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的后期，社办林场已名存实亡，完全要靠国家补助和救济过日子，“撤场插队”就应运而生了。我早就厌倦了林场那种动**不安、缺吃少穿的日子，所以立即就和刘儿带上一个小被盖卷、几件破衣落户到了五大队五队。下队几年，和生产队社员相处得十分融洽，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加之我会木匠活，常去给他们免费做桌椅床柜，还有较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懂一些医学常识，更是得到他们的尊重和喜欢，甚至有些老农要给我“说媳妇”，叫我“早插秧、早打谷，早生儿子早享福”，真是盛情难却。
在高家梁院子里，我的木工师傅一家和他的养子一家跟我们关系都很好。他养子是副大队长，兼公社的公安员，我们有什么困难，只要一说，就尽量想办法解决，家里有点什么好吃的都要喊过去吃，特别是弄到点鱼呀、野味呀都要喊过去同享。院子里经常有知青来，而我们才种上的蔬菜没法吃，师娘就叫我们到她地头去割，常端她做的稀辣子、豆瓣、渍的盐菜甚至可卖钱的核桃、板栗、向日葵给我们。这种深沉的关怀使我真切地体会到山区人的淳朴厚道，对于我们这些远离家乡和亲人的游子来说，感受到了家和亲人般的温暖。
师娘姓杜，四十上下，中等身材，平日里整天都在忙碌，养有一头大黄牛、两头架子猪、一大群鸡，还有一大片自留地，洋芋蔬菜种得又多又好。闲下来手上都没空过，不是缝补衣裳，就是纳鞋底袜底，怪不得我们才到通江时，就听说通江妇女最能干，最吃苦耐劳，有句俗话叫“要吃通江饭，妇女打前站”。通江的男人们除耕田犁地背负重担，回家后就基本不干家务，坐在火塘边烤火抽烟，等老婆把饭菜煮好端上来，晚上等老婆铺好床，洗脚水端来。吃饭时老婆还不能与公婆丈夫同桌，站一边侍候，谁碗里没饭了，还要接过去盛饭，双手递上，待大家吃完下席了，女人们才能上桌。通江女人当时的现状就是如此，我在农村跑了二十余年，真是太了解她们了，对通江妇女的命运十分同情。
师娘尽管整天都忙，但事情总是安排得井井有条，干活从从容容，身上衣裳穿得干干净净的，头巾也包得整整齐齐，说话始终是轻言细语的，至今我都记得她常说的一句话：“文级，你师傅喊你过去说个话（实是叫我过去吃肉喝酒)。”比起同院的儿媳妇能干多了。师傅家只有老两口，养子是分家独过的，他们小日子也很红火。我师徒二人冬闲时常联手出去修房子，做嫁妆，一冬下来也能挣百十元，生活过得比较富足，但美中不足的是他们没有子女，没有自己亲生的儿子。大概私下里也常抱怨师娘，但当外人面从没听说过什么。
一九七〇年冬季的一天夜里，师傅到我家来说师娘不见了，晚饭没吃就不见了，直到这时都没回来。我说：“你们吵架了吗？”师傅说：“没有，我们只是争了几句她就出去了。”又听其养子说，爹爹经常骂娘是不下蛋的鸡，你要我“断后”什么的。我一下就明白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山里人最担心的事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师娘不能生育，所以永远都抬不起来头来。我忙说：“我们赶快四下里找吧。”于是分成几路，提着马灯、打着火把，满山遍野地去搜寻、呼唤，直到半夜也不见个踪影。恁大的山林，藏个人还不容易，有人说是否叫鬼迷倒了，放几枪驱驱鬼试试，我用火药枪放了三枪，也没有人回来。大家聚在师傅家里正商量着什么，忽然看见师娘从门外走进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找得我们好苦呵！你藏到哪去了嘛？”师娘悄悄对我家的俩女生讲：“姑娘啊！我怕你们住在院子里害怕，不然我不会回来了，我的后事早准备好了。”大家都劝她想开些，不要自寻烦恼。就这样相安无事地过了春节。
初春的一天早上，我在院子里摆开木匠家伙，准备为朋友做架木床，师娘走到我的马凳前，交给我一大串钥匙，叫我下午时分打开门让鸡进窝下蛋，说完就匆匆出工去了。我埋头苦干直到太阳偏西，突然看见师娘回来了，我说“收工了”，她哼哼两声，在马凳上拿了钥匙就进门去了。不一会儿又开了对着院坝的卧室门，翻箱倒柜找什么东西，不一会儿收拾停当把门锁上，又走到我马凳前将钥匙交给我说：“等你师傅回来交给他。”转身就走了。我追上前问：“你到哪里去？”她嘟噜了什么，我也没听清楚，又继续刨木头去了。隔一会儿我觉得不对劲，又跑到院子边去看看，去山上山下的路上都没见人影，这人还会腾云驾雾？我正纳闷着，抽出支烟到下房（师傅养子伏正聪家）点火，伏正聪岳母在火塘边带孩子。她说你师傅家楼上听到“扑咚”一声，我心想这么快就有小偷光顾，跑到马凳边，操起利斧就跑到四周察看，这里里外外门都紧闭着，不可能是小偷进屋，可能是猫在楼上想偷腊肉吃，便没理会，接着又做自己的木活去了。
当太阳快要落山时，院子里又匆匆走来了一个人，是平日里与师傅家要好的何大伯，冲我就问：“看见你师娘吗？”我说：“走人户去了。”他说：“有钥匙吗？快把门打开。”我赶忙掏出钥匙把师傅家的大门打开，边问：“出了什么事吗？”他着急地说：“你师傅家的牛摔死了，队长要她赔一条牛，你师娘就哭着先跑回来了，快把歇房门打开。”“快上楼看看！”
我跨上木梯才三四步，即看见一个人吊在大梁上，我大叫一声：“不好了！有人上吊！”也顾不得恐惧，急忙上去抱着下垂的双脚，叫人先上去解索套。上去的何大伯心慌手乱就是解不开，我忙叫跟上来的知青蒋某，快去马凳上拿斧头来，一斧斩断索套，师娘一下就倒在我肩上，我急忙放在一空**，做人工呼吸。师娘穿戴一新，几乎把所有新的好的衣裤都穿在了身上，足有十件之多，怪不得一小时前我觉得她像是要“走人户”，原来她是要命赴黄泉！
我做了约半小时人工呼吸，累得满头大汗，实在不行了，又叫蒋某按了一阵，又叫伏正聪准备姜开水，又叫把我银针拿来，刺人中、刺跟腱、十宣放血，把我平生所学的医学急救常识都用上了，也未能救活平时待我如母亲一样的师娘。我真恨自己没有回天之术，恨自己太愚蠢，没有脑子，如果她回来时我多问几句，如果老太婆告诉我楼上有响动，我开门上楼看看，可能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悲剧也不会上演，也许是我的无知断送了师娘的性命。一个善良、勤劳、宽厚的中年女人，就活活被习惯势力吞没了。
在师娘下葬的日子里，我看见一个怀孕的中年妇女出现在院子里，几天都没离去，我问伏正聪是谁，他说是别人给师傅介绍的新师娘。听后我真替师娘难过，夫妻一场二十多年，尸骨未寒且还未下葬，新人就迫不及待顶班来了。女人就像家里一只瓶子，摔坏了换一只就是，哪有什么恩爱感情。师傅也不是个东西，没有悲伤、没有怀念，就迫不及待地讨老婆，真是个无情无义的坏老头。自此，我足有半年时间未跨他家门坎，也从未称呼过那位“新师娘”。那位新师娘几月后就为师傅生下一女儿（但也是别人的种)。
年末我迁到另外一个生产队，临行前师傅非要请我到他家去，为我饯行。师徒相对喝闷酒，大家都不说话。酒过三巡，师傅这才说话：“文级，我把你得罪了吗？为啥半年都不登家门，不跟我说话？”我想反正要走了，不妨把话说开，我说：“你对师娘太冷酷无情了，跟你二十多年，因你的抱怨责怪，含恨死去，尸骨未寒你又另找新欢，你对得起与你共建家业、同甘共苦的师娘吗？”师傅听后说：“你原是为你师娘死的事跟我生气，我何尝不想你师娘好好活着。结婚二十多年，我们都是和和美美的，只是夜深人静，火塘边只有我两口子，实在是感到冷清得很，对她偶有抱怨，她就受不了寻死寻活的，我有什么办法。还有周围那些搬弄是非的婆娘，她受得了吗？我一个男人家，又是猪又是牛的我又不会做饭洗衣，这日子怎么过嘛？”他倒有一肚子苦水说给我听。想来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爱情都是很实在的，农民的爱情更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男耕女织、生儿育女，谁破坏了这种平衡，这个家庭就难以维持下去。
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一九九九年，和原来插队的几个知青，不，已经是些老头老太婆了，又爬上这个院子里来看望师傅一家，凭吊师娘时，师傅及伏正聪两家已是儿孙满堂。只有师娘的坟头仍静静躺在院后的山坡上，聆听着山风的呼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