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茶場坐落在“十裏坪”的茫茫林海中，四周無人居住，場裏沒有報紙，更談不上電燈和電話了，消息十分閉塞。一九六七年二至三月份，大家無從知道“鎮反”的情況，在近兩個月的時間裏大家堅守山頭，無人上街。直到油鹽已盡，無米下鍋時，才小心翼翼地派人去草壩街上試探，發現風平浪靜，方知中央早已下令停止鎮反。
事後有知青在草壩區公安特派員何舉國辦公室櫃子裏，發現了寫有包括王永楠、曾令德、謝建華和甘銘等知青在內的黑名單和一些空白逮捕證，在甘銘的名字下寫有“年齡不夠，免予逮捕”字樣。當時甘銘不足18歲。
這場虛驚過後，人心開始浮動，看似風平浪靜的革命大家庭正在裂變。外場的多數知青逐漸離去，“星火”本場的人也零星離場返回重慶。逐漸，離去的人越來越多了，熱鬧非凡的“革命聖地”頓失先前的風光，顯得有些冷清。
從一開始，星火茶場就時有外場者來來去去，甚或幾進幾出，在大家眼裏，“星火”就似落腳的驛站，因而離開“星火”並不讓人感到格外詫異。誰也沒有勸阻執意離去的人們，大家心裏非常清楚，那隻會徒勞無益。多數離場者僅簡單地與同一寢室的夥伴道別後，便毫無張揚地上路了，往往不知不覺就從大家的視線中消失了。很多離去者事後才被知曉。盡管大家曾親如一家，此時，卻既沒有送君千裏的難舍，也沒有人去屋空的哀歎，一切都顯得那麽平靜，那樣自然而然。
其實，很多來“星火”的知青是因為當時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回城者返回農村；各種新聞媒體展開了強勁的宣傳攻勢；居委會的婆姨們緊鑼密鼓上門催促；各單位對知青的父母施加壓力；重慶各區安置辦公室派專車遣送而被迫返回草壩的。這種添加了娛樂輔料的生活，並沒從根本上脫離“麵朝黃土背朝天”的陰影，實際上，隻不過是對社辦茶場的改良，與要求徹底砸爛社辦場、殺回老家、索回戶口的目標相去甚遠。當造反未成功，“東山再起”無希望時，唯一可供選擇的，就隻有逃離農村這種消極的反抗方式了。“星火”充實的生活讓我相信，我們能用自己的雙手創造美好的生活，所以，看著一天天離去的人們，我無動於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