又饿，一连病倒了好几个。其中一个我们同年级的老大哥，因为没日没夜地坚守在烧炭第一线，累得肺病复发，吐了不少血。如此这般地奋战了半个月，我们终于有了一大山上好的木炭。
面对建场后的第一个大丰收，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一大山木炭如何能够运到集市上去。我们茶场离镇上有十七八里山路，没有交通工具，运东西只有靠人背。平时我们背上百十来斤走这段路还过得去，可是雨天雪天山陡路滑，稍不留神就会摔跟头，不背东西都够呛，而现在，不仅是大雪封山，而且要运的是一摔就碎，碎了就贬值的木炭。如果等雪化了再去卖，大巴山上的积雪一般要到开春才融化，那时木炭就卖不出好价钱了，况且远水也解不了近渴。左右为难之际，最后还是肠胃的基本需求占了上风。我们开会决定，除了留守人员外，全体场员一起出动背木炭上街。出发前，我们在鞋底套上了防滑的稻草绳，穿上了护身的大棉袄，确定了行走路线和先后次序，便“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了“雪中送炭”的征途。
尽管一路上我们不停地相互提醒，但还没走出半里路，一个外号叫“姑娘”的初中男生就摔了一跤。因为他是近视眼，没看清山道上的积雪下面还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踩在这样的地上仿佛脚底板擦了油，稍不留神就会摔倒。他摔下去以后，没顾得上看自己伤着哪里没有，而是赶紧检查背篓里的木炭摔断了没有，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爱护公物的好榜样，但同时也开创了摔跤的纪录。从他开始，我们就一个接一个地摔倒，无论近视还是不近视，没有一人幸免。有的摔在暗沟里，有的摔在石坎上；有的上坡绊倒，有的下坡滑倒。摔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再摔到。脚上的草绳磨断了，棉袄被树枝刮破了，手、脸被木炭染黑了，这支别具一格的送炭队伍，在雪地里歪歪扭扭足足拉了百米长。平时只需要走两小时左右的路，那天足足走了五个多小时。
幸运的是，我们虽然摔得狼狈不堪，但和“姑娘”一样，背上的木炭却基本完好。为了保护背上的木炭，我们每个人都不自觉地把腰弯到不能再弯的程度。这样一来，无论是向前摔倒还是向后跌倒，木炭与地面的距离都最大限度地缩短了，而且先着地的不是我们的头，就是我们的屁股，绝对轮不到装着木炭的背篓。一幅“令无数英雄竞折腰”的画面，无比真实地出现在我们眼前。
如今，我已记不得那天的木炭卖了多少钱，又用换来的钱买了多少生活必需品，但却清楚地记得“姑娘”在雪中送炭的途中先后一共摔了十七跤，名列摔跤纪录榜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