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里，我和金秀都处于一种偷偷摸摸接触的状态中，有一种做贼的感觉。社办茶场提倡“三年不谈恋爱，五年不结婚”，谁谈恋爱都会被人家说长道短，就像犯了罪一样。同场的两个知青因为恋爱，女方怀了孕，受到了大会批判，被搞得狼狈不堪。话又说回来，当时社办茶场的知青每个人每月就发两元零花钱，又有什么条件安家立业呢？我和金秀虽然出工在一起，收工在一起，却不能公开谈情说爱。
有一个晚上，月光很明亮，场里的知青们都聚到院坝里玩。男知青在院坝一边拉胡琴、打篮球；女知青在院坝另一边唱歌、摆龙门阵。刘金秀忽然喊我：“周大章，有没有火柴，借我一下。”我急忙回答：“有火柴，有火柴！”她回寝室点燃了油灯后，来还我火柴盒，我发现她手上多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的都是甜甜蜜蜜的话，我像看珍珠一样细细地看着每一个字，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从此以后，我们俩就经常悄悄地互递纸条，感情越来越深厚，真正尝到偷吃禁果的那种欢娱和刺激。越是隐蔽，越是有味。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地想写一首诗给金秀。那个时代，许多年轻人都喜欢写诗，但是我没有什么文化，根本不会写诗。一天收工后，我回到寝室，夕阳的余晖从半开的门口洒进来，很温馨，我突然想为金秀写一首关于鸽子的诗。
我捜肠刮肚好不容易凑了几句，这时，邓鹏走进来了。邓鹏是一九六四年来的知青，他虽然只是个初中毕业生，但是，他的见识却是大家公认的，加上他品德好，又有苦干实干精神，被大家当成茶场的楷模。不过，当时他已经被地委派下来的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见他落难，我们为他不平，但又不敢公开跟工作组对着干，只有私下里同情他，接济他，这样我们的关系比先前更加友好。我让他帮我看看我写的诗。邓鹏看了我的诗后，忍着笑，说写得不错，还提出了一点修改建议。我知道“诗”写得有点乱七八糟，但是我从邓鹏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他同情我和金秀的爱情。
因为我和金秀的恋爱关系一直是半隐半显的，没有正式公开，也引来了不少的麻烦。每当我靠近金秀走路的时候，她总是东张西望、躲躲闪闪的，还不断低声地提醒我：“你怕别人看不出来呀？”恋爱了许多年，我的爱情话说了一大箩筐，金秀却从来不对我说一个“爱”字。
有一次，金秀对我说秦国华对她有意思，打牌总是要坐她的对家，不打时也要坐在她旁边，还用手摸她的大腿。我一听很冒火，要找秦国华论理，金秀却劝我说，她已经当着人的面说了秦国华，也不想再和他说话了，叫我不要惹事。
“文革”爆发以后，茶场完全乱了套。已经没有人对我和金秀的事议论纷纷了，但是我们的爱情前景也更暗淡了。开始，知青们还成立了这样那样的造反团，后来，就各奔东西，青山茶场只剩了两个本地场员看守，像座空庙。回到重庆也是满街的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到处飞舞，高音喇叭日夜吼叫，文斗、武斗，城市像个疯人院。我和金秀都一天到晚闲着，年龄一天天在增长，却没有条件安家。由于众多的返城知青使原本混乱的社会秩序更加混乱，一九六八年八月，重庆警备区用军车送我们部分知青返回达县专区。长长的车队进达县城时，已没有了当年下乡时的锣鼓声和欢迎的声音。一路上我和金秀的心情都格外凄凉，想着黯淡的前程，不知这枚爱情的苦果如何才能瓜熟蒂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