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他太聪明了，”谢尔比说，眼神瞥向一边，“事实上，他不总需要这么聪明。”
有人看到：房子后的空地里有闪亮的车前灯，但那里不应该有车；身穿白色衬衫、深色裤子的男人在凌晨3：00爬过了邻居围栏上的洞；被撬开的门；从卧室窗口射出的手电筒光；从排水沟探出的男人偷偷溜进了隔壁的后院；原先紧闭的大门打开了；站在街对面树下、身着蓝色便装的深色头发男人紧盯着他们；院子里的神秘脚印；从灌木丛向前冲出的男人跳上自行车；卧室窗口射出更多手电筒的光；下身着棕色灯芯绒裤和网球鞋的男人沿房子奔跑，藏到花盆后；出现在前门的人口普查员，想了解这栋房子一年里住过多少人，但没有机构进行过这项调查；他们的邻居——一个34岁的男人在凌晨2：00身着内衣跌倒在房外，手脚被缚，尖声呼救。
有人听到：铺有火山岩的道路上沉重的脚步声；割破纱窗的声音；重击空调的声音；损坏滑动玻璃门的声音；划损侧门的声音；呼救声；扭打声；狗叫声；枪声；女人长时间的尖叫声。
但没人报警。
这些都是案发后，警方在寻访中发现的。在警方寻访邻居家时，他们偶尔会向警察展示击碎了的玻璃或是破损的走廊灯。我通读警方报告时，一开始为邻居的不作为感到奇怪，最后对他们的底线感到愈发好奇。其中一些可疑行为出现在萨克拉门托人对东区强奸犯最为恐慌的时期，但他们仍然没有报警。
“他一直在附近徘徊，为什么报警的就这些人？”我问理查德·谢尔比。乍一看，谢尔比长相粗犷，正是退休后住到普莱瑟县（PlacerCounty）的70多岁老警察该有的样子。他个子很高，为人谨慎，当然了，左手无名指还短了一截，因为这个伤他差点没当成警察。但他也有温柔的一面，藏在淡蓝色的衬衫下和温柔至极的嗓音中——我几乎听不清他说什么。这样一个人，在午餐时女服务员告诉他没有柠檬了的时候，没有显出不悦，只微微一笑，用轻柔的声音低声说道：“那就冰茶吧。”谢尔比承认自己在萨克拉门托县警局任职期间多灾多难，他在1976年秋天就早早地接触到了这桩案件，也是最早意识到犯人是一个连续强奸犯的人之一。
“报什么警？”谢尔比开玩笑道，“那是夜里，他一身黑地悄悄沿树篱移动，能看见什么？”
“我是说警察寻访时发现的线索，那些邻居承认自己看到和听到的东西。”我说。
我始终难以忘记这样一条信息。那是1976年9月1日，第三起强奸案发生后，警方在兰乔科尔多瓦的马拉加路和埃尔卡普里切（ElCaprice）附近进行寻访时记下的——“数名邻居表示，他们听到了尖叫声，但没往外看。”
1977年1月，一个住在美国河南侧的男子瞥见一个年轻人向邻居的窗户里窥视，而该男子家中近期刚遭行窃。他轻咳一声，让偷窥人知道有人发现了他。偷窥人跑开了，姿势中甚至透着些礼貌。一周后，住在北面一个街区之外的一名25岁女子成为了第11名被害人，当时她怀有五个月的身孕。
我对谢尔比说，也许不愿报警是20世纪70年代的特色。我提到越战后，许多人失去了信仰，但谢尔比摇了摇头。他也不知道答案，但不是我想的那样。对他而言，在让他们饱受折磨的案件中，邻居的被动只是其中一个问题，他们还要面对碍于政治形势的领导和一些关键时刻做出的错误决定，他承认自己曾在巡逻车里对调度员下令，让他处理一家人报警称在树篱里找到的一个布包，包里有手电筒、滑雪面罩和手套。“把它扔掉。”他吩咐道。
谢尔比现在住在距离萨克拉门托北侧约30英里的地方，他说在乡下，能做一些“体现男子气概的农活”。但我们是在他的老地盘吃的午餐，36年前，他就在这附近巡逻河两岸曲折的街道。他也不开仪表盘的灯，只凭着劈啪作响的无线电找路，希望能转对弯，让车前灯打在一个戴着滑雪面罩、身高5英尺9英寸的年轻男子身上。在谢尔比的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另一个像东区强奸犯一样的罪犯。警方总能在屋顶找到一些他从被害人那里偷来的小物件。不知为何，他总把东西扔上屋顶。但之后，许多人报警表示屋顶有奇怪的重击声，谢尔比这才意识到，那些偷来的东西不是他扔上去的，而是从口袋里掉出来的——他在屋顶上匍匐前进。
谢尔比是那种异常坦率的人，这种人在说难以开口的话之前，眼神会瞟向一旁，无意间透露出他们温柔的一面。用餐地点是他选的，但我可以替他说出，这附近一直都是他经受对手截击而倍感受挫的地点，这里有那个“反社会混蛋”的藏身处，因为谢尔比曾在诺斯伍德路边一棵葱郁的树下，发现许多烟头和锯齿状的足迹。有邻居也隐约记得这些痕迹，但从没人因此报警。
“大家说他太聪明了，”谢尔比说，眼神瞥向一边，“其实有时候，他都不需要有多聪明。”
我早在给《洛杉矶杂志》投稿关于东区强奸犯的文章时，就在萨克拉门托拿到了一块闪存盘，里面装有4000多页以前的电子版警察报告。我是以一种古老的交易方式得到这块闪存盘的，由于交易双方都不是真正地信任对方，我们商量好同时交出自己的存货让对方抓住——同时伸手，同时盯紧对方。我带的存货是一盘罕见的光盘，内容是长达两小时的采访录像，采访对象是与其中一起南加州谋杀案有关的重要人物。我毫不犹豫地交出了光盘，因为家里还有备份。
这种地下交易非常常见，交易人结成了秘密同盟，他们全都沉迷于同一个长相未知的连环杀人犯。其中有线上侦探、退休警探，还有现役警探——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我收到过不止一封邮件的主题是“交换物”。我和他们一样，都相信自己——只有自己——会发现其他人发现不了的东西。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要看过所有资料。
我心中住着的那个浮夸的搜查人，简直等不及要回宾馆再把闪存盘插入笔记本电脑。每等一个红绿灯，我都要摸一摸背包最上面的口袋，确保那个小方块状的数据盘还在。我当时住在市中心J大街的星辰宾馆。这家宾馆在网上的照片里，有带铅制窗格的窗户和芥末色的条纹壁纸，吸引了我的注意。在登记入住的地方，墙面上有嵌入式的书架，前台装饰华丽，漆上了中国红。
“你怎么看这里的风格？”我在登记入住时问前台工作人员。
“就像法律图书馆遇见了妓院。”他说。
之后我才知道，这家宾馆的建筑师乔治·塞伦（GeorgeSellon）还设计过圣昆廷（SanQuentin）监狱。
一进屋，我立马换上了宾馆里干净的白色浴袍。我拉低窗户卷帘，关闭手机，把小冰箱里的小熊软糖倒入玻璃杯，放在我床边的位置，我则盘腿坐在笔记本电脑前。接下来的24小时对我而言十分罕见，这段时间内不会有人来打扰，也不会有什么转移注意力——没有沾了颜料的小手要我带去清洗，也没有饿到不管不顾的丈夫在厨房问晚餐吃什么。我插入闪存盘，大脑进入信件分类模式，食指停留在下箭头键，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
警察报告就像机器人写的故事，简明扼要、界定清晰，几乎不涉及观点和情绪。起初，这种简练很吸引我。我以为，略去了无关的细节，他的名字必能闪烁其间。但我错了，这些报告简洁的形式容易让人误解。这些累积起来的细节，即便是其中最简洁有力的，都混杂成了难以区分的一团信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片段描写想传达的强烈情感，但却未能达到目的。比如，报告中提到，最近有一位38岁的单身母亲，在黑暗中匆匆走过地板，想用他儿子的玩具锯割断捆在她浮肿双手上的绑带，但没能成功；又比如，一名13岁的女孩被绑在**，强奸犯离开后，她对心爱的狗狗说：“蠢货，你怎么没一点反应？”那只狗用鼻子蹭了蹭她，她让它躺下睡觉，它就照办了。
时间飞逝，玻璃杯见底。我的房间在十层，楼下正对着一个举办婚宴的帐篷。走进房间前，我还避开了一身泡沫绿在走廊摆姿势拍照的伴娘团。现在音乐响起来了，声音很大。我拿起电话想打到前台，但该说什么呢？让他们别笑得太大声？我放下了电话。事实上，我糖吃得太多，还倍感饥饿，又在这个黑暗的房间独处了太长时间，一直在读那50个章节的恐怖故事，其语气之死气沉沉仿若出自车管局接待人员之口，凡此种种令我感到十分不安。我的双眼好似粘在了电脑刺眼的光芒上，眼睛的水分仿佛经过飞机盥洗室真空抽水的洗礼所剩无几，心情也全然搭不上库尔邦[89]的《庆祝》（Celebration）。
萨克拉门托市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中央谷地的最北端，处在萨克拉门托河（SacramentoRiver）和美国河的交汇处，到处可见排水系统。这样设计是由于山上溪流和降雨带来了过多的水量，这些水将向下游流入加州三角洲（CaliforniaDelta），最终汇入大海。我知道这件事，完全是因为警察报告中经常出现排水沟和水泥渠。从一开始，根据脚印、证据、可疑的行为以及他甚至将一名被害人带到了排水沟的举动，就能看出东区强奸犯的行为方式好像一只神秘的地下生物，会在地下待到天黑再出现。这让我想起电影《黑湖妖谭》（TheCreaturefromtheBlackLagoon）中经典的一幕，美女演员朱莉·亚当斯（JulieAdams）饰演的海洋生物学家凯离开探险船潜入黑湖，在水下，我们看到那个可怕的人形生物从一堆海草中冒了出来，在她身下滑行，模仿她，为她深深着迷。观众一直等着看她看到他后被吓得一激灵的时刻，但她就是没注意到他，只有一个瞬间，他带鳞的脚蹼蹭到了她的脚，她猛地抽回脚，感到剧烈的不安。
东区强奸犯会跟踪被害人，但读过警察报告就会发现，他还潜伏在案发地附近，经常穿过萨克拉门托复杂的地下水渠和排水沟。他喜欢单层住宅，通常是角落里的第二家，旁边就是城市周围的绿色地带——一片空地或是一座公园。每次案发前，都有证据表明案发地附近有可疑人士徘徊，且有非法入室抢劫的情况发生，丢失的通常都是小东西，价格不贵，有时是私人物品。案发前，距离案发地四五个街区的范围内会频繁出现接起就挂断的电话。那是他进行的事先侦查。他在调查，掌握住户在家的时间。他通常会选定一个居民区，锁定六个可能成为被害人的人选，甚至还可能对这些人选进行优先排序。他会安排尽可能多的选择，做好基础工作，因此，等到实施犯罪的夜晚，他从不会失手。
也就是说，有些女性因为日程有变或运气极佳而没有成为被害人，但她们就像黑湖中的神秘生物迷上的尤物，能感到有可怕的东西曾与她们擦肩而过。
寻访报告中只有五六行写的是邻居提供的信息，通常是他们对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回忆起的只言片语。警方问话时，他们可能在从迪斯科舞厅回来的路上，可能刚在汽车影院看完连播的《大地震》（Earthquake）和《77年航空港》（Airport77），也可能刚从杰克·拉兰内[90]健身房回来。有人告诉警方，自己丢了两件5号的女士夹克，一件是棕色绒面革的，一件是皮的。有个女孩曾看到貌似“沃夫曼·杰克[91]”的可疑男子。那时候，挨家挨户敲门的推销员几乎无时不在，有的推销洒水器、富乐刷（FullerBrush），有的推销人像摄影、漆工活。其中一个居民区里，似乎每个人都是早上5：00出门上班，这些人特别在意“闪亮的”新车。而大多数位于美国河北侧的居民区里，能回答警察问题的，就只有住在此处的临时保姆，这里的邻居对“不雅观的”车尤为敏感，这些车侧面有凹痕，看起来“很破旧”或是“有变形”。
1977年4月，一男孩把自己的小妹妹举到肩膀上，位于高处的妹妹就突然看到了邻居院子里有一个行动可疑的人，那是一个身穿深色衣服的白人男性，潜伏在灌木丛里。那人发现有人看到他后，撒腿就跑，还跨过了几道围栏。一个月后，这个邻居——一名年轻的女服务员——在凌晨4：00叫醒了丈夫。“有动静，有动静。”她说。手电筒的光芒照亮了他们卧室的门口。她事后告诉警方，东区强奸犯威胁要杀她的时候，她相信他确实会这样做，她倒在黑暗中，遭人捆绑，想着子弹穿过自己的感受会是如何。
通读萨克拉门托的报告，你就能总结出公众意识到存在一名在逃连续强奸犯的过程。发生最初的十余起案件时，公众几乎没有认识到他的存在；之后媒体开始报道案件，他成了人们闲聊的谈资和猜忌的对象。在案件陆续发生的第一年，被害人都表示自己被手电筒的光芒刺醒后，立即就想到：妈的！是他。这些被害人的表现都很相似，他们都告诉调查员，自己听说过一些传闻，知道东区强奸犯，并且感到害怕，因为他们听说他喜欢吓唬被害人。大约有一年的时间，邻居的不作为不再是因为无意识或惰性，而是源于堡垒心态。有些邻居发现了可疑的情况，却关灯、锁门、返回卧室，只希望犯人不要找上他们的房门。“我很害怕。”一名女子承认。那为什么不报警？我脑中闪过许多假设。
这些人不关心自己的邻居，可东区强奸犯关心。我相信，于东区强奸犯而言，这一系列犯罪行为的刺激之处，部分在于他能和人们玩一场连点成画的游戏。比方说，他在第一次作案时偷走了两包温斯顿香烟，之后把烟留在了第四起案件的房子外面。又比如，他把两周前从邻居那儿偷来的廉价珠宝，留在了第五次作案的房子里。第21起案件的被害人住在一家水处理工厂附近，下一起案件的被害人就是这家工厂里一名住在8英里之外的工人。从被害人那里偷来的药丸或者子弹，之后出现在了邻居的后院。部分被害人还有相同的姓氏，或有相同的工作。
这是一种高压策略，给人一种无处不在的感觉。凶手既是无处在也是无处不在的。你可能不认为自己和邻居有共同点，但对凶手来说你确实有。凶手极少为人注意到，就在你们没有留意对方时，他从你们背后，瞥见了你们之间并不明晰的关联——头发是深是浅，身材是胖是瘦。
我离开萨克拉门托时，心情很差，没睡好。离开宾馆时，婚礼宿醉的人群正聚集在宾馆正门。在机场，我路过了一尊巨大的红兔子雕塑，但我乘飞机到这里时，可能因为一心想着换闪存盘的事，居然没注意到它，我搞不懂这么明显的雕塑，我之前是怎么无视掉的。这座长56英尺、重10000磅的铝制兔子被钢索拽着悬在空中，似要向行李认领处俯冲而来。等待登机时，我用iPhone搜了一下“萨克拉门托机场兔子”。一篇美联社（AssociatedPress）的文章讲道，这是艺术家劳伦斯·阿金特（LawrenceArgent）受托为新航站楼设计的象征物，于2011年10月公开。
“我想尝试表现一下某样东西从外面一跃而入的场景。”阿金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