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对袖扣原本属于一名已过世的家庭成员，失主只在袖扣被盗前保管过一小段时间。失主认为那看起来像自己丢失的那对袖扣，但他们很谨慎，不想因为自己“希望是那对袖扣”就给出肯定的答案。
【编者按：下面一节选自米歇尔所著文章《追随杀手的脚步》初稿。】
在下单购买那对袖扣的第二天，我给小机灵打了电话。我告诉他，我让店家把袖扣加急寄给了我。
“是寄到邮局吗？”他问。好吧，我承认不是。我脑内闪过一个荒诞的场景：EARONS把袖扣转卖给了这家店，而他碰巧在这家店打工，负责录入顾客地址；他毫无疑问会对这对袖扣的买家起疑，因为我购买这对仅8美元的袖扣时，居然选了40美元的次日达服务。
我知道，最妥善的做法是把袖扣交给EARONS的调查员。不过他们可能因为我未经授权就擅自采取这种行动而生气。巧合的是，我那时刚定下最早一次采访的时间，采访对象是奥兰治县的拉里·普尔。我决定，如果这次采访进行顺利，我就把事情经过解释给他听，并把那对小小的金色袖扣交到警方的方形密封塑胶袋里。
不过，在所有调查员中，我最担心和普尔的会面。人们都说他难接近，有点拒人于千里之外。我知道他过去14年都在调查这一系列案件。他与被害人基思·哈林顿的律师——也是被害人的亲兄弟——布鲁斯一道，为第69项修正案的通过做出了贡献。这项修正案正是《DNA指纹、未结案与无罪者保护法案》，由此，加利福尼亚州在2004年建立了重罪犯DNA数据库。如今，加利福尼亚州司法部拥有全美正在运行的最大的DNA数据库。
普尔和哈林顿以为，扩充了DNA数据库，他们就一定能抓到EARONS，但事与愿违。我猜想，他们一定感到非常失望，这份失望刻骨铭心。在我的想象中，拉里·普尔是一名钢铁般冷漠的警察，他会把自己锁在灯光昏暗的房间里，房间墙上贴满了EARONS的合成照片。
但在奥兰治县地区计算机法医实验室大厅，我发现普尔是一名友好和蔼但略显拘谨的男子，那天他戴着一副金属框眼镜，身穿红色格子衬衫。我们到会议室坐下，他是那天计算机实验室的值班人员，偶尔有同事探出头来说一些事，普尔就清脆地回应一句“复印一份”。
普尔为人体贴、语言谨慎，是那种外表坚忍，实则观察入微、心胸宽厚的人。过去我见拉里·克朗普顿时，明显看出这名退休探员汲取了自己失败的教训，想亲自解决这一系列案件。克朗普顿承认自己彻夜不眠，一直问自己：“我错过了什么？”
普尔则没有类似的苦恼。起初我以为这是他自以为是的表现，但之后我意识到，这是因为他心怀希望，他还远没有达成使命。
我们的对话进行得很顺利。我猜想他是非常看重办事程序的人，所以应该不愿知道我拿到袖扣的事。但在谈话的最后，我动摇了，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我以极快的语速告诉了他事情的来龙去脉，在背包里翻找那样东西。普尔听着，但脸上没什么表情。我把袖扣轻轻推过会议桌，送到他面前。他拿起那个小包，非常仔细地检查了一下。
“给我的？”他面无表情地问道。
“对。”我答道。
他挤出一点点微笑。
“我想我喜欢你。”他说。
等我回到洛杉矶的家里，普尔已经找到了失主，并用邮箱给他们发了一张袖扣的高清图片。那对袖扣原本属于一名已过世的家庭成员，失主只在袖扣被盗前保管过一小段时间。失主认为那看起来像自己丢失的那对袖扣，但他们很谨慎，不想因为自己“希望是那对袖扣”就给出肯定的答案。他们联系了另一个更熟悉这对袖扣的家庭成员。几天后，普尔打电话告诉我：不是那对袖扣。
我很失望，普尔则处变不惊。“我不像过去那样容易激动了。”此前他曾对我这样说。十年前，EAR和ONS拥有相匹配的DNA一事刚公开时，他能自由支配一切调查资源。一次，奥兰治县警局的直升机飞到圣巴巴拉，只为取一名嫌疑人的DNA实验样本。当时，警方正忙于监视这名嫌疑人。还有一次，普尔跑到巴尔的摩掘尸，那是在9·11之前，据他回忆，他的随身行李里就装着那名嫌疑人的尸块。
最终，调查悬案用的资金枯竭，调查员被委派了新的任务。普尔对任何新进展都不再那么热心了，就连他桌面上方挂的EARONS合成照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夸张——照片上的嫌疑人戴着滑雪面罩。
“这种照片有意义吗？”普尔说，“没有，但我们知道他长这样。”
他给我展示了群众寄来的一摞摞信件，内容是各种小道消息，而这种信还在源源不断地寄来。其中一封中夹了一张驾照照片的复印件，并附上文字“他是EARONS”。但这个男人太年轻，与嫌疑人年龄不符。
据普尔统计，这些年，警方调查过8000名嫌疑人，检测了其中几百人的DNA。他们曾在南方某州对一名嫌疑人的DNA进行了两次检测，只因为他们对第一次的检测质量不满意。如果普尔偶然发现了一名特别值得怀疑的嫌疑人，也会做出同样的失礼举动。
“必须解决掉他。”普尔说。
尽管普尔为人谨慎，但他有理由对解决这一系列案件持乐观态度。实际上，所有经历过EARONS案件起起落落的相关人员，都认为查案的钟摆已经往上摆了，调查将有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