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三大队小学在这年秋季就有了三个班。在一起教书的还有潘开荣、张尚六两位老师，由潘老师负责校务，他是个有二十年教龄的老教师。分配我去教三年级，这个班是从原潘老师所教的复式班（几个年级学生在同一班里上课）分出来的，花名册上写有三十五名学生。在开学前的公社全体老师大会上，分管教育的党委吴副书记做了一个很长的报告，无非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教育阵地等等。末了一再强调对贫下中农的孩子不能以任何借口拒之门外。那时规定不能补课，甚至不许留级，哪怕成绩一塌糊涂，也只能往上一年级送。特别指出民办班的学生名额，至少要保证三十名，否则就只能解散。我心中盘算着照这个标准要解散也还轮不到我这个班，真有点庆幸。谁知到了开学的日子，来校报名的学生仅二十余人，正式行课了，学生还没到齐，这下我可真急了。下午一放学，顾不上回家吃饭，就照着名册对未到校的孛生逐个家访。为找到学生的家长，从这个山坡撵到那个山梁，或者在湾里等到天黑，人家才收工回来。然后，了解孩子不来的原因，不厌其烦地讲道理、讲不读书的危害，和颜悦色地说好话，劝他们让孩子到校上课。其实我眼前所看到的这几个学生家境确实很贫穷，除了聊以避风雨的草房、简单的农具和生活用的破旧家什外，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把门一关就上坡，不用上锁的。几元钱的学费对他们当然是个大数目。没钱的不让孩子上学，既无钱家中又缺劳动力的，要让孩子在家当帮手，更不愿让孩子来。对没钱的家庭，我说可暂不交学杂费，把书拿去先上课再说，学费还可申请减免。而后者，说什么也不愿让家中少个劳力，有的说你曾老师帮我放牛、帮我挖地？真是的，你不要钱他还不来呢！在这样的人面前我的那些道理完全苍白无力，真想拂袖而去，然而想到它与自己饭碗攸关，也只好赔着笑脸，再三游说。那些日子几乎都是摸黑回到家，觉得比干农活还累。后来，我真的把书本带到这些孩子家中，送到他们手上，并说“啥时有钱啥时给”“家务多的孩子可晚来早走”等等。说实在话，心里只想怎样把这些学生请回学校，拜托凑个数吧，为了保我的饭碗。功夫不负有心人，跑了一两周，总算感动了家长，最后除两名转到邻水护林小学读书外，其余三十三名学生都回校上课了。以后，每学期照例要跑几遍，行游说之能事，并还得垫付些工资先把书本买回来送给学生，先读书后收钱，这样每学期班上入学人数都能保证三十名以上。至于要收回所垫费用，则是件头痛的事，一些家长从小春预分拖到年终决算，仍没有钱。那时农村经济确实落后，有的生产队每个劳动日的价值只一角多钱，甚至几分钱，到后来个别家长看见我就很不好意思，也有主动躲开的，我知道他们觉得尴尬。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我一共垫出的费用有一百多元。现在看来这是微不足道的金额，然而在那个年代一个强劳力干一年未必能挣得这么多钱，而我每月才二十三元工资，这意味着我白白忙活了整整一学期，真正是不计报酬地“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有什么办法呢，一个都不能少，少几个我的饭碗就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