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你就不能滚出我的生活！”她尖叫道，“砰”的一声挂上了电话。
关于与母亲谢里的最后一次对话，黛比·多明戈（DebbiDomingo）记得最清楚的是她们没有交谈，只有喊叫。1981年7月26日，星期天，圣巴巴拉正处盛夏。岸边的雾气与桉树的湿气都已退去。太平洋的海水逐渐升温，白色的海浪拍打着柔软的沙地，奔向一排望不到边际的100英尺高棕榈树。十几岁的男孩们青春洋溢，留着柔软的头发，有与生俱来的肌肉，他们带着冲浪板冲到海里，表演当地人称为“冲浪弹跳”的动作。这是圣巴巴拉的魔法时刻，黛比不用在格拉纳达剧院打工的时候，就想沐浴在这种氛围中。她喜欢东海岸的活力，特别是沙滩排球。那天下午，黛比遇到个小问题，于是在斯泰特街的一部付费电话前刹住了她的10速自行车。她从剪短的牛仔裤口袋里掏出几枚硬币。而母亲接了电话，黛比直入主题。
“我要回家拿泳衣。”黛比说。
而母亲冷漠的回答令她感到诧异。
“不行。”谢里说。
黛比眼中蹿出一阵怒火。她紧紧抓住电话，和母亲顽固地争执起来。母女关系又回到了两人分开时的状态。
那是四天前，在阿纳卡帕街1311号拐角处一栋不起眼的小房子里，也就是在克莱因瓶危机庇护所的总部。克莱因瓶是一个帮助青少年解决烦恼的组织，7月中旬，黛比出现在这里。她带着匆忙打包的书包，骑车逃到了这里，她很清楚大人定下的规矩，也很清楚如何公然违抗。但从克莱因瓶总部垂吊的大量蕨类植物就能推断，这里很难算是一个要求严苛的封闭设施。那时正是艾丽斯·米勒（AliceMiller）所写的《天才儿童的悲剧》（TheDramaoftheGiftedChild）最流行的时期，这是一本帮人自助的畅销书，目的是揭露父母教育过程中那些难以察觉的反面行为，这些行为即便在最切实际的家庭中也可能存在。米勒极力主张让读者去“寻找真相”，发现童年曾遭到虐待的可能，同时让谈话疗法风行一时。克莱因瓶的顾问们一边用陶瓷杯喝茶，一边向那些不善言辞的青少年保证——没有什么感受是平淡无奇或难以启齿的，都可以分享出来。
这里除了会分配家务，还有一条特殊的规定：孩子们可以自愿来或者走，但必须签署参加治疗的协议。工作人员安排谢里和黛比一同来见顾问，帮助解决她们之间的问题。
多明戈母女看起来一定非常适合调解。她们都不是眼神呆滞、饱受生活摧残的瘾君子。她们远不是这种状态，这对母女都是长相精致的美女，一副搭配养眼的休闲装扮：妆容简洁，脚踩平底凉鞋，身穿印花上衣和牛仔裤。黛比喜欢时不时编个辫子或是戴个发夹。谢里当年35岁，像封面女郎纳塔利·伍德（NatalieWood）一样瘦，作为一名办公室经理，态度务实，为人和善。黛比则更显丰满，和绝大多数青少年一样，她的大蓝眼睛只看得到短期结果，缺乏远见。两只眼睛同时散发着健康、自负又冷静的光芒。
会面的时候到了。入座时，几个人还说了几句客套话。黛比和谢里就像两只落到电线上的鸟儿，坐到了沙发上。但她们落座的一瞬间，就开始大吵起来。她们的争吵从一开始就充斥着愤怒，还是如过去一般糟糕，唯一变化的是两人的立场，怀疑对方的人和感到委屈的人互换了位置。她们不需要劝诱。争吵的话题从界限变到规矩，从男友又到不礼貌。黛比都不记得顾问是男是女，只记得自己不停地喊叫和屋内似乎还有第三人的模糊印象。这个顾问应该是看完了全程，但也被吓到目瞪口呆。结果，黛比就像之前一样，突然跑了出去。这个深色头发的女孩带着她塞满行李的书包骑车离开了。两周后，她将年满16岁。
谢里看着这座城市吞没她的女儿，感到非常不安。圣巴巴拉充斥着骗局和误导。女儿的大脑遭到浪漫承诺的支配，却模糊了潜在的危险。1925年，圣巴巴拉经历了一次19秒的地震，市中心严重受损，那之后这座城市重建成了统一的西班牙殖民地风格——白色的石膏墙、平缓的红瓦屋顶、锻铁门。保守的市政领导仍然无法接纳高楼和广告牌，这里依旧是一座平和的小都市。32年来，一名希腊移民日复一日地在斯特恩斯码头下的旅行车里卖纸风车和爆米花。炎热的夏季夜晚，窗户开敞，夜间绽放的茉莉花香便随之飘入，海浪的涛声与其相随，伴着人们进入梦乡。
但这里也潜藏着不安，贫穷暗流涌动。经济衰退让市中心的许多企业从内部遭到瓦解。当时斯泰特街还没有不允许在公共场合饮酒的法律，到了晚上，酒鬼们边互相嚷嚷边随地小便、呕吐。音乐俱乐部也变了，民谣和迪斯科都已过时，取而代之的是暴躁的朋克音乐。当地报纸曾报道，有匿名男子给11岁至15岁的儿童打电话，说要弄死他们。另一个打匿名电话的人——可能是同一个人——会告诉妻子一方，要是不满足他的要求，就害她们的丈夫。当地警察称这个身份不明的恐吓人为“喘息者”。
101号公路是纵贯加利福尼亚的南北向重要线路之一，而在斯泰特街和101号公路的交界处有一个红绿灯。十多年来，一群穿着打扮五颜六色的嬉皮士都在这里举牌子，要求搭车去圣迭戈（SanDiego）或者尤里卡（Eureka）等地方。这简直就是圣巴巴拉的传统项目，以至于德士古加油站长年备有马克笔，供想搭车的旅行者在硬纸板上写字。
虽然最近的嬉皮士还是“爱之夏”[72]时期的打扮、摇着手鼓，但他们不再年轻了，这点显而易见。近距离看，你会发现他们经历的不只是强风和烈日，还有一次次失败，他们眼中的希望之火熄灭了。在牌子上注明目的地的人越来越少，有些人只是整日转来转去。
或许圣巴巴拉紫红色的三角梅会让人注意不到这座城市的裂痕。谢里不希望黛比受到任何伤害。每个母亲的脑海里都会盘旋着自己孩子可能遭遇的一连串不测，但极少有孩子这样为母亲担忧。他们何必担忧？青少年更不会如此，他们曾经把父母视作上帝，后来视作人类，但也暂时视作障碍——如同一扇尤其沉重、无法挪动的门。
孩子当然不用为母亲担忧。用克莱因瓶的话来说，黛比才是“有危险”的那一方。离家出走的美丽少女往往不会有好下场，但这次有。
黛比·多明戈因离家出走逃过一劫。
谢里知道，她和黛比的冲突仅仅是皮肤上一个粗糙的斑点、路面上一块小小的隆起，她们终将重归于好。等黛比自己的孩子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她们还会拿这段时期说笑。但在这段时期，她需要一个解决办法。谢里是一名办公室经理，所有人都觉得她像“带小鸡的母鸡”一样爱操心，但她似乎既没做好“母鸡”的角色，也没替她女儿操对心。
“你是怎么做的？”谢里泡在埃伦[73]家的爵士牌按摩浴缸里，边喝红酒边问。埃伦是谢里最好的朋友，也是三个女孩的继母，她们全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与埃伦和她丈夫住在同一屋檐下。那时候许多当地女孩吸毒成瘾，失去意识后还被遗弃在台阶上。而这三个女孩的良好表现让谢里感到惊讶。
“你得好好管教。”埃伦说。
在埃伦看来，谢里尝试管教黛比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她太放纵黛比了。埃伦要求三个女孩时刻汇报自己的位置。女孩们知道，要是她们旷课，埃伦或者她丈夫汉克就会现身学校，穿上印有标语的衣服，让所有人知道自己是旷课生的保姆。这种社会性的羞耻感让她们一直规规矩矩。
与埃伦相反，谢里管得太松了。黛比不遵守门禁或者旷课的时候，谢里都表现得很有耐心。谢里生性乐观，遇事冷静。她相信黛比的所作所为都是青少年典型的行为，不愿意对她太严厉。谢里说过，这个阶段会过去的。黛比出生的时候，谢里只有19岁，母女俩关系好的时候，会一起在商场试衣服、一起去她们最爱的潘乔·比利亚餐厅吃午餐，会因为陌生人把她们认作姐妹而感到高兴。她们对陌生人的猜测咯咯一笑，大家就知道自己猜错了。她们当然不是姐妹，她们是朋友。
这也是为什么，在两人关系愈发紧张的几个月里，在黛比喊出“我不在乎你的规矩！你在毁我！”的时候，谢里的回应——虽然是事实——总暗含着谦卑和犹豫：“但我是你妈妈。”
最开始引发冲突的导火索是谢里的离婚。谢里遇到罗杰·迪安·多明戈（RogerDeanDomingo）的时候，罗杰还是海岸警卫队的一名电子设备技术师，他比谢里大两岁，而谢里还在读高中。1964年9月19日，谢里年满18岁后不久，他们就在圣迭戈结婚了。第二年8月，黛比出生了。几乎整整一年后，他们的儿子戴维出生了。罗杰离开了海岸警卫队，成为一名卫理公会教派牧师，后来又做了中学老师。1975年，一家人搬到了圣巴巴拉。
黛比还记得，她人生前12年的记忆充满了温暖的琥珀色。谢里会给孩子们发自己烤制的小甜饼，一家人会在诺爵维瀑布公园用午餐。黛比曾经非常喜欢年轻的父母，他们不会坐在公园长椅上看着你，而会把你举高去够孩子用的健身云梯，还会在海滩边跟着你攀岩。谢里和罗杰身体都很健康，活得无忧无虑，这也体现在他们的做事方式上。“我上初中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是愤世嫉俗。”黛比说。
然而，从某个时间点起，谢里和罗杰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圣巴巴拉县警长办公室有关谢里一案的报告长达1157页，其中一大部分讲述的是谢里的生活细节。在第130页，罗杰被问到了他们的婚姻状况，特别是他们在圣巴巴拉的社交生活。他忆起了一些在户外野餐的事情，他说他们喜欢去索尔万——附近一个古色古香的丹麦主题小村庄。问讯中，他的第一人称从“我们”变成了“她”。谢里喜欢跳舞，喜欢去“派对”。“派对”这个词可能是罗杰说的，也可能是问讯人说的，但他们都是责备的语气。谢里不吸毒，也不酗酒，“派对”一词更多是为了突显她的天性。罗杰满足于在草坪上铺好野餐布、摆好柳条筐来享受生活的日子，但从某一时刻开始，谢里不再满足于此了。1976年12月，他们分手了。
罗杰搬回圣迭戈，黛比和戴维则辗转在两个城市间。黛比从这次家庭关系破裂中发现了一个契机，她开始玩转于父母两人之间。她挑战两人的极限，无视家里的规矩，有一点点不高兴，就直接打包宣布要去父母中的另一方家里住。几年来，她都这样来回折腾，往返于圣迭戈和圣巴巴拉之间，至少转过六次学，有时甚至在学年中期考试时转学。1981年7月，她曾经优异的学习成绩开始下滑。她在圣迭戈和一个年龄较大的男友混在一起，尽管谢里和罗杰极少观点一致，但他们都认为这不是什么好现象。
即便是最稳定的家庭，也难以承受处于绝对叛逆期且目中无人的青少年，更何况谢里的生活并不稳定，她本人也处在压力之下。6月，由于经济下滑，谢里和好友埃伦所在的特里姆工业公司——一家制作电脑桌椅的小公司——辞退了她们。谢里率先为两人找起了工作，她租来一台IBM电动打字机，修改了两人的简历。不仅如此，她还决定搬家。
几年来，孩子们不住在圣迭戈的父亲家时，就和谢里住在蒙特西托的一栋出租房里。但5月的时候，谢里父亲的表姐妹，也就是她的姑姑芭芭拉（Barbara），打电话说她要卖掉在戈利塔的房子，搬去弗雷斯诺（Fresno），但她不希望房子在待售期间空无一人，不知道谢里和孩子们愿不愿意替她照看房子？
芭芭拉姑姑住在托尔特克路的尽头，位于戈利塔东北部，圣何塞湾附近，这里安静祥和，植被茂盛。这栋木瓦科德角风格的房子，在车库上方还有一层，窗子都是百叶窗。邻居们都管这里叫“大红房子”。谢里之所以下决心搬来这里，是因为埃伦碰巧就住在斜对面的托尔特克路上。
6月初，在搬家公司的帮助下，谢里和孩子们把行李搬到了托尔特克路449号。这里桉树枝叶低垂，这份宁静与其说是人们的追求，不如说是大自然的馈赠，但这份宁静没能让黛比的心静下来。她的心还活跃在圣巴巴拉的梅萨地区，或是在蒙特西托和朋友们玩闹的日子里。这里的一切都是临时而短暂的。房地产经纪人会组织开放日带人来看房，她家的草坪上还有“桑塔纳地产/出售中”的标志。黛比想念圣迭戈那个没给她带来什么好影响的男朋友，为给他打电话花掉了大量话费。搬过来几周后，她和谢里大吵了一架，便把所有能塞进书包的东西都塞了进去，跨上自行车离家出走了。
大多数晚上，谢里都会到街对面的埃伦家，两人开一瓶红酒，泡在爵士按摩浴缸里。她们从谢里与罗杰有关子女抚养费的争执，聊到找工作，又聊到爱情。谢里已经开始尝试打求偶广告、体验专业的约会服务，她在市中心的餐厅里有过几次尴尬的相亲。有个男人还打电话到谢里的办公室，留下一个神秘的名字“马克·波罗”。谢里知道这件事后大笑了几声，但完全不明所以。埃伦知道，谢里还想结婚。虽然这在离过婚的人中很罕见，但埃伦知道谢里是一个保守而浪漫的人，她渴望收到表达爱意的明信片，憧憬那些在夕阳西下的海边手拉手漫步的幸福夫妇。
谢里离婚后，对那些极力靠近想赢得她芳心的男士们都持谨慎态度。埃伦没正式认识过那个男人，因为在她认识谢里前，谢里已经在和他谈恋爱了，但她曾在上班时溜进谢里的办公室，看到了那个男人。他比谢里年轻得多，留着深色头发，身材高大，比例完美。埃伦知道的就只有他们分分合合了好多年，但谢里最近下定决心要分手了。是时候向前看了。
埃伦和谢里聊得最多的，还是谢里和黛比之间的问题。埃伦说，爱之深，责之切。
“坚定你的立场。”她建议道。
谢里正是这么做的。黛比和谢里在克莱因瓶大吵一架的四天后，黛比脑子里就一件事，但这件事不是道歉，也不是向谢里抛橄榄枝，而是泳衣。她把泳衣落在了托尔特克的家里。
“我要回家拿泳衣。”黛比说。
“不行。”谢里说。
“什么？”
“我说不行。”谢里说。
“那是我的泳衣！”
“这是我的房子！”
黛比对着电话怒吼，谢里也怒吼着反击。斯泰特街上的人们都放慢脚步，注意到了黛比。黛比不在乎这些看客的想法，她因愤怒而发抖。她用尽全力把她能想到的最恶劣的语言骂了出口。
“为什么你就不能滚出我的生活！”她尖叫道，“砰”地一声挂上了电话。
第二天下午2：30左右，黛比在她留宿的朋友家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黛比在格拉纳达剧院的同事。她母亲的朋友埃伦曾打电话到剧院找她，留言让黛比立即给她回电话。黛比知道，埃伦会因为她对母亲的态度而责难她，她下决心要抵抗不可避免的罪恶感。埃伦说的第一句话完全在黛比的意料之中。黛比能想象到埃伦叉腰站在那、噘嘴指责她的样子。
“你得回家。”埃伦说。
“我不会回去的，”黛比说，“休想。”
关于她们说的下一句话，两人的记忆有一些偏差，但她们都记得黛比很快理解了状况，知道自己必须赶快回家，情况非常紧急。朋友开车把她送回了家，她坐在大众汽车的前座，脑海中闪过无数可能性。开到托尔特克路，黛比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案发现场的黄色警戒带，警戒带不只封锁了这条街，还封锁了西边的第二栋房子。那是大红房子，也就是芭芭拉姑姑的房子。
平日里往往空无一人的道路尽头，此时涌入几十人，看起来竟是那样陌生。有身穿制服的警察、身穿西装的探员，还有媒体。嘈杂的现场将紧张的氛围和困惑的情绪推向了**。人们快步移动，相遇又转身，神色不安地寻找线索。不知怎的，黛比被允许进入现场。她茫然地穿过喧嚣的现场。
为什么你就不能滚出我的生活！
突然，她感到心脏漏跳一拍，她认出了母亲停在车道里的车，那是一辆棕色的达特桑280ZX。
还有另一辆车，那是一辆白色的科迈罗，漆了两条黑色的赛车条纹，停在房子前面。
“格雷格呢？”黛比自言自语道。她环顾四周，没找到他，便提高了音量：“我要和格雷格说话！”
聚集在路尽头的人群都愣住了，清一色地回头，抬起眉毛看向她。他们边向她走来边重复五个字——这种一致性十分古怪，充满挑衅。
“哪个格雷格？哪个格雷格？哪个格雷格？”
【编者按：下面一节由米歇尔的笔记和刊登在《洛杉矶杂志》电子版中的《追随杀手的脚步》续篇《笔者的删减》（WritersCut）整理而成。】
黛比感觉非常迷幻，像在做梦一样，她在恍惚间向母亲可能会在的地方走去。
“格雷格”指的是格雷戈里·桑切斯，一名27岁的计算机程序员。20世纪70年代末，他初次见到谢里·多明戈，当时他们都在宝来公司上班。从1977年到1981年，他们分分合合了无数次，以至于在他们最终确认结束关系后，黛比仍然以为他们只是短暂分手，还会重归于好。
格雷格比谢里小八岁，这种年龄差有时会显现出来。格雷格是一个整天想显出男人味的人，他骑摩托，有一辆漆了赛车条纹的科迈罗，是少年棒球联盟和波普·华纳美式橄榄球青少年联盟的教练。他公寓里有一间空余的卧室，配备了你能想到的所有高端音响设备。格雷格体格健壮，永远衣着得体。和谢里一样，他也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两人都活得比较讲究。他们成长的环境都不富裕，因而特别珍惜所拥有的一切。四年来，两人的爱情轨迹注定是一个循环。她等他长大，他则等她冷静。最终，他们都等够了。两人开始寻找新的伴侣。
1981年6月，宝来公司宣布要关闭在圣巴巴拉的分部。格雷格计划到位于东海岸的佛罗里达分部找找工作。次月，格雷格与住在克莱因瓶庇护所的黛比取得了联系，邀请她共进午餐。
格雷格和黛比的关系一直不错。他就像黛比的家人，因为他的年龄在谢里和黛比之间，所以他不像个父亲，倒更像个大哥哥。他为人风趣，待人和善，喜欢管黛比叫黛布拉·D（DebraD）。
“格雷格，我不叫黛布拉。”黛比提醒他。
“没关系，黛布拉·D，”他开玩笑道，“别想那么多。”
在那个7月中旬的午后，两人吃完汉堡后，格雷格主动告诉黛比他要搬去佛罗里达了。他说他想亲口告诉黛比这个消息，而不是让她在他搬走后才听说这件事——他知道那样的话会给黛比带来太大打击。黛比直接从本人口中听到这个消息，也没感到好受多少。
“我向你母亲求过太多次婚了，”他无奈地说，“她永远也不会嫁给我的。”谢里认为自己比格雷格年长太多了，黛比则认为这个理由非常荒唐。
黛比不知道，格雷格已经在和别人约会了。
5月时，格雷格结识了塔比莎·西尔弗[74]。他们住在同一栋公寓楼，格雷格之前还和她的密友辛西娅[75]约会过。辛西娅和格雷格一直保持朋友关系，最后把他介绍给了塔比莎。他们开始外出约会，两人关系迅速升温。他们认识还不到三周的时间，格雷格对事情的发展速度感到震惊——也感到一点恐慌。
但他没什么时间可犹豫了，他们两人的生活都不稳定。塔比莎秋天就要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口腔学院读书了，这之前她就会离开圣巴巴拉，搬回圣迭戈，在家过夏天。格雷格则面临工作的变动，打算搬到佛罗里达谋生。
“我现在不适合谈恋爱。”格雷格告诉塔比莎。
“那什么时候才适合？”塔比莎反驳道，“等你入土以后？”
7月23日，格雷格从佛罗里达回来了，他立即给塔比莎打了通电话。他最后还是决定留在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对他的朋友和家人来说都太遥远了。几天后就是塔比莎的生日了，格雷格邀请她到圣巴巴拉共度周末。
周六，塔比莎驱车来到圣巴巴拉，两人一整天都待在一起。格雷格暗示要向她求婚。第二天晚上，塔比莎出现在格雷格公寓门口，却惊讶地发现格雷格最后还是改了主意：晚上他要去找另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是谢里·多明戈。
午夜，谢里·多明戈的一个邻居听到一声枪响，然后是有人说话的声音——一个女人用克制又冷静的声音对另一个人说了句“放松点”之类的话。那很可能是多明戈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案发后，调查员推测，入侵者打开卧室门时，门摩擦长绒地毯发出了清晰可闻的刮擦声，引起了格雷戈里·桑切斯的注意。现场有桑切斯与犯人打斗过的痕迹。
一名熟悉此案的警探回想起邻居听到的女人的声音，那是想让人冷静、转移注意力的声音。“她把他惹恼了。”警探说。
这一次，凶手自己带了绳子。他在调整作案方式，消除证据。
周一早晨，一名房地产经纪人来到托尔特克路449号，为想买房的客户和他的家人展示商品。经纪人进到房子里，走到主卧，发现了一男一女的尸体。他立即送走了客户，报了警。
两名被害人都是**的。桑切斯的尸体呈俯卧状，一半伸到了壁橱里。凶手从上面的架子上拽出一堆衣服盖在他头上。尸体旁是一个手电筒，电池上有桑切斯的指纹，说明手电筒是房子里原本就有的东西。
桑切斯面颊处中了一枪，他很可能是在和凶手扭打或反抗的时候中弹的。这一枪并不致命，但他还遭到某样钝器的打击，由此造成的24处伤口才真正致命。谢里·多明戈面朝下趴在**的一片血泊中，她因遭同样的钝器重击而死，身上盖着和墙纸同色系的床单。她双手交叉在身后，似乎曾遭到捆绑，手腕上绳索留下的痕迹则印证了这一点。
调查员发现，楼下客卧有一扇打开的小窗户。这扇窗的纱窗被取了下来，藏在一棵杜松树后的灌木丛中。虽然这扇窗户很小，不足以让一个成年男性通过，但调查员推测，凶手从这扇窗户伸手打开了外侧浴室的门。
警察调查案发现场的时候，注意到走廊里满是灰尘的园艺支架上，有两样工具在近期被取走后留下的轮廓。其中之一很明显属于管子钳，谢里的前夫在之后表示，另一个轮廓可能属于一样叫做草坪修整器的工具。警方没能找到不翼而飞的草坪修整器和管子钳。
警察在附近挨家挨户地搜集线索。住在隔壁的邻居表示，大概凌晨2：15的时候曾被狗叫声吵醒。他和妻子往窗外看了看，没发现什么异常，便又回去睡了。
两名13岁的男孩告诉警方，晚上9：45的时候他们在附近散步，看到有人站在距离案发现场一个街区远的一棵大树后。他们认为那人是男性，但并不确定，那人站在阴影中，他们只能看到一个剪影。
莱恩·戈德沙因和卡罗尔·戈德沙因[76]告诉警方，当天晚上他们出门散步时见到过一个陌生人。大约晚上10：30的时候，他们在尤尼弗西蒂路上向西走，发现一个陌生的男人跟在他们身后，男人越走越近，在他们转弯走上伯克利路的时候，男人穿过马路，走在与他们平行的位置。
那是一名白人男子，接近20岁或20出头，约有5英尺11英寸高，身材瘦削，留着亮眼的金黄色直发，长度及颈。他胡子刮得很干净，身穿类似于太平洋服装品牌的衬衫、浅蓝色裤子，可能是灯芯绒裤也可能是牛仔裤。
同晚11：00左右，塔米·斯特劳布[77]和她女儿卡拉[78]在梅里达路慢跑，看到一个牵着德国牧羊犬的年轻可疑男子盯着其中一栋房子的车库看。他背朝她们，完全定在原地，就好像被冻住一样。男人看起来有20多岁或30出头，身高5英尺10英寸，体形健壮，金色头发，身穿白色或米色的网球短裤、浅色T恤。之后警方合成了这名可疑人士的画像。
警探还了解到，在案发前的下午，房地产经纪人卡米·巴多[79]曾在大红房子进行开放日看房活动。在她忙着向另一拨人介绍的时候，一名年龄在35至40岁之间的白人男子走了进来，什么也没说就开始在房内到处转悠。在她结束与客户的对话前，男人就离开了。
看房活动结束后，巴多检查了一遍房子的状况，在厨房发现一些金属零件。她在回忆时意识到，那些零件看起来像是房子后门的锁止装置。
据巴多描述，那名奇怪的看房人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留着浅棕色短发，发质卷曲，混杂着缕缕金发。他的皮肤呈棕褐色，身高约5英尺9英寸，身穿一件短吻鳄图案的绿色衬衫、一条褪色的李维斯牛仔裤。她特地与圣巴巴拉警方的画像师见了一面，合成了此人的画像。
起初，警察还考虑可能是毒贩破门而入杀害了这对情侣，但熟识被害人的人都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否决了这种可能。他们两人都不吸毒。之后，警探又将矛头指向了谢里的前夫。经过无情的盘问后，他们仔细审查了他的不在场证明，是成立的。
这名在逃犯在圣巴巴拉犯下一起袭击未遂案、两起双人谋杀案，多年来，当地人都称其为“海湾杀手”（CreekKiller）。由于案件中的三对情侣都没有结婚，有人就推测凶手是一名宗教狂热分子，他在惩罚那些他认为有罪的人。而圣巴巴拉的调查员一直认为，凶手是当地一个叫布雷特·格莱斯比（BrettGlasby）的小流氓。
1980年，圣巴巴拉调查员首次将格莱斯比视作潜在嫌疑人。格莱斯比是当地一个臭名昭著的小混混，性格恶劣，脾气暴躁，没人对他有任何好印象。他就是个卑鄙的混蛋。作为一名惯偷，格莱斯比只与被害人罗伯特·奥弗曼有一点关联：他和跟他混在一起的小流氓们是残忍殴打奥弗曼办公楼门卫的主要嫌疑人。格莱斯比住在嫌疑人可能居住的地区，还有获得0.38英寸史密斯威森手枪的途径——那与凶手在奥弗曼、曼宁一案中使用的手枪属同一类别。但弹道测试结果显示，凶手用的不是这把枪，并且没有任何物证显示格莱斯比与其中的任何一桩案件有关。
1982年，布雷特·格莱斯比本人及其兄弟布赖恩（Brian）遭到谋杀。两人当时在墨西哥度假，到圣胡安德亚利马（SanJuandeAlima）的海滩进行毒品交易。他们以为是毒品交易，但刚一到，就遭到抢劫和射击，结果证明交易是个陷阱。圣巴巴拉警方坚持认为，格莱斯比可能犯下了奥弗曼、曼宁案及桑切斯、多明戈案这两起双人谋杀案。奥兰治县悬案部门则认为，这些案件与初代夜行跟踪狂的案件有共同的典型特征，可以联系在一起调查，可即便如此，圣巴巴拉警方仍然坚持认为格莱斯比是嫌疑人。但是，初代夜行跟踪狂最后一次作案是在1986年，也就是格莱斯比死后的第四年。
2011年，在未能成功建立凶手DNA档案的多年以后，警方利用在桑切斯、多明戈案现场的毯子上提取的已降解基因材料，成功建立了一份DNA档案。这份档案最终将发生在戈利塔的案件与东区强奸犯——即初代夜行跟踪狂——联系到了一起。
结果，布雷特·格莱斯比和乔·阿尔西普一样，只是另一个被冤枉的嫌疑人。
从没有人告诉过黛比·多明戈，杀害她母亲的凶手可能还杀害过其他被害人。她到21世纪初才发现这件事，当时报道真实案件的电视节目梳理了初代夜行跟踪狂犯下的案件。那时候，黛比在得克萨斯做监狱看守，已经戒毒七年了，而在那之前，她吸了近十年冰毒。母亲遭到谋杀后，她的生活就彻底脱轨了。
7月的那一天，15岁的黛比刚刚得知母亲死亡的消息。她打电话给祖母，告诉她母亲死了。
“黛比，”祖母回答道，“这种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案发后，黛比很快搬到了圣迭戈。母亲那边的家人逐渐淡出了她的生活。就在她母亲刚逝世没多久的时候，她曾无意间听到一段家庭对话，而这段对话始终萦绕在她的脑海。“琳达，”祖母对姨母说，“出事的不是你真的太好了。要是你出事的话，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来。”
多年来，黛比一直尝试与祖母和姨母取得联系，希望恢复她们的亲密关系。但她们从没给过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