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山的冬季总是过早地来临，一九六七年的十月已非常寒冷。刺骨的寒风呼啸着钻进多缝的木板房，像锥一样扎着衣被单薄的每一个留守人。重庆宜人的冬季和家的温馨勾起大家无限的思念，部分经受不住煎熬的留守人员逐渐离开“星火”返回重庆，或暂时、或永久地躲避已经开始的漫长冬季。赖圣厚也在此时告别了六号寝室。
十一月初下了第一场雪，紧接着雨雪交加达十几天，屋檐边顺着瓦沟滴下的雨水结成长长的冰柱。恶劣的气候使生活显得十分单调且困难重重，除了维持生计的劳动，如准备煮饭的柴火，经管少量菜地及上街背米外，无活可干。大家议论着：越往后，大雪封山，更无事可做。尽管我们反对回城，但是，待在这儿虚度岁月，不如到其他县看看，开阔眼界，使生活更有意义。
黄桶及时地开导我们：不要小看了待在这儿的意义。目前一万四千知青就有一万三千多回重庆去了，只有我们少数人坚守农村，虽然做不了什么事，却表示了我们始终坚持毛主席上山下乡政策的决心和信心。它显示出与工农结合的革命道路虽然经受着狂风暴雨的吹打，经受着来自各种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袭，却仍然洒满了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我们是在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黄桶的话让我茅塞顿开，将我感性的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让我心悦诚服。我立刻感到了自己肩上力挽狂澜重担的分量，有了鹤立鸡群的自豪感。此后，没有人再提外出的事了。
到十一月中旬，星火茶场只剩下二十位捍卫毛泽东上山下乡路线意志坚定的“铁杆”知青。其中四位男性、十六位女性，分别来自草坝区六个社办茶场。
在武斗升级、运输中断、万源县安办未能如期给知青拨款的几个月时间里，乌托邦的轻松日子马上受到冲击。失去了经济后盾的我们，被迫停止歌舞，为生计操劳。大家上山砍竹子，背下山去卖钱，换回大米和油盐；入不敷出时，也廉价卖掉几根木料，以补贴饱腹之需。物质作为生存的第一需要，显示出它朴实的真理性，超脱尘世的精神追求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
不愉快的事情相伴而至。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初，省革筹（四川省革命筹备委员会）在知识青年安置工作会议上提出：权力下放公社，如社办场不能办就插队落户。消息传来，令我们十分震惊，撤场插队无疑是晴天霹雳，这预示着我们坚持的上山下乡的最佳方式被否定。这是一件关系着我们“硬骨头”和乌托邦生死存亡的大事。
当实实在在的与工农相结合的方式摆在“乌托邦”的“铁杆”知青面前时，大家才如此惊骇地发现，这与自己心目中的构想迥然相异。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极不愿意插队，都害怕变成地道的农民。此时真相大白了！先前的我们，只不过是“叶公好龙”罢了。然而，“知识青年向何处去”的问题已经摆在了面前，是无法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