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知道他观察凯西用了多长时间，但知道他是在哪观察的。案发的房子背后是一片圣诞树林场，犯人在后院的木栅栏上留下了“之字形慢跑”鞋印。
我们开车沿680号公路前进，向南开17英里就到了下一起案件的发生地，那是同月发生的第三起案件。1978年10月，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是美国总统，《油脂》（Grease）是夏天最火的电影，电影里约翰·特拉沃尔塔（JohnTravolta）和奥利维亚·牛顿－约翰（OliviaNewtonJohn）演唱的《夏日的夜晚》（SummerNights）是电台最常播放的歌曲，不过谁人乐队（theWho）的《你是谁》（WhoAreYou）在榜单上的位置也呈上升趋势。那一年，13岁的布鲁克·希尔德（Brooke Shields）带着她白净的小脸、茫然的表情登上了少女杂志《十七岁》（Seventeen）的封面，纽约洋基队在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中战胜了洛杉矶道奇队，锡德·维舍斯[94]的女友南希·丝潘更因被刺伤后失血过多，死在了切尔西旅馆浴室的地板上。那一年，约翰·保罗二世（JohnPaulⅡ）成为了新主教，电影《月光光心慌慌》（Halloween）上映的三天后，圣拉蒙案发生了。
“你怎么看有人说他会哭？你觉得是真的吗？”我问霍尔斯。
大约十名被害人表示犯人哭过，她们说，他抽噎了。他走路跌跌撞撞，怅然若失。他像个孩子一样抽泣，音调很高。“对不起，妈妈，”他边哭边说，“妈咪，救救我。我不想这么做，妈咪。”
“我觉得是真的，”霍尔斯说，“女性更能理解男性的行为。好几次被害人都提到，他的愤怒是装出来的，他在演戏，但还有几次，他在角落里抽泣得不能自已，那感觉像是真的。他很矛盾。哭泣都发生在性侵之后，他就在那个时候抽泣。”
但有一名被害人例外，她不相信那些眼泪。霍尔斯告诉我，她就是斯托克顿案中的女性被害人，也是那个丈夫挣扎着不愿接受案件事实的被害人，她不相信犯人真的在哭。
“她听到了那种声音，但不认为那是在哭。”霍尔斯说。
“她觉得那是什么声音？”我问。
“一种情绪的爆发，音调很高，”霍尔斯说，“像是一种笑声。”
多年来，似乎没人发现，圣拉蒙市的911报警电话根本没用，因为这里没有划分到任何一个行政区域，尽管如此，电话公司照样向居民收取这项服务的费用。一位住在安静院落尽头的女性发现了这个问题。听筒里传出的刺耳提示音告诉她，这个号码打不通，而两小时前，她刚遭到陌生人性侵，不该再遭受这样一个打击。案发六周后，在1978年12月10日刊的《奥克兰论坛报》（OaklandTribune）中，一篇文章直接引用了这名女性以化名“凯西”说的一些话。案发当晚，凯西醒来后，双眼竭尽全力适应黑暗。在漆黑一片中，她只能辨明一样东西：炽热的凝视——犯人的小眼睛就那样盯着她。
“我就是真的恨他。”谈到身份未明的强奸犯，凯西面无表情地说。她说电话公司也让她感到气愤，电话公司说他们提供报警服务，实际却没有。凯西告诉记者，关于这件事，她可以讨回一些公道：她已经取消了账单里的911服务，每个月能省28美分。
凯西直接给康特拉科斯塔县警长办公室打了电话，警察很快就来了。
康科德市发生两起强奸案后，警长办公室很快对警官们下达了警报。事实证明，来自萨克拉门托的警告很有先见之明：现在，EAR正戴着滑雪面罩逼近他们的窗口。每个人都要警惕起来。警方组建了一支快速行动部队，开始辨认EAR可能作案的区域。警察还悄悄记录下了停在开阔区域边的车辆车牌号，或是看似可疑的车辆车牌号。
圣拉蒙辖区的警察通常不会瞪大眼留心周围的情况。从1970年到1980年，这个城市的人口翻了两番还多，但仍然为起伏的草地和镶嵌其中的橡树环绕，到处是不发达地区才有的宽广农田，空间广阔，氛围宁静。长期的寂静让警方也懈于防范。巡逻车的车灯总是扫过同样的独立式车库和同样的窗口，那些窗口都属于住在大农场上的年轻家庭。在圣拉蒙这片终年无变化的郊区，极少出现可疑人士，没有人破坏围栏，也没有人在矮树丛中鬼鬼祟祟。警官是为行动而受训的，却习惯了这里的安宁。
10月28日凌晨5：00，一切都变了，夜班值班人员接到消息，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所知细节虽少但令人震惊。那是一起入室强奸抢劫案，发生在蒙特克莱尔广场。一个单人班组最先抵达了现场。被害人是凯西和丈夫戴维[95]，他们在前门见了警官，神态镇定。警官先确认了他们不需要立即接受医疗救治，然后注意到他们身后的场景有些奇怪。房子里几乎什么也没有，仅剩的几件家具抽屉也都随意敞着，里面空空如也。壁橱的门也敞开着，里面只有空****的晾衣竿。他们彻底被入侵者洗劫一空了？不，凯西和戴维解释道，他们正要搬家。
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就要搬离这栋房子了，就在这时，他来了。
又出现了房地产这一要素，而这次时间之精准说明犯人了解内情。凯西和戴维有一个三岁大的儿子，他们告诉调查员，EAR完全没有打开儿子卧室的门，甚至连接近的意思都没有。其他家里有低龄小孩的被害人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他究竟是如何瞄准被害人，如何了解被害人的生活，又如何了解被害人家中的布局，这些始终是警方猜不透的谜。
加里·里奇韦，即“格林河杀手”，把作案前的踩点工作称为“巡逻”。平淡无奇就是他的保护色。他会把卡车倒到太平洋公路南段的7－11便利店，那是西雅图－塔科马（SeattleTacoma）机场附近的一段沙砾地带，以色情交易闻名。有时，他会打开引擎盖。他身材瘦弱，面色浅灰，全神贯注于引擎问题，没人注意到他的存在。他完美地把自己藏在了一片暗淡的灰色背景中。但凡有一个仔细、耐心的观察者，都可能事先发现不对劲的细节：他完全不在意时间。他的瞳孔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什么都要盯一盯，就是不看看引擎，他在饥渴地思考，思考对象迅速变换，就像灵应牌上的占卜写板[96]一样果决。
当啷。这个响声是如此平常，可以完全淹没在城市的喧闹中，淹没在蒙蒙细雨下湿轮胎的摩擦声中，淹没在便利店开关门的提示音中。这是最为可怖的声音，但无人听闻——里奇韦关上了引擎盖。巡逻结束，他将进行下一阶段的行动。
一开始，我以为EAR和里奇韦一样，一定会藏在显而易见的地方。他掌握的信息，似乎也只能通过长时间的细心观察得来。但显然，他不是阳光下的潜伏者。虽然关于他的报告有几千页之多，其中有被害人的证词，也有对附近居民的访问，却没能得出对嫌犯一致的外貌描述。我以为，他犯下50起强奸案，人们应该对他的脸有了一致的描述，起码对发色有一致的说法，但都没有。谜题就在那里。成功率如此之高，一定不是靠运气。他是如何长期被调查却未被调查到的？
我脑海中又出现了一个穿制服的男人，一个电话线务员或者邮政工人，一个从《忙忙碌碌镇》里走出来做着日常工作的勤劳人，一个只要出现就意味着一切都在照常运转的人。没人特别关注他，他永远融于空气之中。人们从他身边匆匆走过，不会注意到，他淡棕色的面容中，一双愤怒的双眼蕴藏着能吞噬一切的力量。
一名调查过尔湾凶杀案的退休调查员，劝我不要把EAR想成一个侦查大师。这位调查员认为，犯下这些案件，并不需要太多事先计划和内幕信息。他和同事调查这个案子时，曾在晚上做过一个实验。他们一袭黑衣，脚踩软底鞋，在尔湾的居民区来回徘徊，沿着他们认为凶手走过的道路行进。他们蹑手蹑脚地沿煤砖墙前进，将视线越过后院围栏向房内窥视，身体则藏在黑暗中的树干后。
方形的灯光引得他们又靠近了一点。从后窗，他们看到了几十个陌生人的生活。有时候，只是窗帘透出的一丝光亮，就足够看清女人面无表情地在厨房水池来回冲洗一支玻璃杯的样子。大部分时候都很安静，但偶尔能听到电视里传出一阵欢笑，还能看到年轻人的肩膀慢慢靠近她的耳朵，小男友撩起了她的裙摆。
忆起这些，调查员摇了摇头。
“你会特别惊讶，竟然能看到这些。”他告诉我。
实际上，我和每个调查员聊天时，都会问到暗中徘徊的事，每次都得到了相同的回应，他们摇头或做其他表情，意思是他们认为世界上再没有比徘徊在案发地附近更简单的事了。
一个难以自制的徘徊者很快就能理解肢体语言的含义，比如独自在家的女性可能会在关灯前，从客厅的后窗向外看看，又比如年轻人在父母熟睡后，会轻手轻脚地移动。过不了多久，他就能掌握这些生活模式，观察的时间就会大幅缩短。
我问霍尔斯他认为EAR选择被害人的方法有多谨慎。
“我觉得他有时谨慎有时随意。有时候，我感觉他提前监视了很久，看准某人就关注他、跟踪他，但有时候，他第一次见对方就袭击人家。”
没人知道EAR观察凯西用了多长时间，但我们知道他是在哪儿观察的。案发的房子背后是一片圣诞树林场，犯人在后院的木栅栏上留下了之字形慢跑的鞋印。
霍尔斯将车转向右边，并指了指当年房子后林场所在的位置。我们又开了一两个街区，霍尔斯再次将车右转，开到了塞奇菲尔德大街7400号街区。
“第二天，这里靠边停了一辆车，车里有血迹。”
那是一辆福特银河500，是记录在案的失窃车辆。
“很明显，有人流血了，很可能是鼻血。你还能看到他移动留下的血迹，虽然现在来看痕迹早就消失了，但我推演过，要是你在深夜追着某人穿过圣诞树林场，那人会不会撞到树上？然后他跑进偷来的车里，又弃车而逃？我知道有案件中，有人为逃避射击撞上了电线杆，留下了类似的血迹。”
这串血迹向东延伸，跨过路缘，排水沟里有皱起来的纸巾。血点逐渐变小，最后消失了。这条线索同这起案件的每条线索一样，最终也不了了之。从没有哪条线索能让我们找到突破口，搜查中找到的任何物品都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凶手的，调查始终缺乏确凿无误、有迹可循的信息。这起案件的车轮自始至终都旋在可能性的泥潭中。
“所有线索都只能算半条线索。”霍尔斯说。
“那时候圣拉蒙有哪些工地？”我问。
霍尔斯告诉我，关于这一点，凯西为他们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她能数出好几个案发当时正在附近为扩建工程施工的工地。”
我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霍尔斯的意思是他亲自和凯西谈过这起案子。
“你直接找她谈了？”
他明白我为何感到震惊。
拉里·克朗普顿在《突然恐慌》一书中谈到这起案件，他对凯西进行了一番抨击。他说凯西在警方问询中的行为，简直就像在想象中重新体验“那种终极**”。他公开了凯西遇袭后生活中的一些负面细节，还说为她丈夫和儿子感到遗憾。我很喜欢克朗普顿，但不认为他在书中说的是对的。而且简直错得离谱。他甚至对比其他被害人，给凯西的长相打分——虽并无恶意，但仍不该如此。他对凯西说话时，语调不带轻重缓急，最坏的时候，还指责凯西。他以为，处理暴力性侵案，只有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没有同情和理解可言。比方说，他语气讥讽地写道，凯西告诉警方，EAR要求她为他**时，她先要了一杯水，但克朗普顿没有想到，对一个吓坏了的被害者来说，要水可能是一种拖延策略。此外，克朗普顿为凯西选的化名是“桑妮”（Sunny），有阳光、开朗之意，选这个名字可能不是出于恶意，但至少可以见得，克朗普顿描述她时用语之残酷。
克朗普顿的书刚出不久，警长办公室就收到了凯西的邮件。她对书中对她的描写感到非常愤怒。因为克朗普顿退休了，警长办公室无权告诉她克朗普顿的联系方式，但霍尔斯和一名女同事邀请凯西到办公室坐了坐。
“她像风中凌乱的树叶一样剧烈地抖动着。”霍尔斯回忆道，语气中不带一丝责备。会面中，凯西和他几乎没有眼神接触，霍尔斯认为这要归咎于她仍未消除的心理阴影。被害人与悬案调查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奇妙，既亲密又疏远。戴面罩的犯人把小刀架在凯西脖子上、将她推倒在厨房冰冷的油毡上时，霍尔斯才十岁。19年后，霍尔斯从涉案物品保管室取出了写有凯西案件编号的密封塑胶袋，从一支塑料管中取出拭子。对霍尔斯而言，凯西是一个陌生人。他用显微镜研究强奸了她的犯人的**，但从没亲眼见过她，也没与她握过手。
会面中，霍尔斯几乎没有提问，引领对话的任务交给了女同事。而凯西的一席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她和丈夫戴维很久前就离婚了。和许多成了EAR被害人的夫妇、情侣一样，他俩的关系也没能长久。凯西说，戴维曾在案发后告诉她，他感觉自己认出了EAR的声音，但说不准是谁。
凯西提供的信息很有用，原因有二。首先，她还从没看过地理侧写资料。她还不知道，虽然康特拉科斯塔县不能像萨克拉门托一样，给出犯人显而易见的生活模式，但不论如何，地理侧写员已经确定了犯人最可能居住的区域：圣拉蒙。圣拉蒙对东湾系列案件至关重要，是少数几个EAR仅作一次案的地点之一。犯人作案离家越远，他的潜在目标越多。但掠夺成性的犯人只偶尔在家附近作案，犯下此类案件要么是因为有特别的被害人吸引了他的注意，要么因为他非常自信，认为自己不会被捕。
从地理侧写地图可以看到，EAR最可能居住的区域形成了一片红，正好在凯西家北面自东向西穿过。
此外，凯西还不知道，在最近一次EAR特别小组会议上，FBI侧写员有一些新发现，而这些新发现与霍尔斯所想一致。凯西表示，警方应该考虑到，某些案件中，男性被害人才是EAR的目标。这些案件中，EAR可能因为发现男性被害人做过某些坏事而实施报复。
凯西所言让警方想到一种可能性，之前他们忽视了被害人与嫌疑人之间的关系，二者关系可能很近，他们可能凭此推出嫌疑人的身份。许多知名的系列案件中，都至少有一起案件存在这样的关联性。比如，特德·邦迪的被害人林达·希利曾有一名室友是特德的表亲，之后调查员还找到了班级考勤表，显示特德和林达至少选了三门一样的课；连环杀手BTK（BTKkiller）丹尼斯·雷德[97]住的地方距离其第八个被害人马林·赫奇仅隔了六户人家；就在罗伯特·皮斯特失踪前不久，约翰·韦恩·盖西[98]还在商店里和皮斯特公开谈论雇他到工地干活的事。
EAR在隐藏身份方面可谓耗尽心思。作案时，他头戴面罩、声线压低，先用手电筒晃得被害人目眩眼花，之后又威胁被害人要是看见他就别想活命。但他也有无所顾忌的一面。比方说，他不在乎自己引来的犬吠声。1977年12月的一个雾夜，一对还在上大学的兄妹外出慢跑，突然看到一个戴着深色滑雪面罩的男人，从美国河路3200号社区一栋房子围栏内的步道冒出。男人看到他们，当场僵在原地。这对兄妹没有停下奔跑的脚步，他们回头看到男人迅速蹿进了一辆老式侧踏板皮卡。男人僵在原地后又迅速蹿入卡车的行为，让兄妹俩感觉有必要加快脚步。他们听到卡车引擎发动，向他们的方向开来。两人迅速冲过拐角，卡车一个急刹后迅速倒车，正好就在他们刚才所在的位置。他们向另一栋房子跑去，躲了起来，看到卡车还在沿他们的路线开，不断在街上绕圈，最后终于放弃并加速离开了。
EAR的自我保护工作做得异常到位，但一次次成功带来的骄傲自大也让他难以始终疏而不漏。EAR的成功率之高实在很有说服力，他已经克服了许多常人无法克服的心理障碍：强奸、闯入陌生人家中、瞄准夫妇情侣而非独居女性。连续成功作案数十起后，他或许也会骄傲自满，过于兴奋结果坏了自己的规矩——只瞄准与己无关的被害人的规矩。36年前的那个深夜，一句发自他喉咙的低语或许将成为破案的关键。
EAR在圣拉蒙作案后，又到南边40英里外的圣何塞作案两起。霍尔斯和我为节省时间，决定先略过圣何塞。
“我想带你去戴维斯看看，”他说，“我感觉戴维斯很重要。”
但在此之前，我们还得再去两个地方。EAR在圣何塞作案后，又回到了康特拉科斯塔县，在丹维尔犯下了接下来三起案件中的第一起。霍尔斯和我沿680号公路一路向北，开到了丹维尔，这里是1978年12月9日案的案发地，这起案件为霍尔斯带来了他认为最具价值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