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开始劳动时，我们知青分成两个组。喂猪的、喂牛的、做饭的、打柴的一组，育树苗、种棉花、种粮食、种蔬菜一组。我刚开始在种菜小组，和大家一起挖地种菜。我从来没有用过锄头挖过地，感觉锄头又重又大，不听使唤。自己个头虽然高，但人很瘦，力气不够大，挖不了几锄，就要歇一下。我用锄头又是一个左撇子，老跟其他的人相碰撞。于是，大家总是把我安排在边上挖地刨土。在本地场员的指点下，我学会了使用锄头。
那时每天长时间的劳动，体力消耗很大，感觉很累，总是希望有休息。记得一九六五年十月一日，大家都以为场部会因“国庆”安排休息，也好趁此机会整理一下各自的内务，谁知这天林场还是安排大伙出工劳动。我和几个知青被安排到山坡上扯黄豆，小姑娘们一边扯一边发牢骚：“出啥子工嘛！连国庆节都不让休息，啥子场长嘛！”
有一天下午我们被派到离林场最远的一块地里去挖红苕，到那里要翻过一个山坡，要走一个把小时的山路。红苕挖完天已快黑，大家急忙背着红苕，拿着工具往场部走，在半路上时大家都感到非常饥饿，再也走不动了。几个胆大的男生带头，用小刀削红苕吃，我也吃了两个，感到立即有了力气。当时私自吃红苕是要被批评的，有人出主意，把红苕皮全部集中起来，在地上挖了一个坑埋了下去，之后我们才回到林场。
劳动生产是那样艰苦，但我们必须咬着牙坚持下去，时间长了就能习惯。生活条件的恶劣，尤其让我们难以适应，使我们感到非常痛苦，因而大家的情绪很低落。林场是按照集体生活的原则安排大家的生活和劳动，而林场当时的物质条件非常差，缺少房屋，缺少生活必需品，没有任何文化娱乐，没有电影看也听不到广播，更没有书报可看，完全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乎接近原始生活。林场缺少柴火，除保证大家一日三餐外，也不烧热水，洗脸洗脚都用冷水。冬天只能在做饭后用余烬热一点水，洗脸洗脚。平常大家根本无法洗澡、洗头，天长日久，终于长起了虱子。刚开始发现虱子，我被吓哭了。大家想了很多办法来灭虱子，但效果不大，经过种种努力，也只能把大部分虱子除掉，但始终不能根除。
日子在沉重和痛苦中过去，离家后的第一个春节快到了。一九六六年春节前夕，重庆市派出了慰问团，到达县地区对重庆知识青年进行慰问，慰问团的老师也到了我们林场，开了座谈会。见到家乡来的人，感到上级还是关心着我们，大家情绪稍好一些。慰问团的老师回重庆之时，我们都写了信托他们带回去，这样大家都可以节省八分邮票钱。我还将当月发的两元钱补贴带回去给了我的妹妹，在给妈妈的信中只字不提林场如何艰难困苦，只讲这里如何好，为的是让妈妈放心。
当时的春节，远没有像现在这样热闹和受重视，但毕竟是传统节日，林场也很看重，安排杀了一头猪，大家也休息了好几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洗洗衣服，睡睡觉，结伴去赶了一次场，抽空给家里写了信。在空隙闲聊时，大家谈到了林场的前途和知青未来的出路时，感到前路茫茫，前途未卜，心中空****的，十分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