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求知欲的覺醒是在初三下學期。那時我對數學有濃厚的興趣，並初步選定以數學為終身事業。僅僅因為“出身不好”，我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機會，這不啻是澆在強烈求知欲上的一盆涼水。然而青春意識中覺醒的求知欲猶如一團熊熊燃燒的火焰，也不是那麽輕易就能撲滅的。自學成才的著名數學家華羅庚是我崇拜的偶像，我決心以他為榜樣。我也酷愛俄羅斯文學，很想能閱讀俄國文學大師們的原著，因此在下鄉的簡單行囊中夾帶上一套《俄語語法》和若幹冊《俄語》讀本。
我的家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大家庭，可是，在我下鄉的漫長歲月裏，沒有一個成員鼓勵過我自學。
“文革”中我曾在大姐家待過半年多。大姐夫在上海海運學院任教，是留蘇博士，他從來不過問我自學俄語的事，仿佛壓根兒就不知道，我也就不敢在他的麵前看俄語書。我在大姐家的日子裏，他帶領我姐、一雙兒女和我，煞有介事地每天向毛澤東的畫像“早請示晚匯報”——這當然也是上海裏弄所要求的。他是否虔誠，我難以說定。不過大姐夫偶爾也會同我討論王勃的詩、魯迅的《野草》、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麽辦》、狄更斯的《雙城記》等。那都是飯後閑談中不經意談到的，而且每次談著談著都是他突然止住了話題，然後奉勸我少看點這類書，多讀毛主席的著作。有一次，我終於忍不住頂了他：“毛主席的著作不就隻有四本嗎？”他怔怔地瞪了我一會兒，神色悵然，沒有再說什麽。
我的一個學文學的哥哥更是說我學的那些“玩意”是“屠龍之技”——他倒不是譏諷我，他自己學的文學就成了“屠龍之技”，如今靠肩頭吃飯。
一九四九年以來，每次運動父親都擔驚受怕。一九五七年在南開大學學曆史的二哥、在上海音樂學院學作曲的四哥和在雲南大學教書的大嫂被打成“右派”，紛紛被下放到邊遠地區改造，這對於兒女情長的父親精神上的打擊遠甚於他自己在曆次運動中受到的衝擊。我從小很少看見父親笑過，他潸然淚下的情景至今刻骨銘心，揮之不去。父親多次叮嚀我長大後不要學文史，要學理工，將來吃一碗穩妥的技術飯。我下鄉後，父親對他最小的兒子牽腸掛肚的便是吃得飽不？穿得暖麽？幹活累不？其他都無從顧及了。有一段時間，我十分著迷於魯迅著作，父親不無憂慮地對我說：魯迅的書少看，看多了學得憤世嫉俗，言語尖刻，將來是會罹禍的。我實在不忍心給父親再增添哪怕一丁點精神上的負擔，當著他的麵就不看，私下裏忍不住一本接著一本地讀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