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事情，有了开头就必然会有结果，哪怕是一窝苦瓜，瓜熟透了也总会落地。一九六八年，金秀怀上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看着金秀渐渐出怀的肚子，我俩想，不管怎么说都该结婚了。 金秀的父亲是重庆肉联厂的普通工人。虽然他们家庭很困难(金秀下面有两个弟弟，父亲患高血压病休在家，母亲无工作)，但是两个老人很开通，他们说：“你们是自由恋爱，我们没有意见。”于是，我和金秀回到新店，让公社干部袁大文办了结婚证，回到重庆举行婚礼。结婚仪式安排在枇杷山我家里，江对面恰好是长安兵工厂，当天重庆的“八·一五”和“反到底”两派正在搞武斗，长江两岸一直响着武斗的枪炮声，好像是在为我们的婚礼鸣炮致敬。
既然已经结婚安家，总不能一直住在岳父母家里。不久，金秀就拖着大肚子，跟我一起回到了新店公社。
回到公社也犯愁，那时青山茶场已经散了，我俩就像流浪街头的游民，没有家，也找不到工作。公社也很乱，知青造反派和农民造反派刚刚打了架，公社小街空****的，院墙上残留着撕毁的标语。我和金秀也顾不得许多了，就擅自住进了人去楼空的社长寝室。公社成立革委会后，社长又把我们安排到街上居民刘启明家的空屋里住。当时，熊大容、刘继开、王金霞、阎家禄几个女生也回到了公社，社长也安排她们住在街上，我们知青就在一起开伙。
眼看金秀一天天要临产了，我心里十分着急。有一天中午，我匆匆忙忙到公社粮店去打油，“钱粮店”却到公社食堂吃饭去了。我赶到公社食堂，“钱粮店”正一只脚跷在长板凳上俯身扒饭。我轻言细语地催他打油，他却很冒火，大声吼道：“知青又怎样嘛，吃了饭再说!”接着还说些骚言杂语，口里不干不净。
我年轻时性情很粗暴，就是别人喊的“天棒”，遇到金秀以后才收敛了不少。这天“钱粮店”一再当众羞辱我，我又挂念家里等油下锅的金秀，忍不住也发了火，跟“钱粮店”打了起来，并且顺手抄起一摞碗向他砸去。 食堂里的人见我们打起来，不知是谁就去把金秀叫来了。这时候，我正掏出匕首向“钱粮店”刺去，金秀急忙扑上来双手抓住刀刃，顿时，鲜血从她手掌里淌出来。王金霞急得在旁边喊：“别打啦！快送卫生所，上药止血!”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凌晨五点，大儿子终于伴着洪亮的叫声，在一片混乱中出世了。我将剪刀在点燃的酒精上消了毒，剪断了脐带，房东刘理书帮忙给儿子洗身、抹脸、包裹。
大儿子刚满月，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新指示发表了，上山下乡运动掀起了又一次**。大巴山的社办茶场、林场也随之解散，一九六四、一九六五两年下乡的重庆知青纷纷插队落户，我和金秀被安置到了三大队二队。
二队的社员来帮我们搬家，我们住到了岭上一个四合院公房里。队里给我们划拨了自留地，还派人协助我们种上了来年的洋芋。社员们还送来了柴捆、咸菜等等，让我们生活方便。
我和金秀在三大队二队一待又是十年。这期间，我们的二儿子与三女儿也相继出世了。为了养活这五口之家，我和金秀起早贪黑出工生产，背粪、砍柴，不辞劳苦。每天天不亮队长就喊上坡，摸黑才回家。一进屋就刮洋芋、洗红苕、煮晚饭，还得准备第二天的猪食。大娃叫，细娃哭，乱成一锅粥。好在后来金秀当上了大队妇女主任、民办教师，每月除生产队记工分外，学校另外发十二元钱工资，给家庭费用多了一点补充。插队后，虽然日子特别苦，但我们好歹算是有了一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