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产生了意见分歧，一半人认为凶手认识史密斯夫妇，另一半人认为这是一桩因性冲动导致的随机案件。
县警局成立了一个特殊的悬案调查部门来处理突然涌入的新线索。1997年1月，县级悬案执法小组（简称“CLUE”）的成员开始深挖以往的案件卷宗。与此同时，玛丽·洪将哈林顿、维特亨、克鲁兹案的DNA档案传真给了全国几百家取证实验室，但没有得到回应。
1998年2月，调查员拉里·普尔从性犯罪部门调到了CLUE。普尔是一名空军退伍军人，为人生硬，在道德品行方面容不得灰色地带。他忠于上帝，痛恨诅咒。要是有人问警察最喜欢工作中的哪个部分，绝大多数警察都会追忆起他们暗中调查的日子，那些因为暴露身份后不知会招致何种危险而肾上腺素飙升的时刻。但普尔从不进行暗中调查，你都想象不出他暗中调查的可能性。有一次，他在另一个州的死囚牢房里询问一名连续杀人犯一位在南加州失踪女性的下落，警方怀疑这名犯人杀了人。普尔要求凶手告诉他尸体在哪，不论是为了让凶手心存良知，还是为了女性的家人，这么要求都是对的。凶手却开始讨价还价，他表示加州监狱的条件更好，或许老实交代可以让他换得调入加州监狱的优待？
普尔听罢，整理好文件，站起身。
“你会死在这儿。”说完便走出了房间。
普尔适合调查悬案。性格急躁一点的警察动不动就想踹门，或许永远也轮不到他们来填写有关悬案的报告。但普尔可以。普尔患有失眠症，他喜欢在脑中“发布命令”，下意识地仔细研究，直到某一时刻——也许是他在刷牙的时候，也许是他要开车的时候——答案浮现在他的大脑。善于为人处世的警察能和刚刚一把火烧死了家人的父亲坐下来聊天，他们熟悉的程度就好像边看棒球比赛边举杯畅饮的好友。这种警察能接受有些暧昧不明的道德观，或者至少假装自己能接受。但普尔这种人不会假装，所以悬案正适合他。他在县警局干了12年之久，但较少接手杀人案。而分配给他的新工作就是一个包含了三起案件的纸箱（哈林顿案、维特亨案、克鲁兹案），涉及四条人命和一个毫无特征的杀人魔。普尔告诉自己，发现犯人前，他会不断给自己下命令。
普尔注意到，在哈林顿案卷宗的报告中，有一份的边缘上潦草地写着一起文图拉警察局的案件编号。他打电话询问了详情，对方告诉他那是莱曼·史密斯和莎琳·史密斯谋杀案——文图拉一起臭名昭著的案件。莱曼是一位知名律师，影响力就快赶上中级法院的法官了。莎琳原来是他迷人的秘书，后来成了他第二任妻子。1980年3月16日，星期六，加里——莱曼与前妻所生的儿子，当时12岁——骑车到他父亲的房子修剪草坪。前门没锁，闹钟的响声吸引他来到了主卧。他看到金色的地毯上撒遍了树皮碎片，床脚下有一段细长的木棍。被褥下是他父亲和继母的尸体形成的两个凸起。
线索之多令调查员应接不暇。史密斯家在山顶，俯瞰文图拉港，看似光彩夺目，实则掩盖了其下的不安与冲突，其中有男女之事，也有不那么公正的商业行为。警方迅速瞄准了莱曼的朋友乔·阿尔西普，他也是莱曼以前的生意伙伴。阿尔西普在两人遇害前一晚造访了史密斯家，在一个红酒高脚杯上留下了指纹。更糟糕的是，他的牧师告诉警方，阿尔西普基本上算是跟他忏悔过这件事。阿尔西普遭到逮捕。警方和控方信心满满地进入了预审听证阶段。让他们尤其高兴的是，阿尔西普的辩护律师是理查德·哈纳沃特（RichardHanawalt）。哈纳沃特最为他们所熟悉的本领，是成功为醉酒司机辩护，他特别喜欢用混合隐喻，还会得出不合逻辑的推论。
“午餐时，我想了一下‘强有力’的定义是什么。”一日，哈纳沃特在阿尔西普的庭审现场这样说。对案件中相互矛盾的描述，他则这样形容：“一点点展开，就像宾馆前长长的地毯一样一点点铺开。”
哈纳沃特看似笨拙的举止其实都暗含深意。有人匿名向他提议，多调查一下牧师的过去。他挖出了牧师几十年的经历，从印第安纳到华盛顿，遍布全国，这名牧师一直在莫名其妙地寻求警方保护，并试图介入各种调查。作为史密斯案的首席调查员之一，加里·阿德金森（Gary Adkinson）警佐已经默默预料到，牧师会在哈纳沃特幸灾乐祸地曲解他的经历时感到崩溃和畏惧。牧师供出阿尔西普后，坚持认为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这名警佐就给了他一个警用无线电。一天下午，牧师惊恐的声音通过无线电传来。“他来了！他要来找我了！”他喊到，呼吸急促。阿德金森正巧在特利格拉夫街和维多利亚街的交叉口，与牧师家仅隔一个街区，便急匆匆跑了过去。牧师站在前门里侧，默默将无线电握在胸前，迫切地要赶快见到阿德金森。
“他走了。”他静静地说。
哈纳沃特在总结陈词时，还成功将案发现场描述成一幅诡异的画面，让人感觉凶手是一个陌生的精神病患，而不是了史密斯夫妇认识的人。凶手曾用布条捆绑被害人、用木棍重击被害人头部，案发时屋内没有任何光源，也就是说这起暴力事件可能完全是在黑暗中进行的。他还提到了卫生间的窗户，站在窗外可以清楚地看见卧室里的景象。距离窗外几码远的地方就有柴堆，凶手在这里拿到了那个21英寸长的木棍。
预审听证结束后，文图拉县地方检察官因证据不足释放了乔·阿尔西普。调查团队又回到了起点。他们产生了意见分歧，一半人认为凶手认识史密斯夫妇，另一半人认为这是一桩因性冲动导致的随机案件。之后的几年里，调查员一直搁置着史密斯案的卷宗；十年后，这份卷宗被调入证据储藏室。
拉里·普尔告诉文图拉警察局，奥兰治县警局有一起尚未结案的连续杀人案，涉及四名被害人，与史密斯案有共同之处。他要求文图拉警察局将他们仍保有的所有史密斯案相关法庭证据寄到奥兰治县取证实验室。玛丽·洪打开来自文图拉警察局的包裹，里面是一些载玻片。她的心一沉。在为强奸案取证的过程中，经常用拭子往载玻片上涂抹物质，有了载玻片，可以更容易地用显微镜看到**。但通常这些拭子应该一同留在案件资料中。犯罪学家永远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生物资料。
1998年2月17日，普尔拿到了洪的报告。洪通过载玻片上的精液建立了一份DNA档案。莱曼·史密斯不是这份档案的主人。
这份DNA档案与哈林顿案、维特亨案、克鲁兹案的凶手档案相匹配。
文图拉警察局有一些守旧的警察拒绝相信此结论。拉斯·海斯（RussHayes）是带头调查史密斯案的警探之一，他在几年后播出的纪录片《铁证悬案录》（ColdCaseFiles）中接受了采访。“这结论真的让我大跌眼镜。”谈到这些案件在DNA方面的关联，他回忆道。这名警局老前辈因对技术持怀疑态度而摇了摇头。
“我不能相信，”海斯说，“没相信过。”
海斯谈到，他认为凶手站在房子北侧的卫生间窗户外，通过窗户能看到莱曼和莎琳的卧室，他看到的某件事激怒了他——极可能是一个亲密的举动。
“我认为凶手是一个他们熟识的人，那个人通过窗户看到卧室发生了什么，那件事正好激怒了凶手，所以凶手走进去做了接下来那些事。”
海斯很可能说中了凶手在窗外的位置，也说中了他的愤怒，但没有说中他与被害人的关系。在凶手的白日梦中，莎琳·史密斯不幸成为了****、傲慢的最新代言人，从母亲、女学生到前妻，这些被害人接连遭到凶手否定，她们蔑视他人的举动如此刺眼，总是迫使凶手跪下来偷窥。抓起木棍的举动意味着性兴奋变质成了恨意，凶手腐坏的大脑判定，重击是一种恶毒的惩罚。
涉案尸体数上升至6个。警方花了约20年之久的时间，才了解到这名凶手的作案方法。他们知道了他如何适应环境，知道他是移动作案，像传染病一样到处扩散，寻找还没有出现被害人的地区。他在文图拉作案之前在哪儿？有人翻阅了旧报纸的文章，这些文章怀疑不止文图拉和奥兰治受到牵连，圣巴巴拉也一样。一篇题为“警方表示：或与造成两人死亡的案件有关”的文章成了1981年7月30日《圣安娜纪事报》（SantaAnaRegister）的头条。约20年后，涉案三县又一次比对了信息。他们发现了一些不同之处，比如圣巴巴拉的两名男性被害人都是在反抗时被射杀，但这些案件还有太多相似之处，让人无法忽视其中的关联。这些案件中都有可疑人士徘徊，有人偷窥，凶手都在被害人熟睡的夜间袭击，被害人都是中产阶级，被害人都遭到重击，现场都有提前剪好的绳状物，都有网球鞋印。在40英里以北的小镇上，也发生了两起有上述特征、造成两人死亡的谋杀案。
【编者按：文图拉进行的调查无疑是所有独立调查中最复杂的一次。米歇尔曾计划更详细地描述这次调查，但她为了得到更珍贵的案件卷宗拖延了许久，所以本书只稍微提及文图拉的情况。
2014年，米歇尔为购买乔·阿尔西普预审听证记录的纸质复本，向文图拉县政府支付了1400美元。全部2806页文件都要从微缩胶卷影印为纸质文件。米歇尔事后回忆，办事员把刚刚影印好的超大量档案资料交给她时，眼神既困惑又讽刺。
这份复本到处都在暗示官方报告中有更详细的记录，这引得米歇尔又更加垂涎于文图拉的卷宗。2016年1月，她向奥兰治县警局借了36盒金州杀人魔的资料，其中终于出现了文图拉的卷宗。她临终前读完了这份卷宗的一大部分——主要是关于与真凶无关的乔·阿尔西普的内容，但已来不及将其融入这本书中。
如想更全面地了解对史密斯案的调查以及对乔·阿尔西普的调查，推荐阅读2002年11月《文图拉县明星报》（VenturaCountyStar）中由科琳·卡森（ColleenCason）撰写的《沉默的证人》（TheSilentWit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