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雖然感到她的病情十分嚴重，但始終充滿著樂觀的情緒，因為所有的人都對她這樣解釋：說她的病拖得太久了，治愈得有個過程。這種說法也印證了她自己對病的“理解”，但她怎麽不想想，同病房的都是腫瘤病人，她能例外嗎？有一次，她悄悄對我說，鄰床的李大姐是個癌症病人，別告訴她，要保密哦。每當病痛折磨著她時，她就叫我輕聲朗讀普希金的長詩《葉普蓋尼·奧涅金》，似乎這樣能減輕她的疼痛。這就是我的姐姐，永遠對事物抱著美好的理解和幻想，一個充滿童真般單純不諳世故的人。
她酷愛音樂，識譜能力極強，看歌譜即可以哼唱出歌詞。她喜歡唱外國民歌，《外國民歌200首》中的歌曲，她幾乎都能唱。憂愁的時候，她唱；高興的時候，她也唱；她唱給自己聽，也唱給知青朋友聽。我也喜歡唱外國民歌，無一首不是跟她學的。在重醫附二院的病房裏，她常給病友們唱歌，唱她喜愛的前蘇聯民歌，唱經典的中國民歌，直至完全倒下。
一九七三年四月，一個安靜的下午，沒有陽光。守護在旁邊的弟弟突然發現她臉色驟變，由黃轉白，呼吸急促，並大喊一聲：“醫生，救救我！”這是她臨終前最後的一句話。很多年來，我有時還這樣想：她已經處在深昏迷中，哪來的這股力量，能從那極度衰竭的胸腔裏，迸出這一聲求救的呼喊？那時，她可能已感到生命的火花在漸漸熄滅，靈魂正在飄離她的軀體，雖然人間苦難重重，但她仍舍不得隻生活了二十七個春秋、充滿親人關愛的世界和她構築的美好的願景。醫生趕來搶救時，已無力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