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丽珊最后自杀了，在我印象中，送命的自杀这是第三次，也许总数不止三次，谁知道呢？我认识曾丽珊是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六日。
那一年秋天，我们从重庆上山下乡分配到达县地区大竹县张家公社林场。这天，我们一杆知青队伍，从石子区公所往六十里以外的马家山林场进军，当时，几十个男孩女孩彼此都还不认识。
我们每个人的行李大致三件衣箱、提网和被卷。要奔波几十里，这几件行李对于我们这批十六岁左右的少男少女，无疑是沉重的。公社统一安排了数十个农民替我们挑行李，知青们或空手或只拿一件，轻松了许多，就不住地感激这些农民。后来察觉这些农民被干部厉声呵斥而不敢言声，一打听方知，除了七人是将与我们同场的老场员（带领知青劳动的本地农民）外，其余都是各大队被管制的地富反坏分子。说实话，当得知与我们同行的是坏人（有一九六二年鸦角山叛乱的反革命）时，我顿生戒备之心，多少有些提心吊胆。
一路劳顿，有苦有乐。抵达马家山脚下，平缓的田间石板小路陡然消失，一堵陡峭的石壁立于眼前。抬头看，山上草木青翠，眼前这五丈石壁显然是被山水冲光了泥土植被而**出来的，人们只能借助几个人脚磨出的小石坑往上爬。
我们男孩子猴似的向上攀援，情绪亢奋，并以开怀的笑声砸向那几个爬上又滑下的胖女孩，同时开玩笑为她们编就了“一号猪”“二号猪”“三号猪”的绰号，因为她们什么都没拿，徒手攀援也显出一副笨相。
只有几个不服输的女孩独自艰难地往上爬，记得曾丽珊就是其中一个。之所以记得她，并非是对这个娇弱的小女孩肃然起敬，而是对她居然还拎着一个行李网筐负重而上印象深刻。
恻隐之心让我伸出援助之手，我一手抢过她的行李网，一手拽着她向上攀爬。行李网很沉，我这才发现，网内二三十本书都是高中课本，我诧异了。
“你下乡还带课本？” “我还要复习，还要考。” “考高中？” “考大学。” “你是高中生？” “高六三级的。”
哇，大我四岁——都二十啦！但是我怎么也无法把这成熟的年龄与眼前的小女孩联系起来她身高不过一米四，她的小手让我感觉是只小孩子的手，尽管我的也不大（现在想来，除了遗传因素外，完全是因为营养不良）。
曾丽珊是林场个头最小的女知青，自然在体力和劳动技能上没有任何突出之处(那是个靠体力生存的年代），加之性格孤僻，不善与人交往，因而很少受人关注。
她让我心存敬佩完全是因为一次偶然。一天，在水田平出的小篮球场上打球时我不慎摔破了膝盖，卫生员李焕琨带我到女生住房楼上（男生一般不让进）擦红药水。楼上很暗，我眼睛适应了好一会儿才看清屋内的东西。想不到的是，在楼下众人呼声震天地进行球赛时，曾丽珊居然能静下心躲在楼上练毛笔书法，而且居然练的是《乙瑛碑》（那时人们多练楷书，练隶书的且又是女孩实属凤毛麟角）。我因为也偏爱隶书《曹全碑》而对她刮目相看。后来在场庆一周年之际，由我主办墙报，让曾丽珊抄录一篇散文。她用大号钢笔写的楷书，刚劲稳健，有柳公权风范，让我知晓了她有多种书体的功底。相面家和笔迹学家都说“字如其人”，我却很难说清，促成曾丽珊那一手遒劲有力的好字，到底是她卑微冷僻的性格？还是她心中那个未了的美梦？
平时放工后很难见到曾丽珊的身影，想来她一定是在抓紧复习功课。我依稀记得那次见她床帐上挂有化学公式、英文字母，大而醒目。
后来听她的重庆邻居李焕琨说，曾丽珊家住较场口米亭子，是张腾蛟的孙女（一说是姨侄孙女)。
这让我猛然记起，我中学时代一直去的那家米亭子理发店旁边，有间挂着“中医张腾蛟”字牌和“妙手回春”锦旗的小黑屋，还有那个留着白胡须的小老头一肯定那就是曾丽珊的爷爷张腾蛟了。“腾蛟”这名字给我印象很深，因听老人说，蛇变龙先要“走蛟”，而“腾蛟”即蛟龙腾飞，蛇已成龙了。
兴许是受中国“龙文化”的影响，人们望子成龙心切，张腾蛟被起名时就寄望成龙，曾丽珊的“复考梦”无疑也是寄望成龙（成为知识分子)。
若干年后，我偶然在一本《重庆文史资料》上看到过几行关于张腾蛟的文字，现在依稀记得在介绍重庆老码头的三教九流情形时，讲当时在沙嘴（朝天门河边沙滩坝子）献艺卖药的武行有“九根毛”“张腾蛟”等人。后又有一处文字说这些江湖艺人多参加了“水袍哥”（一个反动的封建帮会组织）。我想曾丽珊家庭成分不好（那年代的知青多是因家庭成分不好未能升学而下乡），必是因为她的爷爷加入过“袍哥”。
但在当时，曾丽珊肯定不清楚爷爷的身世注定她不能升学，否则，她不会那么执着地去做她的“复考梦”。那个时代的“唯成分论”注定我们没有“高知”前途，而曾丽珊让人悲怜的，是她那不灭的“念书情结”和“大学梦”。
“文革”开始了，“知青”造反了，大串联去了北京，又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七年三四月之间，一杆人马拉进拉出，所到之处，舆论震天，风扫残云。印象中，曾丽珊就像影子一样，贴在这支队伍的尾部，不出声，不露脸，离不开，甩不掉。道理很简单——她这样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孩，离开林场离开大家还有活路吗？
我们林场的知青分裂为两派，先是“铁杆红心派”，后是“砸烂林场派”，去公社，上街场，贴大字报，刷标语，号召农民把林场“一平二调”来的谷子、房子、磨子统统收回去，知青们准备“树倒猢狲散”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初的一个深夜，正当知青们在做“回城梦”的时候，女生宿舍的一片惊叫，扰乱了寂静的山林：
“曾丽珊自杀啦……”
她吞服了四十多片“阿托品”，这是致命的剂量。卫生员李焕琨摇着空空的药瓶哭喊着。
我们衣着不全地冲进女生宿舍，用电筒察看曾丽珊的瞳孔——黑色的瞳仁已经散大了。
脉搏微微还有，赶紧派涂厚玉下山请医生急救！
夜色里，院坝中，几十支电棒冷光交错，知青们心中的疑问只有一个：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医院王院长连夜上山救治。三天后，曾丽珊从死亡边缘被拉了回来。自杀原因她缄口不谈，似乎成了哑巴一个，尽管她有喃喃自语的毛病。
当晚，又一个极坏的消息传来，说杨通公社的驻军部队已经出发，将要抓捕“带头闹事、砸烂林场”的知青头头。
山林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知青们搬《社论》、找“经典”，企图证明“砸烂修正主义温床”合乎政策，这一群十多岁的半大孩子们在惊恐中苦苦寻觅着“回老家”的合法依据。烛火摇曳，人头攒动，乱成一锅粥。
此时，谁又能预想到或者顾及曾丽珊第二次自杀呢？
当曾丽珊被发现“不见了”的时候，直觉告知大家，她在寻死。因为那一刻大家的神经都快崩溃了，何况她这样一个神经质的少女。
时间就是生命！寻觅的火把和电筒光闪烁在山岩、深沟、溪涧、丛林之中，呼喊声夹带着哭叫声让山林战栗……
那一晚，不知为什么，夜空中频频划过流星，每当星光一闪，就有人哭喊“完了”。一个弱小的生命，居然和偌大的星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知青们已经听信封建迷信的诡谲了。
寻找了近一个小时，张源忠把她从深潭里捞起。我们赶到后，黄丛洲脱下全部衣服将瑟瑟发抖的曾丽珊裹起来。张源忠说，他先听到她的哭声，呼叫后才听到她的跳水声，晚一步就没命啦。
她为什么要自杀？
答案是我们猜测的：她上山下乡，原本只是想找一个清静的环境复习一年后再考。也许是农村生活关、劳动关的门槛于她太高，她不能自食其力；也许，砸烂林场就没她活路——因她城里的“黑五类”爷爷此时早被“掀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
此后事件的发展没有知青们在惊恐中臆想的那么险恶。第二天，公社委派的驻场干部来到林场，郑重地念起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最高指示一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小将们的“错误”（想找理由不经过“国家正式手续”返回重庆）被原谅了，因为并没有谁被抓起来。其后虽然“祖国形势一派大好”，但知青们再也无心“将革命进行到底”。曾丽珊被几个女知青照顾着，随大流返回重庆当了“逍遥派”，直到一年多后社办林场被国家宣布解体，才有“最高指示”让她和我们一起“插队落户”，到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她在农村“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情况我不清楚。我们不在一个大队，而且我插队不到一年就因为“文艺特长”上调到县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县文工团），走了。
一九七一年“大招工”开始了。“文革”动乱造成各行各业佣工的短缺，使知青们“调回老家”有了一个“国家需要”的合法理由，但并不是人人都如此幸运。我在县城里，见到离开农村的知青多是“办理病残”，有真病残，也有假病残。一位在农村向我示爱而未被我接受的女知青，托我在县医院代她办理“病残证明”的致病原因，居然就是示爱未果成“癔病”（亦称“心疯癫”）。说实话，我处理这件事时是眼流泪、心流血的。她实在找不出更“合理”的理由返城，而“失恋”是唯一大家都知晓的，而且可以被生产大队“审査证实”（要单位证明）的。
再次见到曾丽珊是一九七三年。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我永远忘不了她最后留给我的身影。
一天下午，在一个小面馆吃面条时，忽听外面吵吵闹闹的。我不是一个喜欢看热闹的人，尽管几个小孩躲进躲出似乎在和门外的谁打打闹闹，我也没在意。忽听有人说“一个心疯癫！”我的心咯噔一下，动了恻隐，起身探头观望。
这个“心疯癫”就是曾丽珊。她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嘴上不停地自语，或对那些向她掷石块的小孩谩骂，或用手中的小竹竿撵赶着他们。曾丽珊甚至没有那些孩子高，乍一看，还以为是一群孩子在嬉戏打闹呢。
看见她的那一刻，我怔住了。真的，我不知所措。她没有恋爱史，她肯定不是失恋造成的“心疯癫”，可我真的闹不准，她是不是真的“疯癫”？
我走上前去，大声呵斥并制止那些惹事的孩子们。县城里的人都认识我，我说“一个知青，不要惹人家。”
县城的人知道我也是个“知青”，几位大妈大嫂过来同情地帮着招呼小孩儿们，这才没有继续闹下去。
“嘿！干豇豆（我在农村说相声得来的绰号），我正在找你呢！”当曾丽珊面露惊喜招呼我说出这句话时，我才确认她还是个正常人，或者确信她还不是一个纯粹的疯癫。
她告诉我，她来城里办理“病残”，野孩子们在抢她的钱（她还要坐车回公社），她伸手亮开已被汗水浸润攥成一团的纸币，狠狠骂道：“一群疯子！”
我把她带到“安办”（专门处理知青“安置”问题的办公室），似乎县里与公社就曾丽珊“办理病残”已有确切的意见，用不着我特别关照（可见是老问题了）。
我因为下午要准备演出，见“安办”正在为曾丽珊办理有关事宜，就告辞离开。我说，“有事就找我”。其实，这话言不由衷，那会儿我真实的想法，并不想她再来找我，我内心深处认为她神经是出了些问题的，应该由政府管。（那时节，在大竹县城街上曾经流**过几个精神病患者，听说就是知青。）
曾丽珊没有依依不舍，也没有道声谢。我出门时回头看了她背影一眼，特别清晰地记得她蓬乱的头发上有草梗，是在什么草窝里宿过？还是已无审美鉴赏力？那一刻，不知为什么，我脑海里不断萦绕的，是鲁迅《祝福》里祥林嫂最后蹒跚风雪中的身影……
后来，听说她返城了。
往后，我再也没听人提起过她，因为我被招进剧团留在了大竹县，没能返回重庆城。
直到一九九五年……
我逮住最后一个机会调回重庆已快两年了。那天清早，我们林场年龄最小的知青胡伯寿气喘吁吁地专程从老远的地方赶到我的住所告知：“曾丽珊昨晚自杀了！”我问：“还有救吗？”他说：“没救了，可以去医院停尸间看看。”我沉默了。真没想到，当一九九五年国家已进入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她却仍然选择自杀，离开这个世界。这天我第一次听说她还有个女儿，我说，以后去看看她的女儿吧。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选择死，但我并不觉特别意外，似乎觉得这个结局她迟早会选择的。她已经死过好几次了，我深信她对死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死因不明，总有原因，为梦？为生计？我们活着的人说不清，道不明……
我至今遗憾一九九四年我组织的“林场老知青三十年聚会”时未能邀请到她，因为那原本会见上一面并可能给予她一些帮助的。她个头太小，性格太怯，太需要帮助了，尽管她念过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