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骨头革命造反团”的创始人王永楠是重庆重点中学巴蜀中学（原四十一中）六五级高中毕业生。在那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国民党师级军官家庭出生的他不可避免地高考落榜了，于是在一九六五年秋天到星火茶场。王永楠身材高大，长得虎背熊腰，因此大家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黄桶”，很少有人叫其真名。他的积极表现得到全场认可，成为星火茶场“场管会”为数不多的委员之一。下乡后不久，**满怀的黄桶就与卢晓蓉合写了那首催人奋进的歌曲《我们是新时代的愚公》的歌词，以抒发战天斗地的勃勃雄心。
当“文革”的风暴还在萌动之初，敏锐的黄桶便从悄然吹进闭塞山林的微风中，觉察到了天翻地覆的突变风云。一九六六年六月八日，他与本场的几个先知先觉者大胆地组织本场的知青给公社和区领导提意见，贴出草坝区第一张大字报，要求改善知青待遇，改变当时知青那种只有繁重劳动，没有精力过问政治和国家大事的“三饱一倒”生活。大逆不道的造反举动立即引来了达县地委工作组的残酷镇压。然而，打成反革命、遭受猛烈批判和监督劳动并没让黄桶屈服。当地委工作组刚撤离后不久，百折不挠的黄桶便与本场几个思想活跃的知青商量，成立了“硬骨头革命造反团”，此举立即得到星火茶场大部分知青的积极响应。随即，“硬骨头”又派人到草坝各茶场奔走串联，扩大造反声势。所到之处，痛陈社办茶场“挂羊头卖狗肉”的实质，响亮地提出“杀回老家闹革命”的口号，在黄桶带领下，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率先步行开赴重庆，上访请愿。
全区社办茶场里分思想活跃、有**、有抱负的知识青年纷纷响应“硬骨头”的造反行动，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赶回重庆，与星火茶场“硬骨头”会合。
在重庆，大家选派代表到北京中央安办（中央上山下乡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上访请愿。同时，王永楠、曾令德等星火茶场“硬骨头”的上层人物每天去重庆市和市中区安置办公室上访请愿。然而，上访一次又一次扫兴而归，没有结果，不了了之。
二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抓革命，促生产，打响春耕生产第一炮》的社论，号召广大回城知青尽快返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带头造反的黄桶在中央指示下达后，立即改弦易辙，带头回到了农村，那曾经为改变知青命运揭竿而起，不畏强权、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豪迈气魄，此刻已不见了踪影。也许是长期个人崇拜的思想奴役，左右了这位知青领袖的取舍，黄桶本能地扭转了越轨的车轮，返回最高指示划定的人间正道。从此，拉开了“硬骨头革命造反团”坚守上山下乡阵地的序幕。
黄桶有着敏捷的思维和卓越的组织才能。他写得一手好文章，往往下笔千言、一挥而就；他性格温和，长于循循善诱，从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他有着撑船的肚量和极强的凝聚力。我们对他既像大哥哥那样亲热，又像领袖那样崇敬，一切大小事情都由他一人定夺，我们都习惯于对他的依从。他的言行牵动着“硬骨头”的方向，他是“硬骨头”的顶梁柱和灵魂。
黄桶认为造反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逃离农村，而在于改变社办场那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做法，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大方向应毫不动摇地坚持到底，知识青年应立足大巴山，抓革命，促生产，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他身先士卒，率领我们顽强地固守山头，忠心赤胆地捍卫着毛泽东的上山下乡大方向。由于黄桶希望更多的知青加入这一队列中，星火茶场因此对蜂拥而至的外场者表现出极大的宽厚和仁爱。
随着“硬骨头”领军人物的思路变化，“硬骨头”的目标也出现了转移。此时的“硬骨头革命造反团”已收敛起造反的锋芒，没有了叱咤风云的革命行动，显得温文尔雅。除坚持生产劳动外，它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己任。“硬骨头”并不“硬”在造反上，而“硬”在了坚守上山下乡阵地上。
经历了上访受挫和中央明令返乡后的“硬骨头”并没有认真地思考过：我们“三饱一倒”的生活是谁的赐予？上山下乡大方向究竟意味着什么？
黄桶的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都逃脱不了挨整的厄运，“文革”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戴高帽、挂黑牌、挨批斗是家常便饭。我们时常从他口中听到其父亲被揪斗的噩讯，从中看出了这个十分孝顺的、父母唯一的孩子内心的难过与痛苦。以至大家都对此有了鲁迅笔下祥林嫂般的感受，戏称他父亲是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到后来，他自己接到家信后，也无奈地跟着说“老运动员又去运动了”。
在阶级斗争和血统论不懈灌输的潜移默化下，面对自己家庭的不幸，背负“原罪”心理的黄桶非但没有产生刻骨的仇恨，反而用他虔诚的信念去捍卫权威。他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勇往直前地率先迈步在专为“黑五类狗崽子”铺设的、布满荆棘的道路上。用他的行动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树立起“脱胎换骨”的榜样，批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荒诞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