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坐在闷热的车中，历数他擅长的策略。调查员通过警犬、鞋印和车辙了解到，他选择行动路线时十分谨慎精明。如果附近有工地，他就把车停在那里，工地车辆流动性大，让他能藏木于林。
在加利福尼亚州康科德市的历史中，出现过撒旦和许许多多的误解。传说中，1805年，西班牙士兵在追一群不愿信教的美洲原住民时，把他们逼到了一片现位于康科德市的柳树林。原住民蔽身于茂密的树林中，但士兵冲进去抓他们的时候，原住民全都不见了踪影。受到惊吓的西班牙人给这片区域取名迪亚夫洛林（MontedelDiablo）——恶魔的树林。古时候“monte”一词可粗略地译为“树林”，但如今，这个词多译作“山”或“峰”。后来的英语母语者就将这个名字安在了附近3848英尺高的一座山峰上，也就是在东湾随处可见的迪亚夫洛山（MountDiablo），又名魔鬼山（DevilMountain）。2009年，当地人阿瑟·米哈雷斯（ArthurMijares）向联邦政府递交文书，想把这座山的名字改为里根山（MountReagan），因为他觉得人们对“魔鬼”一词的印象不好。
“我只不过刚好是个崇拜上帝的普通人。”他告诉《洛杉矶时报》。米哈雷斯没有成功，但他也不用担心。康科德位于旧金山东侧，两地间有31英里的距离，其中每一英里都令人印象深刻。无论前段路途有多艰险多荒凉，都会归于平坦，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商业区，那里的服务态度像所有商业区一样热情。我住的宾馆对面就是柳林购物中心，那里有许多连锁店和餐厅，比如老海军服饰、一号码头进口餐厅、福德洛克快餐，但顾客之少令人担忧。跟别人谈到康科德，几乎每个人都会提起东湾的地铁系统BART[92]有多方便，他们会说：“20分钟就能到伯克利。”
保罗·霍尔斯和我事先约好，早上9：00来宾馆外接我，他会带我转一遍康特拉科斯塔的犯罪现场。一大早，气温就超过了26摄氏度，这又是东湾全年中最热的月份中炎热的一天。一辆银色的福特金牛座准时停在我身旁，一个穿着得体的男人下车叫了我的名字，他梳着金色短发，皮肤晒得有些黑。我从没当面见过霍尔斯。我们上次通电话时，他还抱怨自己家的金毛猎犬幼崽闹得他整夜难眠，声音听起来很开心，看起来他似乎从不恼于尘世。现在的他四十多岁，沉着冷静，待人随和，步态如运动员般矫健。他亲切一笑，伸出手与我用力一握。接下来的八个小时，我们谈论的都是强奸和谋杀案。
当然了，严格意义上讲霍尔斯不是警察，他是一名犯罪学家，是县警局取证实验室的领导。但我跟警察相处过太多时间，从他身上能想到警察二字。我说警察，其实特指警探。跟警探相处久了，我注意到他们有一些特征。他们身上都有一股淡淡的肥皂味，我就没见过蓬头垢面的警探。他们很善于与人对视，仪态好到令人羡慕，说话从不冷嘲热讽，不喜欢玩文字游戏。擅长问话的警探会在对话中留出大量空白，让你条件反射式地填补这些空白，这种问询策略非常有效，轻而易举地就能套出许多话，我自己就还在后悔曾经喋喋不休地说了太多。警探的面部肌肉都不太灵活，或者说，他们很会控制表情。我从没见过警探做鬼脸，他们不会畏缩，也不会圆睁双眼。我是一个表情丰富的人，丈夫是喜剧演员，许多朋友也都在演艺圈工作。我周围一直都是些表情夸张的人，所以立刻就发现警探都缺乏面部表情。我佩服他们能始终保持和善友好、精力充沛。我也试图模仿过，但做不到。我逐渐看出了他们单一的表情里那些细微但也依稀可见的变化——眯眼、收下巴，那通常意味着他们听到了一个早就被淘汰的想法。但即使伪装的面具掉了下来，他们也从不亮出底牌，他们从来不说：“我们很多年前就从那个角度查过了。”相反，他们只会接受你的想法，然后礼貌地说一句：“嗯。”
警探与演艺圈芸芸众生的不同之处，不止在性格含蓄上，几乎可以说，这两类人在任何方面都大为不同。警探是倾听者，他们会分析现状。演艺人员则只在估量自己的影响力时，才做分析。警探参与的是具体的任务，而我曾花一个小时时间，听一名当女演员的朋友分析一段三行长的文字是如何伤害到她的。尽管我后来还是看到了警探面具上的裂痕，但起初，他们的陪伴其实给了我一种意料之外的放松感，像逃离了一场充斥着情绪的庆功宴，宴会上的人说话声一个比一个大，又像参加了意志坚定的鹰级童子军的聚会，他们都在等待下一个挑战。我并不是一个单调直接的人，但我很享受和他们待在一起的时间。
东区强奸犯（EAR）在东湾犯下的第一起案件发生在康科德，从我住的宾馆开车到案发地仅需10分钟。霍尔斯和我没有闲聊，直接聊起了案件。最先该解答的问题，显然是——他为什么来这里？为什么不再在萨克拉门托作案，而是从1978年10月开始，在东湾进行了一场为期近一年的杀人狂欢？我知道最常见的看法是什么，霍尔斯也知道，但他并不买账。
“我觉得他不是因为害怕才离开萨克拉门托的。”他说。
支持“吓跑”理论的人都会提到一个事实。1978年4月14日，EAR在萨克拉门托侵犯了帮忙照看婴儿的15岁被害人，两天后，警方公布了可能犯下马焦雷谋杀案的两名嫌疑人的改良版合成素描。马焦雷案是一起尚未解决的谋杀案，一对年轻夫妇在外出遛狗时遭遇神秘枪击。素描公开后，EAR便停止了在萨克拉门托的犯罪活动。之后，他仅在萨克拉门托又犯下过一起强奸案，而那还是在一年以后。人们猜想，其中一幅马焦雷案嫌犯素描极有可能与EAR非常相像，令其感到不悦。
霍尔斯不相信这种说法。他学习过犯罪空间情报分析，且精通于此。犯罪空间情报分析通过绘制犯罪地图进行分析，尝试确定犯罪分子最可能居住的区域。20世纪70年代末，警察可能会围在一张扎了图钉的地图周围，漫无目的地推断案情。如今，有了专门研究犯罪空间情报分析的专业，警察也会用算法和软件展开分析了。通常，犯罪时欺凌弱小的歹徒都在住处周围有一个“缓冲区”，他们不太愿意在这一区域犯罪，因为他们认为，在离家太近的地方，作案风险太高。针对连续犯罪，犯罪空间情报分析师会对案发地点进行分析，以此导出歹徒的缓冲区，找到歹徒居住的圆环靶心，因为歹徒和常人一样，有常规且可预测的行动方式。
“我读过许多关于连续作案的歹徒如何选择被害人的研究报告，”他说，“他们就在日常生活中选择。比方说，如果一个惯偷每天像普通人一样开车上班，那他大脑里就会出现家和单位两个坐标，这种人会在路上多加留意，要是他们坐在我们现在的位置，”——霍尔斯指了指我们停驻的十字路口——“他们就会观察，看，那边那栋公寓楼就不错。”
霍尔斯说，在萨克拉门托的作案地点分布与在东湾的模式完全不同，这点很重要。
“在萨克拉门托，他也来往于各处，但犯案地点都在东北区和东区。犯罪空间情报分析师称他为‘流窜犯’。他会从某个定位点开启分支，但一旦移动到某处，就会开始往返于两地之间，很明显，他在沿着680号州际公路上下移动。”
680号州际公路是一条70英里长的南北向公路，正穿过康特拉科斯塔县中央。EAR在东湾犯下的大部分案件都发生在680号州际公路附近，半数案发地距离公路出口仅有一英里或不足一英里。在一张由专业人士绘制的犯罪空间情报地图上，东湾发生的案件用小红圈标注了出来，我看到，几乎所有案件都发生在680号公路的右侧，也就是东侧，这些红点好似连缀出了一条坏死的叶脉。
“我们开车溜一圈680你就懂了，”霍尔斯说，“我认为，他开启分支是因为生活环境有了变化。要是他现在仍然住在萨克拉门托，但不在案发范围内上班，而且还利用这一点悠哉生活，我也一点不会惊讶。”
听到“上班”一词，我眼前一亮。从我们最近的往来邮件中，我觉察到霍尔斯非常了解EAR可能的工作轨迹，但他对细节总是含糊其辞。即便现在，他预见到我的问题，还会采取回避的态度。
“我们会聊到的。”
霍尔斯不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1978年的时候，他还只是个孩子，但他如今已经在康特拉科斯塔县警长办公室效力了23年，曾无数次到访案发现场。他也曾深究这片区域当年的模样，取得过许可证，研究过航拍照片，还与当地人进行过沟通。他脑内有一张1978年10月左右的区域地图，还能在行驶中把脑内的地图与现实中的场景重合起来。他放慢车速，指向一条死巷，那里的一片房子就坐落在EAR在康科德第一次犯案的房子后。
“那会儿还没有这些房子，”霍尔斯说，“那时是一片空地。”
我们把车停在了一片住宅区拐角处的房子边，这里非常安静。第一起东湾案件的卷宗中，附有一张全家福照片，照片上是一对颇具魅力的夫妇和他们一岁的女儿，小女孩戴了一顶波点生日帽、身穿夏季连衣裙，父母两人分别有一只手放在他们拿着的球上，站在女孩面前，看样子那是给女孩的礼物。照片中，女孩朝摄影师笑着，父母则冲镜头欢笑。1978年10月7日，距离拍照一个半月后的一天深夜，丈夫因为某样东西碰到他的双脚而醒了过来。他睁开眼，惊讶地发现黑暗中赫然出现了一个戴着深色滑雪面罩的人。
“我只想要钱和吃的，就这样，要是你不按我说的做，我就杀了你。”这名入侵者左手拿手电筒，右手则拿了一支转轮手枪。
霍尔斯指了指餐厅的窗户，35年前EAR就是从那里溜进房子、走到了夫妇的床边，他们的女儿全程没有被打扰，一直在熟睡。
那栋房子建于1972年，是一栋单层住宅，成L形，和同一街区内的其他房子占地面积相似。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这栋房子与我见过的其他案发现场非常相似，把它随便放到任何一个居民区都不会有违和感。
“完全是同类的房子。”我说。霍尔斯点点头。
“他作案的住宅区几乎都没有双层住宅，”他说，“这也有道理，因为这样你就能知道被害人是不是在睡觉。在双层住宅里，都有上下楼的唯一通道，那种情况下，你更可能被逼入绝境。而且，确认单层住宅里人们的行动要更简单，你能从一个房间看到另一个房间。要是你打算偷窥，还得跃过围栏、穿过院子，那被害人更容易从二层观察到你，而不是一层。”
照片中的丈夫在催眠状态下，忆起案发当晚11：15左右，他和妻子停车时，看到紧邻他们房子的小巷里，有一名年轻男子站在一辆停在那里的小货车边上。那是一辆厢式小货车，上下漆成了白色和水绿色。这名年轻男子看上去二十多岁，白人，深色头发，中等身高体重，他当时正站在货车的右后角，弯着腰，像在检查轮胎。这只是一个片段，是日常生活中无意间瞥到的几百张图像之一。我脑海中出现了一位坐在椅子上的丈夫，他正努力回想并分析记忆中重要的瞬间，但这些瞬间也可能无关紧要。调查EAR案件时最令人发狂的问题正在于此：你无从判断每条线索是否重要。
“这起案件尤让人惊讶的，是他闯入房子的方式十分老练精密，”霍尔斯说，“看样子他试过侧门，门把手附近有割痕，但不知为何他放弃了这种方式，从正门进来了。餐厅有一扇窗户，他在窗户上打了一个小洞，就从那里推动插销，进入房内。”
“我完全不懂入室偷窃，他干得漂亮吗？”
“很漂亮。”霍尔斯说。
我们坐在闷热的车中，历数EAR擅长的策略。调查员通过警犬、鞋印和车辙了解到，他选择行动路线时十分谨慎精明。如果附近有工地，他就把车停在那里，工地车辆流动性大，让他能藏木于林。人们可能还以为他是那里的工作人员。他会从一条线路靠近房子，又从另一条线路逃跑，这样人们不会看到他进进出出，也就不太会记住他。
经常吠叫的狗不会朝他吠叫，可能是因为他先给狗喂了食物。他有一个不寻常的习惯，就是在把女性被害人带入客厅时，在灯上或静音的电视上丢一块毯子，这样余下的光亮足够他看清，但不至于引起外界的注意。此外，他还会预先计划。住在拐角处的那对夫妇就表示，他们回家时，发现丈夫的书房门关着，但他通常不关门，而且前门没锁，可他们确信自己锁过门。他们猜想，他那时候是不是已经埋伏在了房子里，也许藏在门厅壁橱的外套中间，等待这对夫妇语声渐弱，等待他脚下的一隙光熄灭。
我和霍尔斯谈论案件时出现了一段停顿，就像拳击手被击倒的瞬间，而这在我的意料之中。这种语言上的停顿很像你在大谈特谈前男友或前女友时，突然意识到自己言辞之激烈，于是停下来强调你说的那个家伙无疑是个一文不值的混蛋。
“他非常擅长实施自己的犯罪，”霍尔斯说，“但他没在哪栋房子外上演绕绳下降，他的所作所为从来不带一点受过特训的痕迹。”
霍尔斯的父母来自明尼苏达州，他说话也带着中西部人轻快的节奏感，但说到EAR犯案的技巧并没什么特别时，他的声音失去了力量，听上去不那么让人信服，而且他自己也不完全信服。可见，他进入了案件分析的下一个阶段：自我辩论。
“EAR胆子很大，没错，”霍尔斯说着咬紧了牙关，而他极少如此，“EAR与其他罪犯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在房子里作案。相比之下，黄道十二宫杀手的作案方式就显得他比较胆小，因为他在情侣常去的地方作案，而且距离被害人有一定距离。而EAR在被害人家里作案，则显得他胆子比较大，而且他作案时家里还有男性，可见他异常胆大。”
我们还谈到了人们对男性被害人的忽视。霍尔斯告诉我，有一次，他要对斯托克顿一名女性被害人进行问询，而那名女性和她丈夫都是被害人。霍尔斯以为，丈夫更能接受来自陌生人的电话，所以决定先联系丈夫。那位丈夫礼貌地告诉霍尔斯，他认为妻子不想谈案子的事，她已经把这件事埋在了记忆深处，不想回忆那段经历了。但是，丈夫还是勉强同意把霍尔斯的问题转达给妻子。霍尔斯没得到答案，他以为这次问询注定失败。几个月后，霍尔斯终于和妻子取得了联系，她回答了霍尔斯的问题。她说她愿意帮忙，愿意回忆事件经过。但她丈夫不愿意。
“他才是不想谈案子的人。”妻子承认。
那名男性被害人生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之间，这一代人多半没听过心理治疗的概念。从卷宗可以看出，警方对不同性别的人扮演的角色有非常严格、明确的认知。警探会问女性在哪购物，对男性，则问门窗的上锁机制。警察会在女性肩上搭毯子，送她们去医院；对男性，则盘问他们看到了什么，而不是他们的感受。许多男性被害人都有参军经历，有工具房，他们有能力抵抗，有能力保护妻子，却被EAR剥夺了这些能力。案情细节就能暴露被害男性的愤怒，其中一位丈夫甚至咬断了EAR绑在他妻子脚上的绑带。
“时至今日，留下太多心理创伤了。”霍尔斯说着，发动了车子，离开路缘。位于拐角处的那栋房子消失在了视线中。在卷宗中，有一张女性被害人——一位年轻的漂亮妈妈，她有一个刚过完生日的小女儿——手写给责任警探的便笺，日期是案发后五个月。
罗德（Rod）：
随函附上
1.丢失物品清单
2.7月到8月的支票清单
所有首饰都是从卧室的大抽屉和梳妆台上拿走的，其他物品也有相应提及。我衷心希望这些内容足够全面，并且派得上用场，因为我们都在拼命尝试回归正常生活。我相信我们都能理解彼此的状况。
祝破案成功！
这张便笺逻辑通顺、语言直接，看上去被害人很快就能恢复状态，甚至有点乐观积极。我曾以为这张便笺很特别。读到的时候，我想是有些人能够忍受造成了心理创伤的恐怖经历，继续自己的生活。这份卷宗之后的几页，还有一张副警长手写的便笺。便笺上写道，这家人不再住在康特拉科斯塔县了，他们搬去了几百英里外的一座城市。
祝破案成功！
我曾以为这个感叹号代表乐观向上，但其实它意味着再见。
我们向东开去。第一起案件发生一周后，康科德发生了第二起案件，案发地距离第一起案件不到半英里。霍尔斯在停车标志前放慢车速，指了指垂直于我们的那条街，又一次，他用上了脑子里那张1978年10月的地图。他示意让我注意我们停车的这条路，说道：“就是这片区域，那时候正在施工。所以建筑工人、运货卡车等都会走这条路，或者那条路，这样才能到工地。”
霍尔斯说，这两条在1978年10月能通向工地的主干道中，有一条穿过了第一起案件的案发地，另一条穿过了第二起案件的案发地。我记得霍尔斯还说过，他相信EAR是到这里来工作的。
“EAR是做建筑这行的？”我问道。
“这就是我的调查方向。”他说。我注意到他指的是唯一的调查方向，而不是他的其中一个调查方向。
“你知道那时候工地的开发商是谁吗？”
他没有回答，但他的表情告诉我，他知道。
我们驱车来到康科德第二起案件的案发地，这是另一栋单层L形的住宅，周围有修剪整齐的绿植。小小的前院里矗立着一棵巨大的橡树。从附近可以看出，这一带的居民在工作日都没有大量的空闲时间。这里没有慢悠悠遛狗的居民，没有带着iPod疾走锻炼的人，也几乎没有车辆经过。
在这起案件中，EAR的言行让人想到一种可能性，在该系列案件中，这种可能性仅在意料之外闪现过几次。那是个黑色星期五[93]，凌晨4：30，EAR再次上演了强奸案的剧本，他用手电筒的光刺醒被害人，用咬牙切齿的声音威胁被害人。那已经是他第39次作案了。剧本之成熟让人在看这起案件的警方报告时，忽略线索也无妨，关键要注意到人称词从“我”变成了“我们”。
“我们只想要吃的和钱，然后我们就滚出这地方，”他向那对迷惑的夫妇咆哮道，“我只想给我女朋友和自己拿点吃的和钱。”
一旦控制住这对夫妇，让他们顺从起来，他就开始疯狂洗劫这栋房子，猛然关上厨房壁橱，又对抽屉一通乱翻。他把女性被害人带入家庭娱乐室，让她躺在地板上。
“想活命吗？”他问道。
“想。”女性被害人答道。
他用浴室的毛巾蒙住她的双眼。
“你最好是让我干得最爽的一个，不然我就杀了你。”
被害人告诉调查员，她脑内一直闪过《冷血》（InColdBlood）的画面，电影里一家人在深夜惨遭狡猾凶手的灭门。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虽然也吓坏了被害人，但似乎显得有些幼稚，这个性侵犯看起来没什么兴致。他迅速又敷衍地把手放到被害人大腿上，被害人能感觉到他戴了厚厚的皮手套。他让被害人给他**了一分钟，然后插入阴茎，只用30秒就完事了。紧接着他一跃而起，又开始到处翻东西。看样子，抢劫比性侵更能刺激他的神经。
门打开了，被害人感到一阵风吹入。他到附属于房子的车库去了。垃圾袋发出沙沙声，他似乎在房子和车库两处来回走动。被害人听到他说了些什么，但不是对她说的。
“来，把这个放车里。”他低声说道。
没人回应，被害人也没听到脚步声。没有车子启动的声音。被害人始终不知道他是如何、在何时离开的，只知道他在某一时刻走了。
这不是EAR唯一一次暗示自己有共犯。第一次发现的被害人，自认为在客厅听到了来自两个声音的威吓，声音叠在一起，听起来十分激动。“闭嘴。”紧接着另一个声音说：“我让你闭嘴。”
另一个被害人听到外面有车鸣了四次笛，然后有人开始按门铃，还敲了前窗玻璃。隔着门窗，她听到了模糊的声音，似乎是个女人。她判断不出这些说话声中有没有EAR的。随后EAR离开了，带着那些声音一并消失，但被害人还被绑着，面朝下趴在客厅地板上，说不清这些事是不是同时发生的，也说不清它们到底有没有关联。
“我朋友在外面的车里等着呢。”有一次，他这样说。
他说谎了吗？还是因为他感觉需要支持，在给自己鼓劲？又或是为了误导警察？大部分调查员认为，他在虚张声势。但霍尔斯不那么确信。
“他时不时会带个帮手？性侵方面的帮手？不，也许是抢劫时候的帮手？谁知道呢？关于这一系列案件，有太多‘也许’了，也许我们必须考虑一下他有帮手的可能性。”
霍尔斯承认，EAR说的许多话都与事实有偏离，有误导性。他曾怒气冲冲地说自己住在小货车里，或是在河边的营地里，但他身上几乎没有那种过客的气味。他还会捏造自己与被害人的联系。“我在你们高中舞会上见过你，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一定要对你下手。”他曾对一个蒙着眼的十几岁女孩说道，但女孩还听到了有人从卧室墙上揭下胶带的声音——她高中舞会的照片掉了下来。“我在湖边见过你。”他曾对另一名被害人说道，而她的私人车道上就停着一艘滑水艇。
其中一些谎言——比如曾在贝克斯菲尔德杀过人、曾被军队除名——很可能是为了给自己建立硬汉形象才说的。捏造与被害人的联系，可能是他幻想的一部分，也可能是想用模糊的熟悉感让被害人感到不安。霍尔斯和我对他的其他行为也进行了推测，比如大口呼吸，据描述，他吸气时就像在狼吞虎咽地吃空气，近乎于过度通气的症状。一位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此案的犯罪侧写员认为，这种呼吸方式是为了吓唬被害人，让被害人以为他疯狂至极，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霍尔斯说，一名患有哮喘的调查员则怀疑EAR这种呼吸困难的表现不是假装出来的，因为肾上腺素可以引发呼吸困难的症状。
EAR就像桌上一张正面朝下的卡片。我们的推理陷入了死胡同，一圈一圈又绕回了起点。
“去圣拉蒙？”霍尔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