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茶场坐落在“十里坪”的茫茫林海中，四周无人居住，场里没有报纸，更谈不上电灯和电话了，消息十分闭塞。一九六七年二至三月份，大家无从知道“镇反”的情况，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大家坚守山头，无人上街。直到油盐已尽，无米下锅时，才小心翼翼地派人去草坝街上试探，发现风平浪静，方知中央早已下令停止镇反。
事后有知青在草坝区公安特派员何举国办公室柜子里，发现了写有包括王永楠、曾令德、谢建华和甘铭等知青在内的黑名单和一些空白逮捕证，在甘铭的名字下写有“年龄不够，免予逮捕”字样。当时甘铭不足18岁。
这场虚惊过后，人心开始浮动，看似风平浪静的革命大家庭正在裂变。外场的多数知青逐渐离去，“星火”本场的人也零星离场返回重庆。逐渐，离去的人越来越多了，热闹非凡的“革命圣地”顿失先前的风光，显得有些冷清。
从一开始，星火茶场就时有外场者来来去去，甚或几进几出，在大家眼里，“星火”就似落脚的驿站，因而离开“星火”并不让人感到格外诧异。谁也没有劝阻执意离去的人们，大家心里非常清楚，那只会徒劳无益。多数离场者仅简单地与同一寝室的伙伴道别后，便毫无张扬地上路了，往往不知不觉就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了。很多离去者事后才被知晓。尽管大家曾亲如一家，此时，却既没有送君千里的难舍，也没有人去屋空的哀叹，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那样自然而然。
其实，很多来“星火”的知青是因为当时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回城者返回农村；各种新闻媒体展开了强劲的宣传攻势；居委会的婆姨们紧锣密鼓上门催促；各单位对知青的父母施加压力；重庆各区安置办公室派专车遣送而被迫返回草坝的。这种添加了娱乐辅料的生活，并没从根本上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阴影，实际上，只不过是对社办茶场的改良，与要求彻底砸烂社办场、杀回老家、索回户口的目标相去甚远。当造反未成功，“东山再起”无希望时，唯一可供选择的，就只有逃离农村这种消极的反抗方式了。“星火”充实的生活让我相信，我们能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所以，看着一天天离去的人们，我无动于衷。
黄桶忠贞不渝地坚持上山下乡大方向的信念，使来去自由的乌托邦在经历回流潮洗礼后，没有全军覆没，留下了来自草坝区七个社办茶场的三十多位“硬骨头”成员。其中外场者占三分之一，其余是“星火”本场人。除少数迫于生计留下者外，绝大多数都是顽强地坚持上山下乡大方向的殉道者。
殉道者们在“硬骨头”坚持上山下乡不动摇的鲜明旗帜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尤其是外场者，有着失群孤雁归队之感。共同的目标将大家凝聚在一起，人虽少了，心却靠近了。多数人在“文革”前是各场干部，或在学校时当过干部，大家都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劳动尽力而为，脏活累活抢着干，唯恐比别人逊色。集体行动总是步调一致，配合默契。每个人身上那种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不甘人后的出色表现，在不经意间彼此感染，互为榜样，推动上着殉道**日渐痴迷。大家对返城不屑一顾，我们把回城当逍遥派看作是革命意志衰退，放弃人生追求，浪费青春，惧怕艰苦，逃避现实的懦弱行为，从心底里瞧不起，哪怕是永久回城的机会也不为所动。
有一件发生在赵蔚琪身上的事，代表了我们当时的思想状况。有一次，我们在万源县城演出期间，跳舞女孩赵蔚琪的哥哥赵蔚新找她来了。这两兄妹原来都是乐园茶场知青，皆因右派父亲影响而中考落榜。哥哥一九六四年下乡，妹妹一九六五年初中毕业后也来到哥哥所在茶场。两兄妹都曾跟造反队伍回了重庆，哥哥留下未返，不甘沉沦的赵蔚琪带着理想和满腔的热血来到了“星火”，继续为自己谱写壮丽的青春。这位泼辣干练、充满朝气的姑娘，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总是主动承担最艰苦的工作，她的踏实劳动可与宪妹媲美。
赵蔚琪的哥哥想方设法为自己办成了假“病残”，拿到了县安办开具的迁移户口回重庆的手续。此时，哥哥兴冲冲拿着握在手中的回城上户口证明来找妹妹，让妹妹跟他一道回重庆。哥哥深知妹妹的倔强，未敢擅自给赵蔚琪办理病残证明。他将赵蔚琪带到一个饭店共进午餐，席间摊开了自己的宝贝证明。哥哥告诉妹妹，县医院的医生已很熟悉，只要她愿意，马上可办理病残证明；县安办也已打通关节，能马上盖章放行回重庆。令哥哥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切被赵蔚琪义正词严地当场拒绝。赵蔚琪告诉哥哥，她身体很好，决不办病残，那是搞欺骗。她就要在大巴山干一辈子革命。哥哥说：“这革命有啥干头嘛？！机不可失，你以后没机会了，你会后悔的！”一个中午过去了，无论哥哥怎样劝说，也没能让赵蔚琪有丝毫动心。下午要排练节目，哥哥跟妹妹来到排练场地继续“攻关”。排练马上开始了，哥哥仍不死心，继续追着妹妹劝说。“不行！不行！我不走，那不成逃跑了？！”我们几个跳舞的和在场的人听见赵蔚琪的吼声走了过去，才弄明白事情的缘由。我和在场的人都好奇地看了看那张由知青变为城市人的证据。只见赵蔚琪又对哥哥说：“好了，好了，你快走嘛，大家都在这里干，要我走不可能！”最后，哥哥只好失望地、百思不得其解地走了。那个让无数知青朝思暮想的、近在咫尺的回城机会，轻易地被赵蔚琪放走了。
有时因演出急需，我们经常停工排练。没有节目的朋友陈正宪、陈树楠、钟小容、邵世敏、王碧辉、郎世清、徐先玉、周平戎等则自觉上坡劳动。彭明恒一直负责食堂煮饭。当大部分人外出表演时，总会留下不参加演出的一两位守场，其余的人则跟随演出队伍出去协助后台工作。宪妹和彭明恒经常自告奋勇留守茶场。我们在外演出时，看家的朋友不甘寂寞，尽心地守护着空旷的茶场，主动做好打扫场坝、喂猪、养牛及准备饭菜和热水等一切能做的事情，满怀期待地等候大家归来享用。他们的生活虽缺少了许多色彩，但却一如既往，无怨无悔。他们中任何人也不曾有过豪言壮语，显得低调而默默无闻，然而，却留守意志坚定，是最具牺牲精神的殉道者。
陈树楠和王碧辉最爱在劳动休憩时来看我们排练舞蹈，每次总是看一会儿就笑眯眯地起身说：“你们在忙，我们也该去干活了。”又拿着锄头自觉上坡劳动去了。我曾问过陈树楠：“当初你家里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何留在‘星火’？”答曰：“我认为不应该离开，回重庆是错误的。”这个文静的姑娘曾是重庆四十一中学初六五级的班长，其优异的成绩给母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下乡三十几年后返校时，当年的校长一眼就认出了她，并不无惋惜地说：“陈树楠哪是不学习的孩子呀！”这样的尖子生就因为有一个曾是国民党军医的父亲而失学。她那曾经放弃到台湾、毅然留在大陆的父亲怎能料到，他的爱国之举会让女儿的前程蒙羞。这个从小听话的乖孩子最能忍辱负重，克己奉公，在大是大非面前总是跟随着伟大领袖，毫不犹豫。这种根深蒂固的忠君意识也是留在“星火”的“铁杆”知青的共性。自幼的思想培训养就了唯命是从的心理特征，大家总是扮演着顺民的角色，将无端强加给自己的不公当作是理所当然而默默接受。
星火茶场“硬骨头”在组建时选出的领导成员大部分人离去后，只剩下王永楠、甘铭、曾令德三个。曾令德也是重庆四十一中的高中生，不能上大学自然也是家庭出身“不好”的罪过。他充满**，任何时候总是昂首挺胸，颇有几分英雄气概，因此大家送他一个雅号叫“英雄”。他口若悬河，极具演讲和辩论才干，主要负责“硬骨头”的对外事务。他一直从事万源县和草坝区造反派之间的联络工作，长时间待在县城里，他属坚守阵营类，但很少回“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