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時間裏，我和金秀都處於一種偷偷摸摸接觸的狀態中，有一種做賊的感覺。社辦茶場提倡“三年不談戀愛，五年不結婚”，誰談戀愛都會被人家說長道短，就像犯了罪一樣。同場的兩個知青因為戀愛，女方懷了孕，受到了大會批判，被搞得狼狽不堪。話又說回來，當時社辦茶場的知青每個人每月就發兩元零花錢，又有什麽條件安家立業呢？我和金秀雖然出工在一起，收工在一起，卻不能公開談情說愛。
有一個晚上，月光很明亮，場裏的知青們都聚到院壩裏玩。男知青在院壩一邊拉胡琴、打籃球；女知青在院壩另一邊唱歌、擺龍門陣。劉金秀忽然喊我：“周大章，有沒有火柴，借我一下。”我急忙回答：“有火柴，有火柴！”她回寢室點燃了油燈後，來還我火柴盒，我發現她手上多了一張紙條。紙條上寫的都是甜甜蜜蜜的話，我像看珍珠一樣細細地看著每一個字，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從此以後，我們倆就經常悄悄地互遞紙條，感情越來越深厚，真正嚐到偷吃禁果的那種歡娛和刺激。越是隱蔽，越是有味。
有一天，我突發奇想地想寫一首詩給金秀。那個時代，許多年輕人都喜歡寫詩，但是我沒有什麽文化，根本不會寫詩。一天收工後，我回到寢室，夕陽的餘暉從半開的門口灑進來，很溫馨，我突然想為金秀寫一首關於鴿子的詩。
我捜腸刮肚好不容易湊了幾句，這時，鄧鵬走進來了。鄧鵬是一九六四年來的知青，他雖然隻是個初中畢業生，但是，他的見識卻是大家公認的，加上他品德好，又有苦幹實幹精神，被大家當成茶場的楷模。不過，當時他已經被地委派下來的工作組打成了“反革命'。見他落難，我們為他不平，但又不敢公開跟工作組對著幹，隻有私下裏同情他，接濟他，這樣我們的關係比先前更加友好。我讓他幫我看看我寫的詩。鄧鵬看了我的詩後，忍著笑，說寫得不錯，還提出了一點修改建議。我知道“詩”寫得有點亂七八糟，但是我從鄧鵬的眼神裏看得出來，他同情我和金秀的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