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不久，光秃秃的青树枝上吐出了鲜嫩的绿芽。木耳场的场员们像养精蓄锐的奇兵听到了期盼已久的冲锋号角，尽管对木耳和木耳生产知之甚少，然而亲手创造辉煌劳动成果的热情却是饱满的。天亮就进山，一排排地砍倒青树，这山砍净砍那山。数天之后，又回到最先砍伐的山上，将一株株青树剔枝（千万不可伤皮）剁段——师傅讲，这是极为关键的工序，要左一刀，右一刀，砍断之后像“鸦雀口”。细一点的树干倒是不在话下，毕竟粗的树干是多数，我们这些十多岁娃娃们臂力小，又是站在斜坡上，左手托起一株树干已经是不堪重负，右手还须下猛刀，自是力不从心。我就曾摇摇晃晃地托起树干，右手持刀，猛地一刀下去，只见刀尖在树干上碰了一下之后急速向左下方滑去，赶紧收刀，已为时过晚，刀口最后落在了我的左膝下方。我扔掉树和刀，撕下一片布来，缠紧伤口，在地上坐了一阵之后，又爬了起来……
把标标准准的耳棒堆在一起“发汗”之后，我们又变成了运输“机器”。选“耳山”和搭“耳架”我们一窍不通，全凭场长和当地场员选好地点，我们只是负责将耳棒运送到他们手中。我试着问了几次选耳山的道理，总是听到同样的一句话：“选阴山嘛，这不是一年二年可以学会的。”观察几天之后，刘元芳和徐业选了几处地方向“专家”们建议，均获采纳。王飞甚至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通风透光，保持湿润，腐殖质厚，避免暴晒。”我们根据这一理论，各自精心选了一块耳山作“实验田”。
几度细雨的润滑，又几番阳光的普照，收获的季节终于到来。我们背着背篼来到耳山，看见我们用血汗浇灌的耳棒上开满了黝黑的花朵，宛如国画大师笔下的黑牡丹。大家不约而同地朝四面八方跑去一都去了自己选定的耳山。天哪！徐业的耳山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木耳，钟光苑的也不少。我望着自己的耳架，双手托一朵怒放的鲜花，像经过十月怀胎之后，捧起刚刚出世的婴儿。知青中，只有王飞的耳架上木耳最少，但却长出了一朵极像银耳一样的白色木耳。上王飞不无得意地宣布：“休道本人耳子少，仅此一朵就足以超过你们木耳的价值之和！”
老队长看大家乐不可支，也感慨地说：“这些知青真是托毛主席的福气，我当了一辈子的耳农，解放前还要敬山神，有时还有失手的时候。你们知青啦，无师自通，个个都成了耳子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