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宣汉的第一年里，每人每月由国家供应三十斤粮食，两块钱零花钱，十天一次休息，而且，自种的粮食不交公粮统购，这种待遇在山民眼里，无疑就是共产主义了。但对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不久，正处于青春发育阶段的我们来讲，劳动量大，食量大，油荤和副食少，这点粮食是不够吃的。公社的领导发动各大队给我们送来了一些咸菜和粗粮，接济不上之时，我们也会到一些相邻的大队去求援。
记得有一次，我们全体场员去九大队背菜，刚要走进一个大院的时候，一只狗对着我们冲了出来，走在最前面的王飞将身子一蹲，两手往前一推，仿佛太极拳中的什么招数，只是动作十分僵硬，滑稽，谁知这条狗竟吓得退了回去。我正待要笑出声来，走在队伍最后的刘建华突然往前一蹿，右手顺势将我向后一带，我回头一看，一只花狗几乎已碰到我的脚后跟，情急之下，我一边转身一边脱下背篼，正好将花狗紧紧単在了背篼里。我紧紧地压住背篼，全身不停地发抖，花狗在背篼里拼命地用头顶，用爪抓，叫声也由凶变得凄厉。我只觉得头皮发麻，太阳穴像要炸开一般，僵持了十多秒钟，直到狗的主人到来我才肯松开。进到屋里，大家看着我惨白的面容大笑不止，我则愤愤地说：“要是大革命时期，建华肯定当叛徒！”建华笑着争辩：“我也是情急之举，绝非有意作为。”
国家供应的粮食要到土黄区粮站去挑回来。这个任务起初是由老场员们担任，后来他们很快发现，徐业、刘元芳并不比他们逊色，在穿心店休息一阵之后，二人不用打杵，袋不沾地，竟能一口气将百斤担子挑回场里。这在当地人看来十分神奇。慢慢地这繁重的工作就转变为知青们的专利了。我却把这个工作当成了极好的锻炼机会，从第一次挑七十斤开始，渐渐地增加，到供应粮即将完结时，我这个身高一点五米的个头，也能跟在徐业的身后挑上一百斤粮了。在穿心店休息时，徐业感慨地说：“我这么大的个头挑一百斤，你这么小的个子也挑一百斤，真不好意思。”我说：“你比我挑的次数多得多嘛，我也是以你为榜样才拼出来的。”我的内心深处，一直将徐业的话当作最高的奖赏和最高的荣誉来看待。
山村的夜晚是最乏味的。收工之后，男人们料理一下自留地或者劈点柴火，修修农具；女人们煮好饭，喂过猪之后，一家人吃饱饭，围着火坑坐一会儿，洗了脸、脚，便上床睡觉了。院子里，只有我们耳场的火坑烧得最旺，烧得最大。全场除了几个老场员常到队长家去坐坐，王飞爱缩在被窝里看书，刘元芳喜欢摆弄半导体收音机而外，其他人大多围着火坑坐满一圈。我们在这里记住了二十四节气和许多农谚，学到数不尽的劳动和生活的常识。大家的思想和感受都在这里汇聚，彼此的喜怒哀乐都在这里汇聚。场长和指导员也常跟我们讲述部队生活中的一些往事，记得我们曾经惊讶地发现，为什么指导员大多讲的自己立功受奖的故事，场长却每每回忆起自己在部队调皮捣蛋的趣闻。有时无聊了，便有人讲起了鬼怪神狐，直听得我们背脊发寒，不时回头望一眼虚掩的大门。
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徐业的杰作。他将一条打死了的乌梢蛇去掉头后，颈尾相连扎成一圈，冷不防戴在了徐明珍的脖子上。当徐明珍摸到这冰冷的项链，看清是何物时，惊叫着直往火坑里跳，打翻了热水罐，烫伤了左胳膊，几天不能上工。为这事，徐业可没少挨领导和哥哥的责骂。
若是天高云淡，月光皎洁，李安奎和向泽洪就会提把带钩的长矛，带那条白毛无尾的猎狗“滚子”到山里打猎，山里俗称“放夜狗”。说来也怪，就凭这样的装备和条件出门，倒是经常有所斩获，什么“拱猪”呀，“围子”呀，常常成为我们的盘中餐。后来，克诚成了最忠实的追随者，以致李安奎参军离场后仍将“滚子”留给了场里，成为袁克诚的宝贝。白天带出去上班，吃饭时先盛给狗儿，有空就逗着玩。偶尔还一个人对着“滚子”讲老半天话，也不知狗儿听懂了没有，只是看到那狗坐在地上，歪着脑袋，不转眼地盯着克诚，样子十分好笑。“滚子”全身白色，脊背上一溜长毛，粗壮的嘴筒，高大的躯干，极善奔跑，就像一头缩小了的北极熊。有一次我们带它去参加两个大队的选民大会，邻近大队的七八只狗迎面向我们扑来，“滚子”冲上前去，登高怒吠几声，那群狗竟吓得呆在地上，不敢动弹。有了“滚子”护驾，我们再也不必担心受到狗的袭击了。
尝惯山中的野味，馋嘴的年轻人又想到了吃田鸡。山民们是绝对不吃青蛙的，我们看到田里那么多肥肥的青蛙，就有人提议：搞一餐“百鸡宴”如何？趁到塘里挑水浇地的机会，我们一边挑水一边抓田鸡，还不时为抓到个大的田鸡而欢欣鼓舞。刘建华运气不错，抓了只大田鸡捏在手上，一边挑着满满的水桶疾走，一边叫嚷：“快看这个田鸡王”，话音刚落，到被水泡滑的田坎上，连人带桶摔下了几米深的山沟。大家吓了一跳，都投过来关切的目光。只见刘建华从山沟里慢慢爬了上来，水桶摔得稀烂，全身淋得水湿，唯独有一件事未忘记一手里仍然紧紧地抓着那只“田鸡王”。吃午饭的时候，徐业笑眯眯地从盘子里捡了一只最大的田鸡，送到了刘建华的碗里，以嘉奖刘建华的敬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