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事情，有了開頭就必然會有結果，哪怕是一窩苦瓜，瓜熟透了也總會落地。一九六八年，金秀懷上了我們的第一個孩子，看著金秀漸漸出懷的肚子，我倆想，不管怎麽說都該結婚了。 金秀的父親是重慶肉聯廠的普通工人。雖然他們家庭很困難(金秀下麵有兩個弟弟，父親患高血壓病休在家，母親無工作)，但是兩個老人很開通，他們說：“你們是自由戀愛，我們沒有意見。”於是，我和金秀回到新店，讓公社幹部袁大文辦了結婚證，回到重慶舉行婚禮。結婚儀式安排在枇杷山我家裏，江對麵恰好是長安兵工廠，當天重慶的“八·一五”和“反到底”兩派正在搞武鬥，長江兩岸一直響著武鬥的槍炮聲，好像是在為我們的婚禮鳴炮致敬。
既然已經結婚安家，總不能一直住在嶽父母家裏。不久，金秀就拖著大肚子，跟我一起回到了新店公社。
回到公社也犯愁，那時青山茶場已經散了，我倆就像流浪街頭的遊民，沒有家，也找不到工作。公社也很亂，知青造反派和農民造反派剛剛打了架，公社小街空****的，院牆上殘留著撕毀的標語。我和金秀也顧不得許多了，就擅自住進了人去樓空的社長寢室。公社成立革委會後，社長又把我們安排到街上居民劉啟明家的空屋裏住。當時，熊大容、劉繼開、王金霞、閻家祿幾個女生也回到了公社，社長也安排她們住在街上，我們知青就在一起開夥。
眼看金秀一天天要臨產了，我心裏十分著急。有一天中午，我匆匆忙忙到公社糧店去打油，“錢糧店”卻到公社食堂吃飯去了。我趕到公社食堂，“錢糧店”正一隻腳蹺在長板凳上俯身扒飯。我輕言細語地催他打油，他卻很冒火，大聲吼道：“知青又怎樣嘛，吃了飯再說!”接著還說些騷言雜語，口裏不幹不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