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埡林場的團支書叫汪家福，是我們同年級不同班的同學，出身於歌樂山街道上一個開相館的人家。他學習優秀、待人誠懇、麵目和善，長得像女孩子一樣漂亮。據他跟我講，四歲以前媽媽一直把他打扮成女孩模樣，男女知青都很喜歡他。到林場後，他被團員們推選為支部書記，更是吃苦在前，以身作則，累活髒活搶著幹，誰有思想問題總是做耐心細致的工作，解開心頭疙瘩。對公社或場裏布置的工作，總是積極熱情地完成，渾身都洋溢著青春活力和使不完的勁頭。
“文革”開始後，有一件事情對汪家福的精神有很大的打擊。一夥知青砸開了公社文件櫃，翻看了一些安置文件和知青檔案，其中有份文件將知青的出身表現分為四類，誰是幾類很快就四處傳開。好像汪家福和我都不在第一類而在第二三類人中，我當時並不在意這個分類，照樣我行我素，汪家福則不然，聽到這些傳言後則十分消沉。有次私下裏對我說：“怪不得第一批建黨積極分子培訓班沒有我們。”他心想自己出身雖然不好，但一直以來都是要求進步、積極向上的，一切行動都聽黨的，為什麽他們仍然不信任我，把我打入“另冊”，記在他們的黑名單上……自此以後，他發生了很大變化，場裏的事也不再關心了，而且在林場裏經常見不著人，不知去了何方。後來聽說參加了一個知青群眾組織——“紅雲戰團”，他們的宗旨是“砸爛社辦林場”。
照現在看來，當時的行為十分幼稚可笑，但那時狂熱的青年男女根本不顧一切，去追求著理想中的“伊甸園”。聖西門、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潮正在他們身上泛濫。當時“紅雲戰團”內部也有兩種不同觀點，鬥爭也十分厲害，但左的思想總占上風。如果再這樣搞下去就要走極端，要出事。當時我也在其中混了一段時間，我由於家裏有幾個兄長當過右派，時刻告誡自己不能再出什麽亂子了，因而言行上總難免保守右傾，與這種左的思潮格格不入，隨即與幾個好友脫離“紅雲戰團”，回到了本公社和林場。臨行前家福來送我，我告訴他：“你們行為要有所收斂，不要給別人當槍使，做什麽事情都要給自己留條後路。”看他穿得單薄，還將自己穿在身上的一件夾襖脫給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