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说我是个“多宝道人”，就是手艺多：能写会画，能拉会唱，还是裁缝、木匠、剃头匠。而我剃头，是跟刘安钿学的。
一九六四年十月，我领到了下乡第一个月的生活津贴一块五毛钱，原准备在乡场上用它剃个头再吃上一盘炒菜称上一斤花生的。后来在逛供销社时，看到柜台里售卖的理发工具一推剪，只要一块五毛钱，就动心了。这账很好算如果我这次投资一块五买了推剪，也算剃了头，虽然亏了嘴，但从此以后就省了剃头钱，长远地看，嘴不亏。于是倾囊而出，买了剃头工具。
现在看来，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孩子，这真是一个“英明伟大”的决定。因为从此我就多了一门手艺，有了一件伴我四十年的生活实用品，而且堪称纪念品，因为这是我步入社会用第一个月的“薪金”购置的。它让我从此有了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手段和意念，赢得了多少赞誉，结下了多少友谊，自称了多少人的“师傅”（至今楼下发廊那几个烫黄头发的小美发师给我理发时都伺候得格外小心，而且只收一块五，我实付三元），真是物小利大。当年的那点投资，几乎等同于认购而今眼目下的“增值股票”了。
其实，这钱也该花。当时国家划拨给林场知青每人每月九元钱的生活费，除掉七元集体买粮食，剩两元发给个人作零花，那原本就是让你剃头买牙膏什么的（但不知为什么男孩要被克扣五毛只发一块五，女孩子照实发两元，说是比男孩子多五毛钱的卫生纸费）。我的“英明伟大”之处在于，把这每月发放的头个月的剃头钱买了工具，第二月（及以后）的留给了自己，切实实践着“先为人民后为己”的伟大教导。
万没想到的是，这推剪绝不如先前想象的那么好使，它在我的手中左右摇摆、东倒西歪，让原本也想省下剃头钱主动当我试验品的胡伯寿头皮发麻、连连告饶。说实话，我当时很羞 愧，因为我拍了胸膛，让好几个男孩的剃头钱都抛在了饭馆里，此时他们正排着队呢，我怎么下台？
刘安钿站出来了，他从我手中要过推剪，努努嘴：“一边看着。”
推剪在他手中非常驯服地翻上爬下，极富韵律地“砍伐”着男孩子的乱发，开辟着一片生荒，三下五除二，一个收拾得巴巴实实、漂漂亮亮的“头发园子”呈现在眼前，引起我们一片惊哗。
那支队伍一下子就排在了刘安钿的身后，让他脸上笑容灿烂。可是，他却撂摊儿了。
他指指我：“推剪是他的，他才是剃头匠。”
我涨红着脸，鼓着勇气对着这帮哥们儿说：“头回生，二回熟，怕啥？有师傅教呢！”
我重新拿起了推剪，请刘安钿在身边指导，给我“扎场子”。
这一次刘安钿说了一句话，就一句话。但让我从此明白了什么叫“画龙点睛”，什么叫“点拨”，什么叫“一字为师”。
他说：“大拇指不动，四指动。”
我原先手握推剪，就像握一般的家庭剪刀那样，全掌用劲，左右使力，结果这推剪刀片摇摆，不听使唤。因为推剪的设计，是半边使力，这我原先不知道。
我是个聪明人，一句话使我的理发技艺产生了质的飞跃，也让我对刘安钿刮目相看。“在哪儿学的，师傅？”我问。
中者为刘安钿“大学里。”他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
后来我听说，刘安钿进过大学，但没读完。我暗想，到底是大学生，有两刷子。
刘安钿岂止两刷子？他才是个“多宝道人”呢——
他的口琴吹得好，喜欢俄罗斯歌曲，特喜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他理发理得好，尽管只亮了一手就“金盆洗手”，但技艺公认不凡。
他毛线织得好，毛背心是他亲手织的，他还教女孩“打勾针”。
他好收拾打点（谈不上好打扮），爱清洁，不像我们这些男孩子邋遢。
他文字功底不错。我在中学参加过“鲁迅文学社”，曾被考过几个字，我又拿来考他：“钖荼壶——念什么？”没有马上误念“锡茶壶”，一般人都会念错的。他说，肯定不念“锡茶壶”，第一个念“汤(杨)”，第二个念“荼（图)”，第三个念……尽管他当时没念出来（壶：音“捆”），却已经让我佩服不已了。
他一脸灿烂，那笑容让我印象深刻。
……
但是，他不太愿意和我们打堆。
开先，我们以为他清高，你看，有理发手艺却不愿为大家服务。
而且，他不太爱劳动。开荒时，大家你追我赶，忘我劳动，他拿起锄头轻起轻落意思一下，就躲到一边歇凉去了。
我是场委会委员，自以为是“班子成员”，觉得有责任“帮助”他（那个时代所谓“帮助”，就是进行思想教育）。我对他说，“不要舍不得出劳力，青年人出力得力。”
他说了一句我当时还弄不明白的话：“劳力者治于人”。
所有人对他的“帮助”都是不起作用的。
我的优点是，从不发脾气，任人指责而一脸笑容。
大概是过了三四个月，我们才得知他患有肺病。一九六四年的冬天，比在重庆过冬冷多了，刘安钿躺在**起不来，尽管没有“向火”（围在火炕旁），但他一脸潮红。
我们听说他是因为肺结核而被大学“劝其退学”的。
同情归同情，肺病是要传染人的，我们大家开始有意躲着他。
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察觉，这几个月来，刘安钿一直主动地躲着我们。你看，他的口琴吹得好，却不参加林场宣传队；他理发理得好，却“金盆洗手”，不和我们打堆；他不太爱劳动，那体力劳动肯定让他身体吃不消，或者是故意离我们远点？
一时间，大家提到他，都无话可说了。是同情？是反省？还是感激？
同时，一片疑云笼罩心头：这样的病体为啥也下乡？这样的病体在农村怎么办？
而且，细细一打探，我们林场身体病残的有好些个，情形也许比刘安钿还糟——
侯德乾，一个肤色黑黑的小姑娘，浓眉大眼，轮廓很美，藏族，全名叫德乾卓嘎拉，嗓门特好，一唱歌就让人想起才旦卓玛。冬天没什么农田活儿了，我们组织文艺宣传队到各大队演出，有她。可德乾卓嘎拉行走困难，我们知道她有点瘸，原以为是少小落下的毛病。可她捞起裤腿给我们看，右小腿的腿骨有疤洞，还在流脓呢。她说，患的是“疤骨流痰”（现在称“骨癌”），这样的疾患还能在农村呆吗？
李昌咏，我小学、中学的同窗，也患有肺结核。都说是钙化了，下乡没问题，可一到冬天，问题还是出来了。而且不知怎么弄的，肾亏，小便失禁。她看上去比刘安钿更虚弱，脸色苍白，连潮红都没有。恼火的是，狂咳不止。深夜山林寂静的夜空，时不时从女生宿舍传来阵阵撕裂肺腑的咳嗽声，引得我们陈家湾和坡对面肖家湾犬声咽嗥、此起彼伏，让我们在冰冷的被窝里更觉背心寒凉。
温孝铭，也已经蛰伏**多日——类风湿病发了……
寒冬熬尽，送走早春，又迎来了初夏。一九六五年的六月，重庆市派出了看望知青的“慰问团”，不仅带来政府的温暖，还拍板接回这些身有严重疾患的知青返归山城。其情其景是何等的感动我们啊！同窗李昌咏要走了，我在慰问团赠予她的纪念册上留言、题诗、谱歌曲。那歌写道：“挺起胸、抬起头，丢掉杂念甩开愁，气昂昂、雄赳赳，誓与病魔作拼斗；不怕困难万千重，只怕信心半途溜，红心一颗永不移，昂首阔步向前走，向前走。”那歌那词，带着那个时代的豪情，送走了林场这第一批“病残知青”。
刘安钿也在这个时候离开林场了。
我们对他们说的最多的话是：“好好养病，早日回林场。”
他一脸灿烂，那笑容让我印象深刻。
可他们最终谁也没回来。
当年底，严冬肃杀，农村“四清运动”开始了。
次年底，寒风凛凛，林场的知青们“杀回山城”。
谁也没有惦念他们，知青们都回到重庆忙自己的事，搞串联，刷标语，抄大字报，不亦乐乎。
这天，我穿进一条小巷抄写大字报，突然遇见了刘安钿。
巷口，置一凳，坐一人，白围布裹着。刘安钿在油布上掸着刀，正在给人剃头——他成了真正的剃头匠。
我玩笑说，“师傅，操正业啦？”
刘安钿也笑笑，“糊口呢。”
他脸色惨白，我猛然发现他手杆瘦成一根细棍儿。
“怎么，病还没好？”
他说“好不了啦。”语调有些沉重。
奇怪的是，他仍然一脸灿烂，那笑容让我印象深刻。
过后，我听人说起，刘安钿吐血已经很长时间了。我闻讯沉默了好久。
这是我和刘安钿的最后一面。
过了许久，猛然想起他，我问，“不知刘安钿怎么样了？”
有人说：“可能死了。”
又过了许久，再次想起他，我问，“刘安钿真死了吗？”
有人说“没人见过他，肯定的。”
若干年后，再次聊到他，都说“早死啦！”
那以后，没人再提刘安钿了。
直到今天……
今天，我又想起他一脸灿烂的模样，那笑容依然让我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