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垭林场的团支书叫汪家福,是我们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出身于歌乐山街道上一个开相馆的人家。他学习优秀、待人诚恳、面目和善,长得像女孩子一样漂亮。据他跟我讲,四岁以前妈妈一直把他打扮成女孩模样,男女知青都很喜欢他。到林场后,他被团员们推选为支部书记,更是吃苦在前,以身作则,累活脏活抢着干,谁有思想问题总是做耐心细致的工作,解开心头疙瘩。对公社或场里布置的工作,总是积极热情地完成,浑身都洋溢着青春活力和使不完的劲头。
“文革”开始后,有一件事情对汪家福的精神有很大的打击。一伙知青砸开了公社文件柜,翻看了一些安置文件和知青档案,其中有份文件将知青的出身表现分为四类,谁是几类很快就四处传开。好像汪家福和我都不在第一类而在第二三类人中,我当时并不在意这个分类,照样我行我素,汪家福则不然,听到这些传言后则十分消沉。有次私下里对我说:“怪不得第一批建党积极分子培训班没有我们。”他心想自己出身虽然不好,但一直以来都是要求进步、积极向上的,一切行动都听党的,为什么他们仍然不信任我,把我打入“另册”,记在他们的黑名单上……自此以后,他发生了很大变化,场里的事也不再关心了,而且在林场里经常见不着人,不知去了何方。后来听说参加了一个知青群众组织——“红云战团”,他们的宗旨是“砸烂社办林场”。
照现在看来,当时的行为十分幼稚可笑,但那时狂热的青年男女根本不顾一切,去追求着理想中的“伊甸园”。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正在他们身上泛滥。当时“红云战团”内部也有两种不同观点,斗争也十分厉害,但左的思想总占上风。如果再这样搞下去就要走极端,要出事。当时我也在其中混了一段时间,我由于家里有几个兄长当过右派,时刻告诫自己不能再出什么乱子了,因而言行上总难免保守右倾,与这种左的思潮格格不入,随即与几个好友脱离“红云战团”,回到了本公社和林场。临行前家福来送我,我告诉他:“你们行为要有所收敛,不要给别人当枪使,做什么事情都要给自己留条后路。”看他穿得单薄,还将自己穿在身上的一件夹袄脱给了他。
回到林场和公社后,我和翟克建在新民公社,应各大队的要求成立了农民协会,主要任务就是协助公社党委“抓革命、促生产”,禁止各“造反组织”随意揪斗公社干部,也不准干部们躲在乡里不回来抓生产和处理日常事务,还要调解农民纠纷,登记结婚离婚,发布生产通知,组织会议等。
我们在公社三四个月时间里,不时传来林场知青的消息。六月二十七日,有知青来报告,昨天晚上沙溪打了一整夜枪,打死了不少知青。我们艰难地赶回沙溪场口,见到了几十名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知青,其中有许多一中的同学。简单告知情况后,我们商量决定暂向新民方向撤退,待养好伤后再回各自的林场。于是大家相互搀扶着,背着重伤员向新民方向撤退。在这些伤员中,我没有发现汪家福,不知生死如何?
沿途不时受到冷枪袭击,队伍行进得十分艰苦。当四十五人的队伍走到中途一个公社盐井时,又受到了武装人员围攻殴打,我的左胳膊差点被打断。其中我场知青王安心肚子上中了一枪,血水一股股朝外冒,不停地惨叫,无医无药,我们也无可奈何,只好用白布包扎一下,吃点止痛药(肠子打断了,天知道起得了什么用)。我们被武装人员关押在一所农中校内,没吃没喝又过了一夜,只听王安心不停地惨叫:“我要死了!我想回家!……”
第二天一早,跟区上的“支左”部队联系上,才将王安心抬到区医院。听护送的人后来讲,王安心送到区上后,由医院雷医生开的刀,把腹腔里肠子搬出来,有三根肠子被打穿,腹腔里满是粪便,子弹头卡在盆骨里,没有取出来,待身体强壮后方能做二次手术。中午时候我们才发现,看押我们的已不是武装人员,而是一些当地的组织人员,我们人多势众,也不怎么敢管我们,我们随即撤退到了新民林场——柏垭寺。
此时的林场到处一片狼藉,已被造反派洗劫一空,真是令知青有家难归啊!休整几日,又没什么吃的,其他林场知青也就纷纷散去,林场留下不足十个知青,过着缺吃少喝的悲惨日子。
九月十二日,接到从公社带来的一个口信,说我们林场的知青汪家福在洪口淹死了,叫我们派人去打捞收尸。听到这消息,几个女生都哭起来了,不知怎样才能找到汪家福,怎么好好的一个人,说没有了就没有了,真叫人不敢相信。
当时正下着霖雨,已经下了好几天了,山洪四野,到处雾茫茫一片,根本没法出门,但为了救同学,也顾不了什么,六位同学冒雨出门了。路上之艰难危险,并不亚于钟家沟遇险,至今想起都令人胆寒。六十里雨里水里爬滚了一整天,好不容易赶到洪口,看着奔腾咆哮的河水,宽阔的河面,高声叫着“汪家福,你在哪里!”
负责接待我们的是区府一位周区长,告诉我们说:“汪家福是和另一个知青岳学柏一起游水渡河的,当时桥面已被洪水淹没,又没有渡船,他们急于想过河到洪胜林场去,岳先下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游到对岸,而汪则因水性不好被洪水吞没。”又说:“等雨小些我们组织力量打捞。”在洪口等我们的还有岳学柏,他是文胜林场的团支书,他也告诉了我们详细情况。
第二天雨小了一些,洪水也退了一些,区政府组织了三艘渔船打捞。船上人用绳子系个竹篼在河里拖来拖去,若遇衣裳软物则可勾起来。我们有时也上船帮忙,在河边指挥,捞了两天毫无结果。第四天早上有人报告区上,说在下游十五里处松溪公社境内发现一男尸,身上只穿了条**,已经有味了,我们初步断定就是汪家福,我叫其他同学先去打捞起来,我随后即到。我找周区长批了五丈白布、五斤白酒,并对周区长表示了感谢,然后匆匆赶到松溪河边。
看到躺在石头上的汪家福,真令人百感交集。当时尸体几乎让人难以辨认,但右唇上的黑痣和两颗尖尖的犬齿以及手上的灰指甲,让人断定就是汪家福。我们用白布将尸体包裹起来,又在农户家里砍了两根竹子,做成一副担架,抬着汪家福回到林场。
为安葬汪家福公社支付了一百五十元钱,在乡里买了一副棺材,是比较好的那种,由于身体发肿,差点放不下去。安葬地点就选在柏垭寺后山上,可以俯瞰整个林场,并镌刻了一块墓碑“重庆知识青年汪家福之墓,一九四四至一九六八”,在墓地四周种上了二十棵杉树。二十四岁青春年华,就永远埋葬在这块土地上了。连续近半月,有四乡各地知青前来吊唁,其情景非常悲壮。
有人说汪家福死得其所,为理想而死,重如泰山,有人说汪家福一死百了,否则“秋后算账”日子难过。我们是同场室友,我知道他是怀着一肚子委屈、失望、失落的心态寻找新的寄托、新的平衡、新的出路。当时知青中有个提法叫作“四块钱一条的命”(即当时每月生活费四块钱),所以对命运前途甚至生命都看得淡,无所谓,做出一些反常的事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