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未来的噩梦制造机，成年前都爱做白日梦，他们的世界都是一分为二的，一面是令人失望的残酷现实，另一面则是用来缓解现实冲击的暴力幻想。
这是一座毗邻迪亚夫洛山的小村庄，地域广阔，植被繁茂。100年前，蒸汽火车定时发出的嗡嗡声突显了此处旧时的繁荣。1891年，南太平洋铁路开始载客往返于圣拉蒙和康科德以北，这条线路有20英里长。车上都是满怀抱负的旅客，心中满是蓝图与梦想。丹维尔地域广阔，那时刚刚进入土地划分和发展的阶段。汽车的发明最终还是击败了铁路运输服务，但圣拉蒙支线仍继续运行，用于运送巴特利特梨、砂砾和绵羊。那时候的铁路完美融入了人们的生活，人们靠火车鸣笛来判断时间，所有车站都漆上了一样的蒲公英黄，并用棕色勾勒边线。铁路会经过沃尔纳特克里克的穆尔伍德小学，孩子们休息时，一听到隆隆声，感受到地面的震动，就停下跳房子或是打躲避球的活动，朝路过的工作人员挥手致意，工作人员则吹响号角以示回应。
南太平洋公司的到来改变了这座山谷中的村庄，不过不是因为火车开通的缘故。这里始终没有实现工业化，但建起了许多独栋住宅。中央康特拉科斯塔县就这样成了“东湾外围地区”。1964年，680号州际公路建设完工，这条路是高速与高效的代名词，但也意味着铁路的死亡。卡车运货要比火车便宜，火车的数量由此减少，并越来越少。铁路两旁不再是枝桠乱颤的果树，变成了成群出没的屋檐。最终，南太平洋公司向州际商务委员会请求线路停运。1978年9月，南太平洋铁路现身一个世纪后，其首条线路永久停运了。
有关如何使用这片公共用地的讨论接踵而至。在最终决定前，这条20英尺宽的土地一直空着，成了一条阴暗的走廊，将温暖明亮的居民区一分为二。有人对这片无人区感到恐惧，但更多人忽视了它的存在，其穿过丹维尔的5英里更是如此，而丹维尔正位于圣拉蒙北侧。相较于圣拉蒙，丹维尔的土地更广阔，房屋更老旧，居民更富有，生活更宁静。遭到遗弃的铁轨整齐地躺在封闭的后院外，围栏成了实际上的垂帘。无人使用后，这片公共用地便被人遗忘了，不再有变化，也不再有动静。直到12月的一个上午，一种奇怪的噪音打破了寂静。一般人不仔细听，可能一开始都注意不到，那是一种稳定、有节奏的声音，但对听觉灵敏的人来说，那显然是紧急事态的信号——一条警犬飞奔而过，目标明确。
1978年12月初，康特拉科斯塔县居民感觉，他们或许终于不需再为EAR而困扰了，他们心中燃起了希望，但彼此心照不宣。那年10月，EAR现身康特拉科斯塔，不仅如此，他还以敏捷的身手和置人于惊恐之中的功力让人们相信，他是来大闹一场的——21天内作案三起。第三起案件发生后，人们夜间不再出门，室内保持灯火通明，他们彻夜不眠，困到意识模糊，但一想到滑雪面罩就强打精神眨眨眼。但几周过去了，没发生新案件，人们逐渐不再那么恐惧。11月18日，主持人播报的一条新闻彻底打乱了居民们的情绪，新闻中，900多名美国人在邪教教主吉姆·琼斯（JimJones）的要求下，喝下掺有氰化物的饮料，死在了位于圭亚那（Guyana）丛林的社区中，死者中有三分之一还未成年。在搬去圭亚那前，琼斯的人民圣殿教（thePeoplesTemple）总部位于旧金山。人民圣殿教还造成了北加州议员利奥·瑞安（LeoRyan）的死亡，这名议员飞往圭亚那调查可能存在的虐待行为，在回程的飞机跑道上遭到射杀。琼斯镇惨案（JonestownMassacre）或许没有引起全球恐慌，但至少在美国国内引发了高度恐慌，在湾区更是如此。
感恩节假期来了又去，平静如往日。11月30日夜，明月高悬，月光照亮每个角落，包括那些最荒凉的藏身之处。要知道，真正想躲藏的人都会有理想的藏身条件。但12月就这样来临了，EAR没再犯案。一时半会还没人不锁门，但人们脑内因恐惧而上紧的弦慢慢松了下来。
EAR曾在五个人家中偷过收音机闹钟，即便可以拿更贵重的物品，他也选了这种闹钟，这很可能不是出于巧合。时间对他而言非常重要——他要控制时间、操纵时间。他的直觉准得出奇，非常清楚被害人何时会放松警惕。对社区和被害人而言，他的神出鬼没显然成了一大战略优势。蒙住被害人的双眼，又在黑暗中捆住被害人的手脚，他让他们生出了大草原动物才有的野性。悄悄关上滑动玻璃门的机械音被无限放大，接着是渐行渐远的脚步声，被害人计算着他离开的距离，心中闪过一丝希望，但仍然耐心等待。时间划过紧张的神经，她凝神静听是否还有别人的呼吸声。即使看不见，她也能感受到受人监视的恐惧感和充满支配欲的压迫感，但15分钟后，这些感觉消失了。30分钟过去了，45分钟过去了，她一点点放松身体，尽量不被察觉，肩膀也放松了下来。就在这时——就在她要长舒一口气的当口——噩梦再度袭来。小刀擦上了她的肌肤，吃力的呼吸声再度传来，距离越来越近，直到她感觉到他近在咫尺。他才是一只动物，耐心地等待自己垂死的猎物不再挣扎。
这种让被害人以为自己已经离开的诡计既残忍又有效。遭到这种诡计陷害的被害人，都会在下一次以为EAR已经离开时，等待更长更久的时间。有些被害人受恐惧情绪的支配，会等上好几个小时，等到鸟儿晨起啁啾，等到微弱的晨光从蒙住眼睛的布边缘射入。如此一来，案发到接警之间的时间变得非常充裕，EAR可以选择距离自己更远的作案地点。
12月初，距离EAR上次在康特拉科斯塔县作案已经过了六个星期。此时的康特拉科斯塔县居民就像那个以为EAR彻底离开了的被害人，小心翼翼地将希望藏在心中。那时候，萨克拉门托和东湾还没人知道——一般大众和调查员都不知道——EAR在远离他们的这些时日，在40英里以南的圣何塞犯下了两起强奸案，一起在11月初，一起在12月2日。即便有人知道圣何塞发生了强奸案，EAR惯常的作案路线也可能让他们放松警惕。一直以来，他都遵循向南行进的路线，先在康科德，然后沿680号公路向南18英里到圣拉蒙，之后是圣何塞——完全属于另一个县的城市。
12月8日，周五，夜幕降临，住在迪亚夫洛山脚下以及康科德、沃尔纳特克里克、丹维尔、圣拉蒙等东湾外围城镇的居民都安心地睡下了。按理说，EAR应该继续南下，到圣克鲁斯（SantaCruz）或者蒙特雷（Monterey）作案，而他们已经成了他后视镜里渐渐远去的风景。他们熬过了最难的时候，午夜12：00到凌晨1：00，居民区重归黑暗，一片寂静中，只有冰箱的嗡鸣和偶有汽车疾驰而过的嗖嗖声。人们的生物钟又进入了休闲模式。
但并非所有地方都是如此。在丹维尔，那条废弃铁路的正东侧，一段六英尺长隐于大树下的木质围栏被压弯了。有人爬了上去。
围栏后是一座农场风格的房子，户外没有光照。于他而言，夜间是翻墙最理想的时段，夜幕引诱他在灯火通明的住宅区中搜寻罕有的暗点，他一袭深色衣服，用黑色的瞳孔寻觅阴影。
他穿过后院，来到屋外的露台。室内没有开灯，厨房的操作台上放着一个女士钱包。撬开滑动玻璃门只需要很小的压力，几乎不会发出声响。他走进厨房，房内某处传来了轻柔的收音机广播声。这所2100平方英尺的房子正待出售，里面几乎没有家具和个人生活的痕迹。过去两个月，待人亲切的房地产经纪人一直都很欢迎陌生人到这里参观。他是其中一个不起眼的参观者吗？即便他在这里说过话，也只会是轻声细语。其他买家表现出购买意愿不断提问时，他可能表现得像不满意这栋房子似的，摆出满不在乎的模样，专注于其他事物。可这种表现并没有评判的意思，他是在暗记房屋情况。
他走过紧闭的房门，直冲西北角的主卧。站在卧室门口，离床约有10英尺的距离，他看向床铺，一个女人正独自熟睡。女人趴在**，面朝枕头，意识仿佛坠入悬崖，把她牢牢固定在**。被他拽醒前，她还在了无牵挂的梦乡中，那时的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埃丝特·麦克唐纳[99]身材娇小，属于她那代人常说的“小瘦子”。她的家乡在寒冷的中西部，19岁那年，她结婚了，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10年，没能长久，也没留下孩子。转眼间，她30岁了，相较于沿海地区，美国中部的人们对年龄更敏感，认为这个年纪已经老了。《加州之梦》（CaliforniaDreaming）对她而言不只是一首歌曲，更代表了光明的未来。她和一位女性朋友搬到了旧金山，这里不再处于“爱之夏”的年代，但湾区依旧享有自由的美誉，在这里，你可以隐藏过去，开始新的生活。
她在这里找到了工作，成了一名鲜花批发商，同时在电动机维修公司上班。比她年长20岁的典当行老板倾心于她，不仅送首饰，还邀请她到丹维尔同住。房子距离卡拉韦拉斯断层（CalaverasFault）五英里远，那是圣安德烈亚斯（SanAndreas）断层的重要分支。六个月后，他们和平分手了。男方搬了出去，将房子投放到待售市场，并欢迎她在售出前继续住在那里。她与同事展开了一段新恋情，但与典当行老板也没彻底断绝。她的心仍然漂移不定、犹豫不决。
这就是那时的她——在冰冷的12月夜晚，熟睡于凌晨2：00的她。加利福尼亚是一个在历史上经历过蜕变的地方，她到这里开启了新的生活，遇到了世间常有的三角关系，她的人生将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那是多么深刻的创伤才能让她相信，自己正熟睡的温暖新家，下一刻就会变成阴暗墓穴？这些创伤能被时间磨平棱角，但永远不会消失，它会化身莫名的病症，永久弥漫于周身，或长期蛰伏，或掀起疼痛与恐惧的巨浪。
他用手攥住她的脖颈，一把钝头刀捅向她的喉头。北加州至少有十余名调查员能正确猜出他在黑暗中最先说出的词语。
“别动。”
“别出声。”
他回来了。不，准确地说，是第二次回来了。他的路线不再单一，随机作案，简直成了变幻莫测的黑暗势力、单兵作战的犯罪热潮。
清晨5：19，第一批接警的警官抵达了现场。现场出现了种种似曾相识的迹象，气氛愈发紧张——打结的白色鞋带、撕成条状的橘色毛巾、割断的电话线。整座房子冰冷彻骨。EAR关掉了恒温器和收音机，这显然是为了听得更清。无线电通话不断，电话声此起彼伏，伴着深蓝色的黎明，越来越多的人到达了现场。犯罪现场调查员拉里·克朗普顿把车停好，开始搜寻有用的线索，即便在清晨，他也因对现场的专注而保持了敏感的神经。他发现了前院的房产中介标志，隔壁就是一所空房，背后则是铁轨——所有煽动EAR犯罪的理想条件都齐了，甚至让他又走上了袭击单身被害人的老路。
几周后，克朗普顿就会晋升为警佐，加入紧急成立的EAR特别小组。他迈入案发现场，房门在身后渐渐阖上，这时的他还不知道，这起案件将成为他整个余生的工作核心。破案过程就像一场绞刑架猜词游戏，即便猜错了所有字母，即便简笔画小人就快被吊死在绞刑架上，克朗普顿也不想认输。他一直留着最后一次猜词机会，不让游戏结束，等着自己或是某个继承他志愿的人翻盘，最终填对单词。只有写对最后一个字母，这场黑暗中旷日持久又损兵折将的追逐战才算完结，我们才能得到这世上最简单却又让我们期待了太久的奖励——EAR的名字。
警犬皮塔先到达现场，它是三条警犬中的第一条。她很快就兴奋了起来，在空气中拼命嗅着气味。天知道追踪犬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天知道它们能不能发现周围这些神情严峻的人正追寻的希望之光。皮塔的职责非常明确——找到气味，追踪气味。一小队驯犬员和包括克朗普顿在内的警察看到皮塔从房子后侧的露台走了出去，自信满满地来到后院的西南角。它晃动围栏，想翻出去。训犬员带它走出了后院，来到围栏另一侧，也就是废弃铁轨的所在地。皮塔抬起鼻子。
警方又一次严密筛查了这名神秘作案人最新留下的痕迹。后院有一瓶施利茨麦芽酒，瓶口还残留着泡沫，那是他从冰箱里拿走后丢在后院的。围栏则有磨损，警方拍下了这些痕迹。铁轨上的小分队在寒冷中挤成一团，等待皮塔的下一步动向，希望都寄托在了狗鼻子和气味分子的碰撞上。
突然，皮塔动了。它逮到了气味——他的气味。它冲向前方，顺着铁轨的左侧一路向南奔去。用警方K9分队[100]的话来说，它“锁定了气味”。皮塔脚步稳健，但在不断加速，基因天赋毫无保留地驱使着它，它不仅得到了物理意义上的解放，精神上也得到了释放。克朗普顿和皮塔的驯犬员追在它身后。那是丹维尔一个周六的清晨，铁轨上突如其来的骚乱，连同危险与不安的气息，在这座小镇不期而至。这不寻常的混乱并不受人欢迎，却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反复上演。
皮塔跑了半英里，突然停住了脚步，那里是铁轨与一条居民区街道的交叉口。另两条警犬——贝齐和伊莱——也被带到了现场。皮塔的驯犬员朱迪·罗布（JudyRobb）在之后的报告中写道，时间的流逝、甚至风速的微妙变化都能对气味造成影响。但三名驯犬员在部分观点上达成了一致。三条警犬都沿着许多围栏嗅了气味，冲进过许多院落。根据它们的表现，可以断定嫌疑人曾在这片区域长时间徘徊。他从北侧的围栏翻入被害人的后院，又从西南角的围栏翻了出去，沿铁轨一路向南，走到交叉口后很可能上了车。
一名警佐将被害人带到了医院，检查结束后，又开车把她送回了家，但车子在她家门口停好后，她一动也不动。单纯的痛苦让她在座位上无法动弹，即便天色已亮，她也没有感到一丝安慰。她不想再走进那所房子，但情况很复杂。调查员也同情她的遭遇，但他们需要她。调查员语言温和地向她解释了和他们重返案发现场的重要性，她同意快速走一圈后就离开。之后，朋友来取回了她的行李。她再没踏进那所房子一步。
在明确作案人身份前，警方该在报告中用何种称呼一直是个问题。通常，他们都用“嫌疑人”，偶尔用“罪犯”，有时就简单地写作“此人”。不知道丹维尔一案的报告是谁写的，但不论是谁，他的用词都含义明确，对作案人的罪责直言不讳，字里行间的批判仿佛伸出了纸面的手指，直指作案人。读这份报告时，我深受其用词的影响。其对作案人的称呼成了我个人对EAR的简称，成了我凌晨3：00依然要反复回味的单词。为了这个词，我穿梭在堆积如山的“半条线索”间，研究他难以辨识的面部特征。我欣赏这份报告自始至终的直白坦率，欣赏笔者的那个用词：
责任人。
霍尔斯把车停在丹维尔一条居民区街道上，附近就是铁马步道，即直穿中央康特拉科斯塔的一条40英里长的小路，供人骑自行车、骑马或是步行。那是旧时南太平洋铁路的所在地，现已铺设为适合步行的道路。
“我们在这里下车，走过去。”他说。
我们沿路南下，走了约10英尺，霍尔斯引我看向一座后院。
“警犬一路追踪EAR的逃跑路线，来到了被害人院子的角落。”他说着，向前走去。一排龙舌兰护住了围栏背面，任何人无法靠近。
“他在这里翻过了围栏。”霍尔斯说道，手指向那些龙舌兰，盯着龙舌兰肥厚的剑状叶看了好一会儿。
“我打赌这家主人被案子吓坏了，他们种了棵仙人掌。”他说。
我们继续沿着35年前犯罪学家约翰·帕蒂（JohnPatty）走过的路线行进。35年前，警犬找出EAR的逃跑路线后，他为了找到证据彻查了这片区域。帕蒂在调查中有一些发现，他给找到的东西标了标签，密封在塑料袋中。那个袋子保存在涉案物品保管室的一个盒子里，与几百个外表一样的盒子一起，挤在钢质书架上。33年来，无人问津。2011年3月31日，霍尔斯打电话到涉案物品保管室，问他们知不知道20世纪70年代锁定过的EAR嫌疑人戴的滑雪帽，霍尔斯正在深挖此人的信息。霍尔斯到达涉案物品保管室时，室主任已经准备好了一个盒子，里面有那顶滑雪帽。之后，霍尔斯注意到一个带标签的密封袋，标签上写着“在铁轨找到”，其中的东西改变了霍尔斯的调查方向。
警方的许多工作都要求留下书面记录，证据收集也是如此。约翰·帕蒂的案发现场证据清单表是手写的，语言相当简洁——“1）有铅笔笔迹的三孔活页纸两张；2）画有铅笔画地图的三孔活页纸一张；3）一段41英寸长的紫色纱线。4）打有文字的纸片。”
这些东西是一起找到的？还是散落在各处？霍尔斯没找到任何照片或是现场的素描做引导，帕蒂只留下一些简单的标记说明他是在铁轨的哪个位置找到的这些证据。仅此而已。霍尔斯可以用触碰DNA技术和高清扫描分析这些纸，可以找多位专家理解、分析这张地图的方方面面，但无法让约翰·帕蒂——最关键也最权威的人——来给他讲述现场的情况。帕蒂于1991年死于癌症。这就是最困扰悬案调查员的情况——有些曾被认为无关紧要的信息会成为关键信息，但了解这一信息的人已经过世了。
起初，霍尔斯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份“家庭作业”。其中一页纸上，是学校让学生写的关于卡斯特将军（GeneralCuster）的小作文开头部分，写得很糟糕。第二张纸上的内容倒是更耐人寻味。“看到疯狂这个词，我就想到六年级。”纸的开头这样写道。这张纸的作者对六年级留下了很糟糕的印象，怒斥曾经羞辱他的老师，作为惩罚，这名老师曾强迫他反复抄句子。“我恨他，从没这么恨过一个人。”文中没有指出老师的姓名。
第三张纸上是一片居民区的手绘地图，图上有办公区、死巷、铁轨，还有湖。霍尔斯在地图背面发现了随机乱画的痕迹。
霍尔斯对这些证据感到迷惑，很快便着手调查，意料之外的灵感闪现让他无法停下寻找线索的脚步。他没有事先打招呼，就给有关专家打电话。一名房地产开发商敷衍的回复改变了霍尔斯对EAR身份的看法，他从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手头的线索。霍尔斯知道，他的想法与同事的都不同，但他决定别想那么多。他给自己留出一定空间，就好像自己才是那个观点“奇怪”的人。他的问题越来越多，关于证据中出现的描述童年经历的作文和显然在犯案前做过的设计，他问出了几种令人信服的看法。观点不断累积。调查这起案件，就像探索地下墓穴，拐错弯可能就会酿成大祸，各种可能性似乎都能把你带回地平线。每个人心中的指南针都有内在设计缺陷，都有偏见，也都需要信任。虽然霍尔斯追逐的靶心没有出现，但他渐渐有了一个更大的目标。
调查中极少有意想不到的发现，这种发现总让人激动异常。对警探而言，如果有线索可能指出EAR这种等级的罪犯的身份，那在破解出其深意的瞬间，脑内就会出现排队玩过山车经过旋转闸门时听到的咔哒声，仿佛电流窜过神经。曾经万无一失的多面手终于正式引起重视。执着的调查员永远记得这个受到鼓励的瞬间。霍尔斯造访过涉案物品保管室后，用最近一台复印机备份了找到的材料。一天，他正在实验室仔细查看手绘地图的复本，一个同事过来搭话。
“保罗？”
“嗯？”
“保罗。”
霍尔斯放低地图，抬了抬眉毛。同事示意他应该翻过地图看一看。霍尔斯照做了，他之前就发现了地图背面的涂鸦，但没有特别注意涂鸦的内容。现在，他明白同事的意思了。
地图背面有一些难以辨识的单词，可能有很多种含义。其中两个词是被草草记下的，另一个词被记下时则笔触有力。依稀可见梅拉尼（Melanie）这个名字，但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信息。其中一个词的笔触与其他乱涂乱写的信息给人感觉截然不同，霍尔斯花了一些时间才理解这个词的含义。这个词的写法也与众不同——字号很大，印刷体和手写体混杂，最后一个字母T多写了一遍，状似坚硬的三角。这几个字母的颜色也比其他单词更深，下笔人的愤怒跃然纸上。其他信息都是潦草地用常见的写法写下的，唯独这个单词不同，写得非常斜，几乎占据整个下半面。第一个字母P写得比其他字母都大，而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P的方向写反了。
整体给人一种下笔人精神错乱的印象。
“惩罚（PUNISHMENT）。”
这个单词吸引了霍尔斯的注意。
我们走在铁马步道上，突然在一根电线杆前停住了脚步。这是交叉路口北面的第二根电线杆，距离交叉口几百码远，也是警犬迷失EAR气味的地点，警方认为他在这里上了车。
“家庭作业就是在这一片找到的。”霍尔斯说。
他有足够理由相信，那几页纸是EAR的东西。虽然警犬并不绝对可靠，但三条警犬分别认定EAR沿铁轨向南逃跑的事实非常有说服力，更重要的是，这条路线以及气味消失地与案发地之间的距离，符合过去EAR停车地与案发地之间的距离。约翰·帕蒂是一名广受敬重的犯罪学家，曾积极参与调查EAR在康特拉科斯塔县的案件。帕蒂收集的证据，都很可能是他认为很重要的证据，但霍尔斯对“家庭作业”中的另外两样物品毫无头绪——那条神秘的紫色纱线和打了字却无法辨认字迹的纸片。但在性犯罪现场发现螺旋装订笔记本用纸其实并不奇怪，连续性侵犯和杀人犯经常在观察被害人时记笔记，有时甚至用自己发明的代码做笔记。EAR在萨克拉门托频繁作案的时候，不止一名目击者曾打电话表示，有手持螺旋装订笔记本的可疑人物出现。虽然EAR逃脱警方追捕的能力一流，但偶尔也丢东西，比如螺丝刀、带血的邦迪创可贴、圆珠笔，只是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他故意丢的还是不小心丢的。
此外，那句满是愤怒和自怜意味的“看到疯狂这个词，我就想到六年级”给出了另一条线索。像EAR这样的暴力犯，从连续性侵犯升级为杀人犯，不仅罕见，而且各不相同，因而对他们的背景和行为进行归纳总结是极不明智的做法。但他们确有共同之处。这些未来的噩梦制造机，成年前都爱做白日梦，他们的世界都是一分为二的，一面是令人失望的残酷现实，另一面则是用来缓解现实冲击的暴力幻想。外界的不尊重大部分都内化为了他们思想行为的一部分，不满情绪越积越多，他们的手指一次次抚过过去的伤痕。
之后，暴力幻想升级为心理预演。他们会熟记剧本，并精炼手法。故事中，他们是遭到虐待的英雄，不断有演员一脸惊恐、眼神痛苦地向上凝视他们。他们的道德观念以掠夺为核心，扭曲异常——只有用尽全力伤害被害人、让被害人显出无助的神情，他们的空虚感才会消失。被害人的那副表情，正是他们心中自己的模样，正是他们憎恶的模样。
大部分暴力幻想狂会止步于心理预演，那么是什么让小部分人跨过底线呢？也许是多重压力。压力点燃了情绪化的火柴，从此空想家走出白日梦，迈进陌生人的住所。
写下“看到疯狂这个词，我就想到六年级”这句话的人，展现出了暴力犯常有的过**绪反应。他写道，惩罚他的六年级老师在他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下笔人描述自己的经历时，用词夸张，满是自怜情绪；“忍受”“不公”“糟糕透顶”“讨厌至极”……
我们开始往回走。我想到，我所知道的丹维尔与许多北加州城镇拥有相似的发展轨迹。曾几何时，住在这里的都是美国原住民，之后他们露宿于迪亚夫洛山，向东北迁移。1854年，一名白人男子带着在淘金热中获得的收益兴奋地冲入此地，买下一万英亩土地。他的名字是丹（Dan）。这里的果业和小麦种植业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那时，丹维尔兴建起全新的居民住房，大批居民涌入，此地摇身一变，成为东湾最舒适、最富有的郊区之一。霍尔斯说，他查阅的航拍照片显示，在EAR逡巡于居民后院的时候，他瞄准的那一带居民区并没有房屋数量激增的现象。而被害人的房子建于60年代中期。丹维尔新奇有趣的历史十分有吸引力，到1980年，那里的人口翻了两番。
如今，人们谈到丹维尔，会批判它没特色、过于重视身份地位。在最近的一次排名中，丹维尔被评为全美在服装上人均消费最高的城镇。
“你觉得他是在这种地方长大的吗？”我问霍尔斯。
“中产阶级？对，我觉得他不像穷苦家庭出来的孩子。”他说。
我提起没有档案与EAR的DNA匹配的问题。我知道我的想法没什么依据，但我一直认为，没有档案匹配或许意味着EAR活在一副体面的躯壳中。我问起霍尔斯对DNA的看法。
“我挺意外的，”他说，“我们的DNA技术已经在国家层面开展十多年了，但还没找到这个人。”
“连同个家族的DNA都没有，你对这个感到意外吗？这是不是说明他来自一个比较保守的家族？”我把观点直接说成了问题。
“我觉得有可能，至少他不是总在犯罪。”他回答得很谨慎。
我跟霍尔斯待在一起几个小时了，他很好相处，平易近人。老实说，因为他太好相处、脾气太好，我花了比平时更长的时间才摸清他话中的含义。如果他不很赞同某个观点，他会语气平和地告诉我，但如果他对某个问题感到反感，他的回答会更拐弯抹角，要么不真的回答我的问题，要么提出相关的值得在意的观点。
谈到EAR的社会经济地位，我感觉霍尔斯就有意岔开话题。我提醒自己，霍尔斯是犯罪学家，是用磅秤和卡尺工作的专家。虽然他不会过分追究细节，但看到粗糙的推论，他会从中分辨出无可争议的事实。我提到EAR小腿粗壮时，他就纠正了我，表示目击者说的其实是大腿粗壮。晚些时候，他又通过一张颇为壮观的电子表，向我展示从被害人的陈述中总结EAR的躯体特征是多么鲁莽。到处都是不同版本的眼睛颜色和头发颜色，昏暗的光线和被害人遭受的心理打击影响了他们的认知，霍尔斯指出，只有身材没变过——EAR身高约5英尺9英寸，6英尺的嫌疑人都太高。但霍尔斯还说，他们还要继续调查。
“你总想谨慎行事，不冒一点风险。”
科学家一向如此。
未来，我会等到明智审慎又科学准确的结果，但在我们准备离开丹维尔的时候，我还在反复提出自己的观点。我又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一连串指明EAR可能披着正常人外衣的线索。大多数谋杀案的被害人都是居于上层阶级社区的脑力劳动专业人才，他很可能在暗示我们他也属于这类人群，很可能从事某样固定工作，他有手段，也有谋略。
“我们知道他有车。”我说。
霍尔斯点头，阴影遮住了他的脸。他似乎在思索着什么，似乎脑内在争论要不要共享某个想法。
“我们确实知道他有车，”他说道，又以极慢的语速吐出一句，“我认为，他可能不只有车。”
一瞬间，我想象不出还能有什么。
霍尔斯告诉我：“我认为，他可能有飞机。”
我一时语塞，脑子里只闪过一个词。
“真的？！”
他露出一抹神秘的微笑。看来我误解他了，他不是在否定我语带推测的提问，而是在思考何时加入自己的观点。
“我会边吃午饭边好好解释的。”他保证。
但首先，我们要前往位于康特拉科斯塔县的最后一站：沃尔纳特克里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