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桶組織大家對省革籌的決議展開討論。發言中，多數人堅決要求保持原狀，繼續過烏托邦似的日子；少數人卻說隻有插隊，理由是中央的安排不容違背，它不會因為我們的好惡而改變。幾次討論後，黃桶提出了一個方案，並決心上訪請願。
黃桶提出的設想是：請省革籌派解放軍及優秀的貧下中農帶班人來幫助知識青年搞軍訓，選擇比較有思想基礎的知青所在地（比如“星火”）搞試點，時間長短視具體情況而定。軍訓主要是思想教育學習，其次是勞動。這種軍訓是從社辦場到插隊落戶之間的過渡形式，當思想能接受時，就一批批送去插隊落戶，思想轉變一批送出一批。之所以想到要解放軍帶班，是因為當時各級領導班子還處於癱瘓狀態，各政府部門均由軍代表接管。同時認為，知識青年問題主要是思想引導的問題，以解放軍的優良傳統影響青年，思想變了，問題就好解決了。
起初，我並不讚成這延期插隊的緩兵之計，可想到同樣不願插隊的黃桶能戰勝自己，已為我之楷模，反省自己，是“私”字作怪，於是認為，改造思想後再插隊是正確的。
可歎黃桶的精忠之謀，終究跳不出被人牽著鼻子走的模式，而我們的腳步也脫離不了跟著黃桶走的路子。
黃桶希望大家通過各種渠道，勸說在重慶的知青返回農村，共同行動，形成一定聲勢，以喚起省革籌對知青問題的關懷和重視，並特意交代我多做新店茶場的工作。我場的饒傳輝在“星火”住了很長一段時間，不久前才離開，回重慶後還給黃桶來了一封信，表明了準備在農村幹的決心。我感到他是最容易爭取的對象，便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給他寫了一封長達六頁的信，以期說服他（此信至今保存著）。
在給饒傳輝的信中，我寫道：“知識青年的問題是一個複雜而又不好解決的問題。它之所以複雜，是因為這是一門無產階級世界觀與形形色色的剝削階級世界觀尖銳鬥爭的階級鬥爭課目。之所以不好解決，是因為要走與工農結合的道路必須與各種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作最徹底的決裂，它要觸及它們的根子——‘私’字。隻有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大破‘私’字，大立‘公’字才能解決。許多同誌知道這條路是對的，卻沒有勇氣走，就是‘私’字在作怪。我每天也是在這種公與私的鬥爭中生活的，我是比較願意走這條路卻又存在著各種‘私’字的。如擔心以後會變成不過問政治、不喜歡學習的庸人，同時對貧下中農的許多優秀品質理論上懂得，而實際上感覺得很少，這就是說思想感情還是舊的。但我覺得既是主席指引的道路，就應該克服困難，解放思想，堅定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