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桶组织大家对省革筹的决议展开讨论。发言中，多数人坚决要求保持原状，继续过乌托邦似的日子；少数人却说只有插队，理由是中央的安排不容违背，它不会因为我们的好恶而改变。几次讨论后，黄桶提出了一个方案，并决心上访请愿。
黄桶提出的设想是：请省革筹派解放军及优秀的贫下中农带班人来帮助知识青年搞军训，选择比较有思想基础的知青所在地（比如“星火”）搞试点，时间长短视具体情况而定。军训主要是思想教育学习，其次是劳动。这种军训是从社办场到插队落户之间的过渡形式，当思想能接受时，就一批批送去插队落户，思想转变一批送出一批。之所以想到要解放军带班，是因为当时各级领导班子还处于瘫痪状态，各政府部门均由军代表接管。同时认为，知识青年问题主要是思想引导的问题，以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影响青年，思想变了，问题就好解决了。
起初，我并不赞成这延期插队的缓兵之计，可想到同样不愿插队的黄桶能战胜自己，已为我之楷模，反省自己，是“私”字作怪，于是认为，改造思想后再插队是正确的。
可叹黄桶的精忠之谋，终究跳不出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模式，而我们的脚步也脱离不了跟着黄桶走的路子。
黄桶希望大家通过各种渠道，劝说在重庆的知青返回农村，共同行动，形成一定声势，以唤起省革筹对知青问题的关怀和重视，并特意交代我多做新店茶场的工作。我场的饶传辉在“星火”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不久前才离开，回重庆后还给黄桶来了一封信，表明了准备在农村干的决心。我感到他是最容易争取的对象，便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给他写了一封长达六页的信，以期说服他（此信至今保存着）。
在给饶传辉的信中，我写道：“知识青年的问题是一个复杂而又不好解决的问题。它之所以复杂，是因为这是一门无产阶级世界观与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世界观尖锐斗争的阶级斗争课目。之所以不好解决，是因为要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必须与各种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作最彻底的决裂，它要触及它们的根子——‘私’字。只有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大破‘私’字，大立‘公’字才能解决。许多同志知道这条路是对的，却没有勇气走，就是‘私’字在作怪。我每天也是在这种公与私的斗争中生活的，我是比较愿意走这条路却又存在着各种‘私’字的。如担心以后会变成不过问政治、不喜欢学习的庸人，同时对贫下中农的许多优秀品质理论上懂得，而实际上感觉得很少，这就是说思想感情还是旧的。但我觉得既是主席指引的道路，就应该克服困难，解放思想，坚定地走下去。”
由于担心都市文明的“糖衣炮弹“毁灭人的斗志，因此，我在给饶传辉的信中还写道：“黄桶叫我提醒你：在重庆这个环境中，每时每刻都要与各种思想和奇谈怪论交锋，只有不断加强学习，破私立公，才能顶得住、站得稳、看得准。现在坚持自己的信念是最可宝贵的东西。主席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这段最高指示，让我们都牢牢记住吧！不管前进的道路是多么坎坷不平，我们都要坚信：‘无限风光在险峰’！”
信尾，我也诚恳地对饶传辉说：“由于思想水平有限，因此希望你多帮助。如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欢迎造反！”最后以“为捍卫毛主席而奋斗终生！”作结语。
黄桶写下了几十页纸的上访报告，甘铭用钢板蜡纸刻写后油印出来。中心内容是围绕插队谈知识青年各方面的问题，包括黄桶的前述方案。遗憾的是这份上访报告现在已无法找到，内容已不能详记。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黄桶、甘铭、胡惠生、黄五自和张苇出发上访。
在紧急关头，“硬骨头”的亲密战友，草坝区税务干部吴庭主动请缨，协助上访。他请成都的同学帮忙解决吃住，这对经济拮据的知青无疑是雪中送炭。上访队伍兵分两路，黄五自和张苇去北京中央安办，黄桶、甘铭、胡惠生和吴庭去成都找“省革筹”。
上访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没有人理会千里迢迢来到首都和省城的几位无足轻重的知青的倾诉，上访以失败告终。在重庆的知青没有人愿意返回农村。我写给饶传辉的那封长信也石沉大海，当时，甚至不知他是否收到。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现在，“硬骨头”该做什么？“乌托邦”走向何处？答案的焦点集中到了“硬骨头”的舵手黄桶身上，这是一人定乾坤的时候了！黄桶的想法是：纵然回天乏术，也决不作鸟兽散。散伙既背离了毛泽东的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指示，毁了“硬骨头”的过去，又让乌托邦尚能苟延的星光过早陨落，使忠诚的“硬骨头”追随者们生活没了着落。唯一的选择是硬着头皮继续坚守山头，得过且过，随时准备承受最高指示的终结宣判。
由于曾令德的外交成果，“硬骨头”与万源县人委造反组织“红联处”成了亲密战友。一九六八年一月，我们与红联处共同组建了“紧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县城周围社办场的一些知青也参与进来。“硬骨头”宣传队的人去了县城，其余留守“星火”。我们这支宣传队可谓强强联手，表演了许多高水平的节目，在文化生活贫瘠的年代，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三月中旬，我们返回“星火”，部分参加“紧跟”宣传队的外区知青也来到了“星火”；“红联处”的朋友们时常来“星火”小住；一部分躲避严冬的留守人员也回来了。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排节目，隔三岔五到各公社宣传演出。“星火”又多了几分朝气与活力，热闹了起来，插队落户的阴影似乎已被淡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