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记得那条受伤的狗、湿透的草坪，她或她邻居后院里有什么尖锐的物体割破了那条狗，但没人找到过那个物体。
奥兰治县警局的老警员们或许都见过拉里·普尔蹙眉的样子，也见过他工位上方的板子上钉的被害人照片，还有像枯燥的堡垒一般围在他身边的活页夹。
“死刑，”他们会淡然地告诉拉里，语气就像重复昨晚篮球赛的比分一样平常，“或者无期徒刑。那些家伙从不收手。”
“那些家伙”指的是精神变态、连续杀人犯、怪物，随你怎么叫。传统认为，那些极端暴力的连续犯只有在迫于死亡、残疾、入狱等情况时，才停止杀人。普尔想抓的这名犯人在1986年最后一次作案，但当时已经是2000年。
“那你为什么还在意？”老警员们有时会刺激他，那种态度令他感到难过，但也点燃了他正义的心，让他加倍相信自己会抓到那个人。
圣巴巴拉当时还没有DNA检测，但两起案件共有的典型特征太多，让普尔相信，这起案件与克鲁兹案为同一凶手所为。从1979年10月1日到1986年5月5日，凶手共造成十人死亡，另有两人幸存。案件跨度时间之长，让调查员有大量工作可做。他们决定，在彻底调查完所有线索前，暂缓与媒体的联络。他们不想向凶手通风报信。老警员们认为，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犯人，可能因为某项严重的罪名正在别处坐牢，普尔同意这种看法。他翻遍了逮捕记录，留心注意偷窥者、徘徊的可疑人士、入室抢劫犯、强奸犯的记录。他们还挖出一具巴尔的摩市（Balti more）前囚犯的尸体，却什么也没发现。
普尔一直坚持萦绕在他脑海的搜查方针。一天，他突然回想起在警察学校培训快结束时，他第一次目睹的尸体解剖。尸体被从尸袋中移出，放到钢制台面上。这具男性尸体身高5英尺11英寸，深色头发，身材强壮。他手脚被缚，身穿女鞋、女袜、女性**和填充过的胸罩。死因是甲苯中毒，他沉迷于某种**体验，从袜子里吸胶毒。普尔能看到**上残留的精液，这景象让观念刻板的普尔印象深刻。回想至此，他猜想他们正在找的凶手，在没有被害人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偶尔体验一下把自己绑住的感觉。普尔回想起那次尸体解剖培训发生在1986年10月，距离他正追查的那个人最后一次作案已经过去5个月。
他翻出那个手脚被缚的男人的档案。没有相关犯罪记录，与其他案发现场均无关联，而且尸体已经火化了。普尔想，如果真是他，我们就玩完了。普尔收集了南加州每个县的验尸官从1986年5月5日到12月31日的报告，并开始梳理这些报告。但他手头的线索没起到什么作用，不久之后，与媒体联络便成了一个不错的主意。
2000年10月1日，《奥兰治县纪事报》的头条文章是有关DNA线索的《有望通过DNA找出本县连环杀人犯》。文章中描述，在普尔办公室里，有93个装有案件相关材料的活页夹。
“我们要找的凶手是最早的‘夜行跟踪狂’。”普尔说。
他这样说，仅是为了强调他们找的这名凶手的作案时间，要早于在1984到1985年震慑南加州的理查德·拉米雷斯（Richard Ramirez）——即夜行跟踪狂，但这个容易混淆的绰号却保留了下来，这让普尔感到非常懊恼。从那时起，这名凶手的绰号就成了“初代夜行跟踪狂”。
这篇文章在开篇猜想了凶手可能的处境——已死亡、服刑中或者在计划下一次的谋杀，但只字未提他的过去。许多奥兰治调查员私下里怀疑凶手来自戈利塔，因为他是在戈利塔犯下的第一桩谋杀案。普尔的同事拉里·蒙哥马利甚至驱车到戈利塔，花了几天时间，询问圣何塞湾附近的小学里在职及退休的教师，能否回想起20世纪60年代中期带过的任何问题男学生，比如曾因虐待小动物而令他们感到担忧的男孩。他带回来一些名字，但这些人要么死了，要么没有变成坏人。
1979年10月1日的那次袭击，确实带有尚不成熟的色彩，比如偷窃10速自行车、从房子里拿切牛排用的刀，都像当地小混混的作为。但当时被忽略了的其他线索，提示凶手在以其他方式磨练经验，他并不是混在只会纸上谈兵但连偷鸡摸狗都很少做的小团体中，而是独立行动，单人作战且难以自制——这份疏离逐渐转换为了原始的犯罪技巧。那天晚上，他不只撬开了那对情侣家的锁，还卸下了门框，把它扔过了围栏。
不止如此，他还能骑着10速自行车，逃过带枪驾车追逐他的FBI探员和一群正赶来的警官？当时追逐他的FBI干员名为斯坦·洛斯（Stan Los），事后他因为没向犯人开枪而遭到当地警察的讽刺。洛斯对这种讽刺感到愤怒，但仍然认为自己的决定是对的。他当时只听到了女人的尖叫，只看到一个骑着自行车的普通白人男性，他每冲他喊一声或是按下喇叭，他都骑得更快。洛斯没有开枪的必要。
洛斯不是算命先生，无法预测未来。他不会知道，嫌犯把自行车扔在了人行道上，窜入圣帕特里西奥路5417号和5423号之间跃过围栏，等他再次出现，就已经变得更加暴虐，他绑的结更紧了，不再需要反复念唱来给自己打气——他成了一名成熟的杀手。在那天晚上的追逐中，表面上他骑自行车逃过了洛斯的追逐，实际上他还跑出了另外的结果——一种精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日常琐事不再重要，他难以自制地幻想，这幻想在他脑际不断浮现，终于炸裂，并付诸行动。
洛斯当时不具备开枪的条件。他不是没有偶尔复盘当晚的场景——启动汽车浪费的几秒钟、掉头、约50码外那个骑自行车的身影、偏向车灯右边缘的嫌犯、用来命令嫌犯的车头灯、弃车而逃的男人。要是洛斯当时能预见这个男人之后的所作所为，就会用0.38英寸的特制手枪瞄准他，并当场放倒他。
所有人都同意，1979年10月1日如同一面悬崖，在这个夜晚，一名潜在杀人犯从悬崖一跃而下。
这名神秘徘徊的可疑人士，最终会选择以大教堂橡树路和帕特森路的交叉口为中心半径两英里的区域中东北侧的社区下手。圣巴巴拉发生的全部三起袭击案都会在圣何塞湾附近发生。这条湾流始于铺满月桂树的山坡，蜿蜒流过戈利塔东部，最终汇入太平洋。其中流经市区的一段就像哈克贝利·费恩[80]梦中的河流，有布满苔藓的河岩、绳索系的秋千，还有大树荫蔽下不良少年的烟头。普尔看着在戈利塔地图上标注出的犯罪地点，惊觉凶手对这条湾流的执着，这些地点好似一条脐带，连接着凶手和这条湾流。
之所以说戈利塔的案件值得记述，还有另一个原因。“控制”是这名罪犯特有的标志，从捆绑的作案手法到闪电式的入侵，都能看出这一特征。白天时，他可能是一个易被遗忘的失败者，但潜入房子后，他就是房子的主人，始终如一的面罩加剧了他带来的恐惧。他像个精神病患，有时会把牛奶、面包落在厨房，展示自己的自信和悠哉。
但这名犯罪大师在戈利塔作案时总有差池。他在此地犯下三起案件，三次他都受到了阻挠。他始终没能对女被害人实施性侵。第一起案件中，女被害人逃跑了；第二、三起案件中，男被害人因反抗而遭到射杀，他很可能怕枪声招来警察，所以迅速杀死女被害人后就逃跑了。
追溯凶手的犯罪行为就像在倒看恐怖电影，但倒带是十分重要的环节。英国杰出的犯罪心理学家戴维·坎特（DavidCanter）曾在他的书《罪犯的影子》（CriminalShadows）中写道：“罪犯过去的弱点要比日后的多。”坎特认为，解决系列犯罪案件的关键，在于找出第一起案件前发生过什么，而不是去查证犯人在最近一次作案后逃去了哪里。“凶手在犯案之前，可能没料到自己会犯罪，”坎特写道，“因此，案发前他可能不如案发后那样小心。”
毫无疑问，凶手会在作案后变得小心谨慎。他会不断观察、计算，拿下目标，比如在文图拉的时候。他在圣巴巴拉县和奥兰治县都曾多次作案，但在文图拉只犯过一次案。为何如此？乔·阿尔西普因史密斯案遭到逮捕的事曾轰动一时，他何必在文图拉冒险犯下另一起双人谋杀案？再次作案会让警方怀疑阿尔西普是否真的有罪，而当时阿尔西普就快成为他的替罪羊了。
戈利塔位于圣巴巴拉西侧，近期刚刚取得一些发展，但人们的整体素养仍有欠缺。尽管在这里发生了三起入室案件，警长办公室仍然不打算公开这些案件。和大多数长期存在的机构一样，圣巴巴拉警长办公室已经形成一种机构文化，而这种文化的特点是保守狭隘、遮遮掩掩。警探在案发现场看到的景象可能会令他毛骨悚然，但工作要求他在面对大众时仍要面无表情。案发五天后，也就是在1981年7月31日周五下午，警探O.B.托马斯（Thomas）在托尔特克路449号附近搜集线索时，想传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印象。他是当时接警后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警察。搜集线索的过程，就是不断敲响邻居的大门，询问他们是否见过或遇到过任何不寻常或可疑的事件。没必要让公众恐慌。托马斯问问题时，几乎不透露发生了什么，从他脸上你根本判断不出他见过什么。
琳达的住处距离托尔特克路仅有一个街区。托马斯警探敲响她的房门，掏出记事本，令她想起了一段往事。她还记得那条受伤的狗、湿透的草坪，她或她邻居后院里有什么尖锐的物体割破了那条狗，但没人找到过那个物体。她把这件事告诉了托马斯警探。警探问她是否还记得事件发生的日期。琳达回想了一下，又翻了翻日记，说道，1979年9月24日。
他们立即明白了这个日期的意义，那是第一起案件的前一周。警探们对这个嫌疑犯知之甚少，手头只有瞥见过他在黑夜中逃跑的目击证人所提供的信息：他是一名成年白人男子。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把他吸引到了这样一片安静的地区，但他们知道，他带了一把小刀——在第一起案件中，他逃跑时落下一把小刀。他们还知道他是个在夜间徘徊的可疑人士，他们追踪到了他小心地从一栋房子移动到另一个栋房子寻找被害人时留下的鞋印。而且，他喜欢那条湾流，也许他曾利用那里的灌木丛和树枝来隐蔽自己的行动，也许他在那里有回忆，比如小时候曾在那些布满苔藓的岩石间和秋千上玩耍。不论原因为何，他曾出现在那里，因为那里有鞋印和他落下的事先切割好的绳索。他入侵过的三所房子还有一个共同特征：位置都在那条湾流附近。
从琳达和托马斯警探站着的位置，他们能看到与湾流平行的盘结的树木和低矮的白色木质围栏。那里，有那天夜里基莫经过的那座桥，这条狗警觉地发现了某样不应该在黑暗中移动的物体。接下来发生的事基本都清楚了。这条狗跑到两栋房子间窥探的时候，那个徘徊在此地的可疑人士受到了惊吓，而且显然生气了，为了把狗赶跑就戳伤了它。也许他身上溅到了基莫的血，所以用琳达的水管冲洗了一下。还有迹象表明，案发前他经常在附近出没，但这些令人不安的细节都太过隐秘，警方在回顾案情时才意识到。
多年后，有了谷歌地球，悬案调查员在此基础上开发了电子地图和时间线，详细列举了凶手在整个加利福尼亚的犯罪轨迹。沿圣何塞湾显示的几个亮黄色图钉图标，就是他在戈利塔东北部的作案地点。35年过去了，附近并没改变多少。放大地图，能看到凶手第一次出现的后院，那天夜里的犬吠声暴露了他的位置。他的鞋印很深，意味着他经常长时间待在同一个地方，靠在墙上或者蜷在院子里。可以想见，当基莫呜咽着出现的时候，当狗主人一家家敲响房门的时候，当他们乘车疾驰而出的时候，他就站在黑暗的后院中。深夜再次回归宁静后，他在两栋房子之间缓慢移动，打开水管洗掉了鞋上的污渍，之后偷偷溜走，身后只留下逐渐消失在草丛中的血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