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的。”斯托克韦尔念到EAR的其中一个标记时，洪回答道。
“对的。”洪念出一个，斯托克韦尔答道。
斯托克韦尔来到霍尔斯的办公室。
“完全一致。”
“什么是EAR？”保罗·霍尔斯问道。
约翰·默多克惊了一下，他已经很多年都没听到这个缩写了。
“怎么了？”默多克问。
他们坐在飞机上过道的两侧，要去参加加利福尼亚犯罪学家协会大会。那是1997年。默多克刚刚卸任康特拉科斯塔县警长取证实验室负责人的职位，他的专长是辨别枪支和工具留下的痕迹。霍尔斯当时年近30岁，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生物化学专业毕业后不久，便当上了犯罪学家，也是副警长。他一开始研究的是法医毒理学，但很快就发现自己热爱的是犯罪现场调查（CSI）。他的好奇心让他不再满足于显微镜，开始和调查员一起跑现场——他是一名身陷取证实验室的悬案调查员。他喜欢去涉案物品保管室，翻看陈年悬案的盒子。他在其中看到了许多故事，有报告、照片，还有心烦意乱的调查员在纸边潦草记下的思路雏形。实验室里不存在模棱两可的结果，但旧案卷宗中充斥着这种痕迹。谜题在吸引着他。
“保罗，那不是你的工作。”不止一名犯罪学家同事批评过霍尔斯，但他不在乎。他像帅气的鹰级童子军[81]，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时，总能保持好心情。他发现，自己想做的是调查员的工作。机会来临时，他就辗转调动到了那个部门。
虽然默多克和霍尔斯年龄差距较大，但他们承认彼此有一些共同点。他们都很擅长科学学科，但真正吸引他们的是故事。霍尔斯每天完成实验室的工作后，就会坐下来翻看旧案卷宗，震惊于但也沉迷于那些脱离了正常行为的人类阴暗面。他始终忘不掉那些悬案。作为一名科学家，他无法容忍案件中有不确定。他如饥似渴地翻完了所有陈年悬案的盒子，发现一个规律：那些写得最详细的犯罪现场报告后，总署着同一个人的姓名——约翰·默多克。
“我看到档案柜的角落里，有些文件夹上用红色写了EAR三个大大的字母。”霍尔斯向默多克解释道。霍尔斯还没有打开那些文件看过，但他感觉那些文件夹是被刻意单独放置的。
“EAR就是东区强奸犯（EastAreaRapist）。”默多克说。这个名字还清楚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它的意义没有因时间而褪去。
“没听说过。”霍尔斯说。
于是在飞机降落前，默多克就在这3000英尺的高空，为霍尔斯讲述了那个人的故事。
EAR非常喜欢徘徊在现场附近。起初，警察几乎注意不到他的存在。1976年6月中旬，他出现在萨克拉门托东区一名年轻女性的卧室里，干了“不穿裤子的勾当”。他只穿了一件T恤，手里拿着小刀，他低声威胁被害人、洗劫案发地。他强奸了她。这次的作案手法很粗糙，但在1976年，萨克拉门托有许多同类案件。凶手戴了滑雪面罩和手套，说明他有几分聪明，但这种不穿裤子的强奸犯往往都是醉酒的青少年，他们的母亲会拎着他们的脖子来自首。
但这个犯人不是。他犯下了更多起强奸案，11个月，22起。他的手法与众不同且始终如一。一开始，他会像一般的盗贼一样让被害人屈服，他会堵住女性被害人的嘴，让她们按自己的要求移动。他一圈又一圈地捆上她们的手脚——通常是用鞋带。奇怪的是，他在性侵过程中会避开胸部，也不会亲吻。他会乱翻东西来寻求刺激。萨克拉门托东区陷入全面恐慌状态，凶手却乐于提高犯罪风险。他把目标转向了熟睡中的情侣或夫妇。他会把一摞摞碟子放在遭到捆绑的男性被害人背上，威胁他们要是听到碟子落下，就杀了他们的妻子或女友。东区强奸犯就是卧室里的恶魔，他是陌生人，却对被害人一家异常熟悉——他知道房间的布局、孩子的数量、被害人的工作日程。滑雪面罩和刻意伪装的沙哑音色，都提示他在展示自己的另一面，但他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
萨克拉门托县警局碰壁了，而且是严重碰壁。他们反复拘捕过一些年轻白人男性，但没有一个是他。也或许其中有他。这就是问题所在。所有EAR特别小组的调查员都对嫌疑人的脸形成了自己心中的印象，没有一个是一样的。他是身穿陆军外套的金发瘾君子，是骑自行车的摩门教徒，也是有黄棕色光滑皮肤的房地产经纪人。
卡罗尔·戴利是特别小组领头的女性调查员。第22起强奸案发生后，她又一次在凌晨三点后带着惊慌失措的被害人来到医院，她惊讶地发现自己有一个黑暗的想法：我爱我丈夫，但我恨男人。
让调查员理查德·谢尔比无法入眠的，是那些反复出现且可信的报告，报告显示有一个徘徊的可疑人士，一旦被发现，他就“悠闲地”走开。
这个可恶的混蛋走得很悠闲。
社会公众从副警长眼中瞥到了恐惧。EAR在盯着他们的脑袋——所有人的脑袋。太阳一落山，公众就开始集体恐慌。尽管他不可能永远逍遥法外，终会有逮到他的几率，但谁会傻傻等到他被逮捕的那天？
1976年至1978年，是萨克拉门托东区受恐惧支配的两年，他在这里神秘现身，又神秘消失。
“哇，”霍尔斯说，“然后呢？”
默多克记得霍尔斯当时只有十岁，意识不到这一系列案件给社会带来了多么大的冲击，事件的转折、错误判断带来的虚假的希望，以及推理的死结，全都牵动着人心。但霍尔斯只能通过标有EAR的卷宗来建立自己与案件之间的联系。
“后来他去了东湾，”默多克说，“冲我们来了。”
霍尔斯开始向年龄较大的朋友和同事打听EAR的消息，惊讶地发现到处都有这一系列案件的影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一名副警长还记得头顶盘旋的直升机和扫遍安静住宅区的聚光灯。一名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则说，他第一次和妻子约会，就被其中一支强奸犯巡逻队打断了。甚至有一名同事悄悄告诉霍尔斯，被害人之一是他的亲姐妹。
EAR在北加州人间蒸发后，又在1978年10月到1979年7月期间，在大东湾地区制造了11起案件，其中有两起发生在圣何塞，一起在弗里蒙特（Fremont）。案发20年后，尝试取得进展无异于亲手扼杀自信。当地警察局曾接手过部分案件，但包括萨克拉门托县警局在内的所有机构都已经销毁了证据，他们走的是涉案物品保管室的常规流程，因为这些案件已经超过法定时效了。幸好霍尔斯所在的康特拉科斯塔县警长办公室（CCCSO）保留了证据。角落里那些用红笔标注了EAR的卷宗并非侥幸存活，那是当年那些意志消沉的CCCSO副警长刻意要留在那里的。与墙上挂的嘉奖牌匾相反，EAR代表了他们的失败。如果真如专家所言，人脑是世界上最好的电脑，那这些老警察希望能用这些引人注目的EAR卷宗，迅速招来一台年轻又好奇心旺盛的电脑，并让他无心关注其他。有时候，解决棘手的案件就像进行一场接力赛。
“我们逮到的都是些蠢货。”警察喜欢说这种话，他们用这种方式能解决100起案件中的99起。但还有一起未解决的，这起案件可能会让你烦恼到折寿。
1997年7月，霍尔斯开始从涉案物品保管室调出EAR强奸案的资料，尝试从中整理证据。CCCSO取证实验室不像加州的其他实验室那样先进，这里的DNA项目展开得比较晚。尽管如此，用三套资料似乎能引导出一份犯人的基本档案。霍尔斯认为，尽管EAR的典型特征非常独特，几乎可以确认北加州的几起袭击案是有关联的，但要是他能找出科学上的证据，证明CCCSO的三起疑似EAR犯下的案件是由同一人所为，或许警方会重启调查。他们可以深挖过去的嫌疑人，好好调查他们。
放大DNA的工作需要些时日来完成，但结果一出，他们就确认了。如预想的一样，康特拉科斯塔的三起案件是同一人所为。现在，霍尔斯手里有了一份EAR的基础DNA档案，等到实验室有了更好的设备，他还能精进这份档案。他开始钻研起卷宗本身，这些都是他关注科学实验时会搁置一旁的东西。他了解了EAR的作案模式：在案发地附近徘徊以收集信息、给被害人打电话、事先做好精密的计划。
霍尔斯整理了一份过去被怀疑过的嫌疑人名单，还找到了已经退休的拉里·克朗普顿探员。在该系列案件高发的时候，克朗普顿是CCCSO的EAR特别小组成员。霍尔斯在报告中看过太多次克朗普顿的名字，他可以确信克朗普顿是小组实际上的领头人。这位老探员要么十分勤劳，要么对这些案件非常上心。
因为旧案给退休的警探打电话可能遇到完全不同的结果。有些人很高兴，但许多人都感到有些厌烦。他们可能正在药店排队，等着买心脏病药；也可能正忙着给渔船装龙骨翼板。尽管你在电话里很礼貌，也很热情，但却浪费了他们几分钟时间。
克朗普顿接电话时，感觉他好像刚刚跟人聊完EAR，也可能他几年来都在跟人讨论EAR，而这通不期而至却令人愉快的电话，自然地延续了克朗普顿在家中的对话。
克朗普顿出生于新斯科舍（NovaScotia），身材高瘦，一脸诚恳，长得就像西部片中约翰·韦恩[82]会信任的牧场主。他说话的方式有点奇怪，有些耗气——从不迟疑，简短而有自信，可能需要多一点氧气。
霍尔斯想知道，克朗普顿是否还记得过去有哪些重点怀疑对象应该被重新调查。克朗普顿记得，但他告诉霍尔斯那些名字的时候显得不那么热情。因为他真正希望霍尔斯做的，是顺着他过去的直觉进行一些调查，当时的领导不让他做这些。
现在司法合作的质量至多算是有好有坏，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合作全都非常糟糕。警察只能靠警方的电传打字机和流言蜚语来了解其他机构的案件。1979年夏天，EAR从东湾消失了。克朗普顿的领导们松了一口气，开心得几乎要手舞足蹈。克朗普顿则感到恐慌。他可以确信这名犯人正在进化，他离开，是为了从被害人眼中看到更多恐惧。EAR曾态度僵硬地威胁要杀被害人，听起来很严重，但他只是嘴上说说，他似乎在尝试丢掉束缚。克朗普顿很担心，因为EAR该做的可不是丢掉束缚。
1980年初，克朗普顿接到萨克拉门托县警局调查员吉姆·贝文斯（JimBevins）的电话，他们因为EAR特别小组的工作走得比较近。贝文斯不想继续调查这个案件了，他因为这个案子的工作离了婚。但他想告诉克朗普顿，他听说圣巴巴拉发生了一些案件，其中一起谋杀案像是EAR的手笔。克朗普顿拨通了圣巴巴拉的电话。
他们并不配合。“这里没有这种案子。”克朗普顿得到了这样的答案。
几个月后，克朗普顿参加了一场全州培训会，正巧坐在一名圣巴巴拉县的调查员旁边。两人小声闲聊了起来。克朗普顿开始装模作样，假装了解了什么内情似的。
“前一阵的那起双人谋杀案呢？”他问。
听到案件细节，他没让自己显出一点恐惧。
“我跟你说，保罗，”克朗普顿在电话那头说，“往南边查，从圣巴巴拉开始，我听说那里死了五个人。”
“我会的。”保罗·霍尔斯承诺道。
“我知道是他。”克朗普顿说完，挂了电话。
案发20年后，霍尔斯打电话到圣巴巴拉，仍然吃了闭门羹。圣巴巴拉警方否认曾发生过任何类似于他提到的案件。但在对话快结束时，电话那头的警探似乎回想起一些事，也可能是他不想糊弄霍尔斯了。
“问问尔湾，”他说，“那边有这种案子，我觉得。”
霍尔斯给尔湾打了电话，然后被介绍到了奥兰治县警局，与取证实验室的犯罪学家玛丽·洪取得了联系。霍尔斯告诉她，他最近得到一份身份不明的白人男性DNA档案，他的代号是东区强奸犯，简称EAR，曾于1976年到1979年在北加州犯下50起强奸案。EAR调查员一直怀疑他到南边犯下了更多案件。霍尔斯飞快地描述了一下EAR的典型特征：案发地点是中产阶级或中上阶级的单层住房；夜间入侵；对象是熟睡的情侣或夫妇；捆绑被害人，并强奸其中的女性；偶尔偷窃，偷的基本都是对被害人有意义的私人珠宝，而不是价值更高的东西；戴滑雪面罩，所以很难辨明其长相，但有证据显示他穿9码鞋，A型血，非分泌性体质。
“很像我们的案子。”洪说。
霍尔斯和洪谈到这些案件时，他们的实验室采用的是不同的DNA分型技术，奥兰治县的是早期的STR分型技术。他们能比对的基因是DQA1，结果匹配，但他们也只能比对这一组基因。当时康特拉科斯塔的实验室也没有连接CODIS，也就是说他们不能连接到州数据库和国家数据库。洪和霍尔斯决定先保持联系，等康特拉科斯塔实验室升级运行后，再更新比对结果。
由政府资助的取证实验室都出现过人们能想到的所有常见的经济问题。经选举上台的官员们都知道，公众不欢迎缩减警察的数量，因此裁员就要选不那么显眼的职位，比如法庭科学家。实验室的设备也不便宜，实验室主管经常要反复提出他们的需求。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何过去就不景气的康特拉科斯塔实验室，花了一年半时间才赶上奥兰治县。2001年1月，康特拉科斯塔启用了STR分型技术，霍尔斯让同事戴夫·斯托克韦尔（DaveStockwell）重新检测一遍EAR案件中的DNA片段，看看用这三起案件的资料是不是还能得出同样的犯人档案。斯托克韦尔的回复是肯定的。
“给奥兰治县的玛丽·洪打电话，”霍尔斯告诉他，“我们有一样的技术了，和她比对一下。”
斯托克韦尔和洪在电话两头向对方大声念起了DNA标记。
“对的。”斯托克韦尔念到EAR的其中一个标记时，洪回答道。
“对的。”洪念出一个，斯托克韦尔答道。
斯托克韦尔来到霍尔斯的办公室。
“完全一致。”
2001年4月4日，媒体报道了这则新闻。《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Chronicle）的头条新闻就是《DNA表明1970年代强奸犯与连续杀人案有关》。没人在新闻出现前提醒过那些幸存的强奸案被害人，其中许多人在边吃早餐边看报纸时都吃了一惊。《萨克拉门托蜜蜂报》头版文章标题则为《连续强奸案新线索：案发多年后，DNA表明东区强奸犯与奥兰治县案件有关》。
令许多被害人感到更加不真实的，是《萨克拉门托蜜蜂报》头版上警探的照片。那是理查德·谢尔比和吉姆·贝文斯。谢尔比，个子高，脾气火爆，记忆力超群；吉姆·贝文斯——他的警察同事都开玩笑地叫他“豆眼”，没人比贝文斯更讨人喜欢，就算他是从50码外的地方大步走来，你也相信他是来平息事态的，他能让一切安好。
如今他们出现在头版，都老了。对警察来说，25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里程表上的数字也能说明这点。他们的表情中暗含了些什么，是窘迫？还是惭愧？他们猜想了一下他们的天敌现在在做什么。谢尔比猜他进了疯人院，贝文斯猜他死了。
几天来，霍尔斯边处理记者的来电，边沉醉于激动的情绪中。尽管他私下里仍然感觉调查工作才是他的使命，但他已经升任为犯罪学家主管了。责任在召唤着他，而且他结婚了，有两个孩子，年龄都还小。他没有时间研究DNA关联后合并起来的10000页卷宗，证据之多闻所未闻。乐观的情绪却在办案人之间膨胀，什么DNA档案？横跨加州的60起案件？他们只关心逮到他以后，谁来第一个审问他。
奥兰治县的拉里·普尔就是被指定的先遣兵。对普尔来说，有关DNA的新闻是个绝好的消息，但也令他感到有些气馁，就好像过去几年，他都把时间耗在了一个狭小而熟悉的房间里，却突然发现那只是一间仓库的附属建筑。
一些老警察坚持认为那个怪物已经死了，他们认为这些案件不值得调查，普尔则坚持要摆脱这种想法。他们认为，除非死了，不然因性冲动而连续杀人的犯人不会停止杀人；没准哪个正义的房主在他入室偷窃的时候射杀了他。他们说，别浪费时间了。
七个月后，太平洋西北地区的新闻证实了普尔的想法。2001年11月，媒体的关注点都转移到了另一个身份不明的连续杀人犯身上，他已经近20年没作案了，有人以为他早就死了，他就是华盛顿的“格林河杀手”（GreenRiverKiller）。原来，这个高产的妓女杀手一直活着，还活得很好，住在西雅图近郊。他为何放慢作案节奏？因为结婚了。
“是技术逮到了我。”杀人犯加里·里奇韦[83]（GaryRidgway）曾这样告诉警察，这说法就相当于对警察竖中指。但他是对的。多年来，他一直靠松弛的面部和暗淡的眼神愚弄警方。警方以为，里奇韦这样的笨蛋不可能是残忍的连续杀人犯，就算证据越积越多，警方还是——一如既往地——放走了他。
2001年4月6日，在媒体曝出东区强奸犯与初代夜行跟踪狂有关的两天后，萨克拉门托东区索恩伍德路一栋房子里的电话响了。一位60出头的女人接起了电话。虽然她的姓氏变了，但近30年来，她一直住在这栋房子里。
“你好？”
声音很低，语速很慢。她立即就认出了这是谁。
“还记得我们玩的游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