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星火茶场后,就住在一个称为“六号寝室”的房间里。六号寝室是一排很长的木板宿舍房中的一间,门开在背面,门前二尺宽的屋檐外,是一条深宽各一尺半的排水沟,沟外就是树林了。寝室长、宽各三米左右,有三张用树棒和竹子捆绑成的床,床约八十公分宽,外加一个由三块小木板钉成的简易矮独凳,便是全部家当了。
最初顾洪娟、骆振坤和我住在里面。顾洪娟是“星火”本场的知青,每逢深夜下雨时,她总是第一个翻身下床,用盆子、碗、茶盅接住由瓦缝不停滴漏下来的雨水。春季多雨,接雨的表演经常出现。屋里潮湿不堪,时常可见床下长出小草来。骆振坤当时的最大愿望是:“天不下雨该多好啊!”
骆振坤原是石窝茶场的团支书,我们都叫她“骆骆”。骆骆和我同年同月生,比我小十五天。一九六四年我俩都初中毕业,她因右派母亲牵连,我受右派父亲影响,均与高中无缘。落榜同年,我们都下了乡。她有一个姐姐骆振蓉与她同场。两姊妹都曾跟“硬骨头”造反回了重庆,姐姐留下未返,一贯积极做表率的骆骆选择了跟随“硬骨头”返回“星火”继续战斗。在骆骆的劝告下,几个月后,姐姐也来到了“星火”。骆骆是个乐天派,虽然她的家庭经历了很多磨难,却没给她留下一丝痕迹,跟她在一起,一切烦恼都会消逝得无影无踪。
每当六号寝室增加人时,骆骆就与我合睡一张床。冬季天冷,骆骆也经常钻进我被窝同床共枕。骆骆睡觉时因噩梦缠绕,每次都难受地挣扎着,好长时间醒不过来,用她自己的话说:“被迷倒了。”她认为这会带来生命危险,因此,交代我一旦发现她“被迷倒了”时,立即叫醒她。自从接受这个任务后,我就不敢放心大胆地睡觉了。骆骆越是打着呼噜睡得正酣时,我越更精心判断,甚至夜间坐起来观察,害怕没有及时发现问题,让骆骆出现险情;同时,又担心由于自己的紧张,搅了骆骆的好梦,这可真不是件容易的差事。多年以后,我当了医生才知道,是因为骆骆总爱把手压在胸前睡觉,出现梦魇所致,并无生命危险。遗憾的是我当时不能指出这一点,以减少骆骆的痛苦和我的担忧。
来“星火”的人不断增多,不久,顾洪娟搬出去了,六号寝室成为专供外场者居住的房间。新来的室友黄五自,高中毕业,一九六四年下乡,原是新兴茶场副场长。“文革”前,我作为新店茶场副场长与她常有工作接触。这位出身国民党将领家庭的千金,外表秀美柔弱,心灵手巧,不仅劳动是一把好手,而且有着文艺特长。她下乡后不久,便根据大巴山的民歌基调,创作了一个词、曲、舞均自编的《栽秧舞》,在区文艺汇演中受到交口称赞,被草坝知青传为佳话。
当大家造反回重庆时,黄五自牢记身为副场长的职责,一直坚守本场,继续生产劳动,与一切破坏茶场的行为进行着顽强的抗争。后因她势单力薄,无法阻挡众多知青们强卖茶场粮食及物品的造反行动,不得不来到“星火”。此时,她的父亲正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她没有感觉委屈,而以自己的行动证明:虽失根红,却能苗正。她还写了多封信件寄往重庆,劝告本场逗留重庆的知青,尽快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
不久,陈正宪搬进了六号寝室。陈正宪原是乐园茶场的团支书,大家都亲热地叫她“宪妹”。因为被镇压的反革命爷爷的影响,未能跨入高中的门坎。宪妹上初中时,因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突出表现,被共青团破格接纳,在初中能入团者本就稀少的当时,曾有着小小的轰动。一九六四年八月,已是班团干的宪妹在接到中考不录取通知书的第三天,就登上了北去大巴山的卡车,奔赴农村,以兑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诺言,表明自己不是“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宪妹有着与黄五自相似的经历。当本场知青造反回重庆时,认准上山下乡大方向的宪妹和副场长罗江英、事务长何双玲留在茶场,坚持生产劳动。当场里被糟蹋得不能待下去时,她们三人带着自己的劳动工具——锄头和背篼,一块来到“星火”。几个月后,三人中只有宪妹留了下来。宪妹性格内秀随和,最出色的是无人可及的、忘我的实干精神。当我们去娱乐、串寝室、聚堆聊天或有事时,闲不住的宪妹就会将我们宿舍及屋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为我们将洗脸水打回寝室,甚至帮助我们洗衣服。当我们夸奖、感谢她时,宪妹就开心地笑笑,她那双杏仁大眼和一对深深的酒窝笑起来十分迷人。
另外一个室友赖圣厚原是新兴茶场的高中生,在接到黄五自写给她的劝告信后,由重庆来到了“星火”,住进了六号寝室。圣厚有很好的文笔,在重庆时,她曾为“硬骨头”小报写了不少文稿。圣厚的到来为六号寝室增添了乐趣。晚上,我们时常津津有味地听着她绘声绘色地摆龙门阵,甚至灭灯躺上床后,圣厚仍用丰富的语言吹龙门阵。薄薄的木板墙不隔音,有时,引得隔壁大号寝室的男同胞刘德齐、刘焰等也加入聊天队伍。
由于聊出来的哥们儿气,有一次,大号寝室男同胞上山采回一些银耳,又到草坝卫生院买回葡萄糖(因那年月无糖卖)加进银耳里熬好,然后用饭缸盛上,通过木板隔墙上部的方洞,递到六号寝室来(因大号寝室的门开在前面,要绕一大圈才能走到六号寝室)。圣厚站上床,举起手接过来,大家快活地分享着。到山上的野柿子成熟时,大号寝室又用同样的方式,把烧好的柿子递过来。
六号寝室在前期还曾有过两位主人。一位是石窝茶场的知青刘静,刘静对漆高度过敏,看见别人手上未洗净的漆树浆,也会面部肿得似满月。因“星火”到处是漆树,没多久她便离开了。另一位是新兴茶场的知青李萍(已故),她老胃疼,宪妹经常给她提背治病,不久也走了。
“星火”原来只有六十多人的床位,一下多出几倍人来,住宿明显紧张。女同胞普遍二人、少数三人共挤一张床。甚至因拥挤让床,“星火”本场的女知青张苇在厨房长凳上睡了好几个晚上。黄五自、宪妹和李萍三人也曾合睡一张床,拥挤程度可想而知。有时大家开玩笑说:“翻身时先叫一、二、三。”
长期居住六号寝室的人大多曾经是各茶场的骨干,互相之间思想默契,客居“星火”期间,劳动的自觉性一如既往。无论哪儿需要,总会见到六号寝室人的身影,大家经常在劳动之余,帮食堂挑水、理菜,尤其是黄五自和宪妹,业余贡献最多。
在洋芋(土豆)收获的季节,饭菜都以洋芋为主,一百多号人吃饭,洋芋刮皮的工作量很大,尤其是久放皮皱后,小洋芋刮起来很吃力。上坡劳动回来,吃完中饭后,六号寝室的全体人员和其他伙伴立即坐下来,为食堂大盆大盆地刮着洋芋,直到满足需求为止。黄五自和宪妹手脚十分麻利,刮得又快又好。每次刮完后,她们就会将刮皮工具带回六号寝室藏起来,以免被别人抢走了工具,下次刮不成洋芋。
刚到“星火”不久,我自告奋勇当炊事员。有一天做早饭时,我端着一大盆刚烧开的水准备倒进铁罐里留给大家喝,不慎踩在了柴棒上,开水倒在我右臂上,疼得直钻心。因恐惊动隔壁保管室里睡觉的人,没敢声张,匆匆卷起伤肢的毛衣袖,继续做早餐。当大家来吃早饭时,我右肘关节以下直到手指尖全布满了大小水泡。朋友们赶到草坝卫生院,为我买回了龙胆紫药水涂抹伤处。六号寝室的伙伴们对我的日常生活给予无微不至的关照,那团结友爱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大家每天为我打洗漱用水、倒水、拧毛巾、洗衣物、洗头、洗碗、甚至洗手。骆骆最不忍看我手上的泡,总爱用缝衣针将水泡刺破,然后用针杆推出泡液,再抹上紫药水。在没服一粒止痛剂,没有一颗消炎药,创面完全暴露的情况下,我的烫伤一点也没感染,奇迹般地很快愈合了。这得益于伙伴们的精心照料,得益于没有污染的大自然。
共同的目标把四个不同茶场的女性团聚在了六号寝室。在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大家互相理解、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情同姐妹,彼此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