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桶的倡导和组织下，我们成立了“硬骨头革命造反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搞文艺演出。这是我们抓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唯一手段。它是我们除生产劳动外，占时最长、最主要的活动。除利用工余排练节目外，也占用部分劳动时间进行排练。农闲时，或在每一阶段农活完成后间隔的几天时间里，我们就到县城、各部队、各公社去演出。凡遇重大政治事件，如最新最高指示发表，毛主席接见四川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等，我们都要走上草坝街头庆贺，并表演节目。
当时，从上到下的各级党政领导均被当作走资派而打倒，党的领导名存实亡，只有毛泽东思想光辉灿烂，取代一切。因此，“文革”时期的文艺表演充斥着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泛滥着不少假、大、空的文艺垃圾。各艺术团体清一色以歌颂“红太阳”为主题，我们的文艺节目也不例外。其间流行的绝大部分载歌载舞节目，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万岁！毛主席》《北京有个金太阳》《草原红卫兵见到毛主席》《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及由毛主席诗词编排的舞蹈《长征组歌》等我们都表演过。我们这支宣传队人才济济，在万源县享有盛誉，其中很多人后来进入了专业文艺团体。
随着“硬骨头”宗旨的改变，黄桶那支曾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笔，也转向了文艺创作。他写下了大量宣传队所需的歌功颂德歌词、朗诵词和一些说、唱、跳、表演相结合的节目文字。记得在一首由黄桶写词，甘铭谱曲，名叫《峥嵘岁月》的优美的四声部合唱歌曲的开头，有这样几句词：“峥嵘岁月，战斗历程，啊！峥嵘岁月，战斗历程，这惊心动魄的革命，是长虹的史诗。从炮打司令部，到造反有理，从一月风暴，到革命委员会好……”
黄桶所写的歌词统统由他最亲密的战友甘铭谱曲。甘铭是重庆四十二中学六五级初中毕业生，品学兼优，因右派父亲牵连而与升学绝缘，同年下乡到星火茶场。他是星火“硬骨头”领导层中唯一的初中生。他性格沉稳，天资聪颖，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硬骨头战报》所有的文字书写、插画和宣传队用的曲谱与歌单刻写，都由他一人包下。“星火”时期，“硬骨头”的旗帜、袖章上漂亮的字样都出自他的笔墨。他以无声胜有声的行动，给了黄桶最有力的支持。甘铭有着天生的音乐天陚，黄桶写的词与他谱的曲真是珠联璧合。他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的大姐都称赞他的曲作品很地道。
宣传队里的一切舞蹈及节目编排都由黄五自承揽，我为她当助手。黄五自有四个兄弟姐妹在专业文艺团体当演员，耳濡目染的表演技能，使她舒展的舞姿带有专业韵味，创作的舞蹈优美大方。黄五自创作的舞蹈动作由我试跳，发现不合适，我们又商量着进行修改。排练舞蹈时，她要求我们练压腿、下腰及进行比较专业化的形体训练，使我的舞姿上了一个台阶。与她一起编排舞蹈动作及其他节目时受到的熏染和影响，让我受益匪浅。回城后，在大学里和先后工作过的单位，我都成了文艺活动的领头羊。黄五自则进了专业文艺团体，既当演员又当编导。后来，任正容由重庆“八·一五”文艺宣传队回到“星火”，带回了一些新的舞蹈节目，也参与部分编舞。离开农村后，她也进了专业文艺团体。
骆骆是个多面手。解放前，她母亲曾与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同一剧社。她不仅从爹妈那里得到了一副好嗓子，能登台独唱，而且兴趣爱好广泛，喜欢摆弄乐器，吹笛子、拉二胡她都在行，是乐队的主力。当人手不够时，她还参加跳舞。离开农村后，她同样进了专业文艺团体。
我们宣传队有点阴盛阳衰，会跳舞的女知青多，男知青基本都不会。为了演出之需，大家逼上了梁山，男同胞和一些舞蹈基础差的女知青认真学起舞蹈来。因长期体力劳动而僵硬的躯干和四肢，一时竟奈何不了这雕虫小技，跳得怪相百出，令人捧腹。我们教舞的女孩不厌其烦地耐心指导，学舞者更是专心致志，反复琢磨练习，终于苦尽甘来，男同胞成功地登上了舞台。
刚开始，我们宣传队缺乏乐器和会乐器的人，表演时全凭大家一起唱。我们都拼命地边唱边跳，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往往表演结束时，嗓子全哑了。为此，许多从未碰过乐器的男同胞加快了学习步伐，全都在这儿学会了拉二胡或板胡，黄桶、甘铭、胡惠生、龚联庆等还成了乐队的主力。甘铭在此起步学乐器，经过刻苦努力，不久便坐在了宣传队板胡的第一把交椅上。
每当听到骆骆拉出婉转悠扬的二胡曲调，我就心动，总想试一试。一到排练舞蹈间歇的空档，我和张苇、赵蔚琪、任正容、萧懋容等几个跳舞的女孩就乘着乐队休息时去“抢占”二胡，不听指挥的二胡在我们手中发出刺耳的乱叫。有一天，张苇先拉起电影《地道战》插曲，没摸着门坎的我们跟着合奏了起来，“杀鸡杀鸭”居然成了调！彼此相视而笑，左声左调，自得其乐，引得在一旁休息的乐队男同胞们说：“有意思！干脆，增加一个特色节目——女子二胡齐奏吧！”有时，骆骆和乐队的朋友们也热心地为我们指点拉二胡的姿势、指法、示范揉弦。我还真上了瘾，抄录下很多二胡曲目，认真地根据《怎样拉二胡》一书要求进行指法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到后来，我竟能将《良宵》《病中吟》《赛马》《二泉映月》《三门峡畅想曲》等曲子拉得有板有眼，那感觉美不可言。
我们的演出十分辛苦，每到一个公社都需走几十里山路，晚上演出结束后，还要连夜赶回“星火”。到县城演出得走一百八十来里山路，那时，既无钱坐车，又无公交车，我们背着道具、乐器，全靠两条腿跋涉，大家总是精神抖擞，乐此不疲，从无畏难情绪。每次演完节目后，大家仍然沉浸在掌声带来的兴奋和演出成功的喜悦中，一路谈笑风生，回味无穷，自豪感和成就感足以消除一切辛劳。
到部队演出则能享受坐军用卡车待遇，大家很开心，唯独苦了我。我生就晕车一流，在重庆时，坐几站市内公交车也会呕吐，更别说是几十里连续拐弯、颠簸剧烈的盘山路了。每次都感到天旋地转，吐得昏天黑地，一下车就得躺着，连饭也不能吃。大家都为我着急，因很多节目我都要参加，甘铭每见我这狼狈相，关心中不忘幽默：“还在晕床呀？”在后台，我仍觉云里雾里，可这节骨眼儿上，说啥也得豁出去！一出场，马上忘了一切。《草原红卫兵见到毛主席》我跳领舞，其中有很多激昂跃马和快速旋转动作，按说我又晕又饿难以胜任，但不知为什么，一点未出偏差。演出结束时，病反倒好了一大半。
演出时，有一件头等大事是不容马虎的：一定要在舞台背景中央悬挂毛泽东头像，在头像下一定要派人把守。也就是右手握着《毛主席语录》置放胸前，像卫士一样笔直地站岗。没有节目的人轮站。如果需全体演员出场时，则简陋的乐队宁可放下乐器，也得抽出人来站到“神坛”下，以示对神一般的领袖的无限忠诚、坚决捍卫。
带有鲜明“文革”特征的造反舞每一个宣传队必备，每次演出必跳。我们也跳造反舞“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可挨打、可挨斗，就是不低革命头！……”舞蹈中，大家反复响亮地高喊着口号：“革命的跟党走，不革命的滚开！革命的跟党走，不革命的滚开！”表演时，群情激昂，一边吼叫，一边轮番施展着扭头、犟脖子、拍胸、挥拳、叉腰、踹腿、跺脚功夫，充满杀气的动作应有尽有，颇有点斗殴、骂街味儿。
并非一切造反舞我们宣传队都有资格跳。有一个猖狂叫嚷“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滚他妈的蛋！”的造反舞，我们这支全由“黑五类狗崽仔”组成的宣传队就尴尬地无福共舞，只得靠边站。这让一时趾高气扬的我们，顷刻坠落回下等公民的深渊。
在高贵的红色血统者眼里，“狗崽仔”们无论怎样“脱胎换骨”，也抹不去铭刻在身的“黑五类”烙印，更别妄想混进革命阵营里！这对声嘶力竭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披肝沥胆地紧跟伟大领袖干革命的我们，真是莫大的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