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拉里·普尔）一直都是这样过来的。他告诉过我，最开始接触这起案件时，查到某些嫌疑人他是如何兴奋，之后我问他，时隔15年的现在，他会作何反应。他演了起来，假装自己拿到一份报告，仔细看了一遍，默不作声，表情严肃。
吉姆·沃尔瑟[104]与EAR案纠葛了30年之久，这段经历的起点在丹维尔，在1979年2月2日的那个清晨——康特拉科斯塔县警官卡尔·法布里[105]用手电筒把他晃醒的早上。沃尔瑟说，他结束了在西太平洋铁路上司闸员的工作后，就把自己漆成了灰色的1968款庞蒂克勒曼兹（PontiacLemans）停在了680号州际公路旁睡了一会儿。法布里不相信他的话。沃尔瑟的车停在卡米诺塔萨迦尔雅（CaminoTassajara），距离高速公路至少1.5英里远。为什么把车停在那么远的地方小睡？法布里在沃尔瑟的双眼中搜寻惺忪的痕迹。法布里很生气，前一天晚上，他没能追上一个四处徘徊的可疑人物，因此正在附近巡查。五个月前，萨克拉门托最臭名昭著的幽灵EAR向西南行进了70英里，来到了他们的区域。四起案件。最近一起发生在12月，被害人是一名32岁已离异的女性，住在铁马步道附近拐角处的房子里，距离沃尔瑟停车的地点仅一英里多一点。
“你喜欢让人**？”EAR曾轻声对被害人说，“不然为什么每次看到你的时候你都让我**？”
法布里警官要求沃尔瑟原地不动，接受检查。沃尔瑟曾因多次违反交通法被下过搜捕令，记录显示，两年前，他还在突击搜查中被发现吸食劣质大麻——地点是萨克拉门托。他21岁，身高5英尺10英寸，体重150磅。不追究细节的话，此人大致符合EAR的特征。法布里和搭档逮捕了沃尔瑟。一开始，沃尔瑟只是略有反抗，但法布里的搭档掏出宝丽莱相机拍嫌疑犯面部照片时，情况突然有变。沃尔瑟变得很愤怒，法布里不得不靠体力制服住他。这很奇怪，这孩子的犯罪记录都是小罪，为什么对拍照如此抗拒？他们不得不强抓起他的头才拍下照片。
在去往监狱的途中，沃尔瑟对逮捕他的警官说了些奇怪的话，几乎是在自言自语。
“没人抓到过真正的罪犯，”沃尔瑟告诉他们，“真的罪犯总能逃跑。”
从一开始就出现了许多该死的巧合。当警方问到沃尔瑟的住址，他写下的是东萨克拉门托卡迈克尔的萨特大街。一名警官忆起，EAR在圣拉蒙犯案前后，他曾在那附近见过一辆车，貌似有沃尔瑟那辆车独特的外形。沃尔瑟遭到逮捕后不久，便丢弃了那辆车，买了一辆新的。他不再回答EAR特别小组调查员提出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他母亲请来的律师。沃尔瑟的母亲是一个专横霸道的女人，管已经成年的儿子叫“我的小吉米”，还曾差点与沃尔瑟的缓刑监督官大打出手。律师告诉调查员，他的客户不会咬纱布来提供唾液样本，因为这样做可能让人们以为他有罪。特别小组继续纠缠沃尔瑟，沃尔瑟则继续反抗。沃尔瑟自愿提供的信息有：他是A型血，鞋码是9号——这点和EAR一样。8月，特别小组把沃尔瑟从他女友的公寓叫了出来，对他说，特别小组知道他女友在里面吸大麻，要么沃尔瑟咬纱布提供唾液样本，要么特别小组逮捕他女友。最终，沃尔瑟选了咬纱布。
唾液检测结果排除了沃尔瑟的嫌疑。他是分泌型体质，EAR是非分泌型。特别小组不再把他当嫌疑人看待，而把目标转向了下一个混蛋。
三十多年后，保罗·霍尔斯对这次检测结果提出了质疑。作为取证实验室的一员老将，他知道当时的分泌腺分类测试方法并不科学。20世纪80年代，质量控制专家发现这种方法存在严重的误差。在那之前的几年，科学家还发现有一小部分人属于异常的分泌型体质，这些人有部分体液分泌血液性物质，部分体液则不分泌。霍尔斯认为，通过分泌腺分类来排除嫌疑并不可靠。
霍尔斯还有30年之久的侦探经验，现在的他们更了解EAR。霍尔斯可以在电脑上打开谷歌地球，按时间顺序快速浏览所有案发地点和可疑的场景，谷歌地球的界面上到处标记着黄色图钉、迷你蓝车、代表足迹和目击者的小人。他可以调整界面变化的速度和视角，可以坐在办公桌前用双眼跟踪在谷歌地球中标记的行凶轨迹。凶手“之”字形的作案轨迹看似随机，但对那个人自己而言，定有深意。
霍尔斯后悔没在20年前第一次被调查部门吸引时就调过去，但这是必然的事。那时他有两个孩子，自己也正在法庭科学领域处于上升阶段。你能看出他为什么受到重用：金发碧眼，体格健壮，面容帅气亲切，从不畏缩犹疑。他父母来自明尼苏达州，所以他发o音时也有点拖长。我曾跟他提起鲁伯特·默多克[106]，他耸耸肩，表示没听过这个名字。“我们属于不同的领域。”霍尔斯说。看霍尔斯的样子，你永远不会想到，他父母曾经把《与性有关的凶杀案：模式与动机》（SexualHomecide：PatternsandMotives）送给他，因为他们想到自己的儿子就会想到这本书。
过去，DNA测试需要许多单调的手工作业。比如在一起性侵案中，你可以从塑料管中用拭子提取一些物质，将**分离出来，通过斑点杂交技术定位DNA标记物，这需要用到许多白色试纸和浅盘，经过多种特殊洗涤。随着技术的发展，机械手和各种器械逐步取代了人工，因而霍尔斯有了更多调查悬案的时间。霍尔斯认为，沃尔瑟可能就是那个人。
2011年春天的那个下午，霍尔斯第一次在涉案物品保管室发现“家庭作业”前，就一直在找一个滑雪面罩——沃尔瑟的滑雪面罩。霍尔斯知道，沃尔瑟被当作是头号嫌疑人的时候，特别小组调查员采访过他的朋友，此人曾于1977年在萨克拉门托与沃尔瑟一起因贩卖大麻被捕。这名朋友把沃尔瑟的一些私人物品交给了警方，其中包括一个黑色的滑雪面罩。那时沃尔瑟的DNA档案没有录入系统，霍尔斯在想能不能通过面罩上的毛发或皮肤细胞来建立档案。
遗憾的是，沃尔瑟已经不见了踪迹。这个男人彻底从地球表面蒸发了。2003年，他被指控有轻度家庭暴力，但他没有在法庭出席，法官于是对他发出了逮捕令。他的驾照在2004年6月失效，之后再无音讯。没有交易记录，没有工作记录，也没有社会福利记录。霍尔斯尝试尽最大可能还原出沃尔瑟混乱的生活。他请求调取并成功收到了沃尔瑟在学校的记录，发现他六年级的老师是名男性，这在当时比较少见。霍尔斯给这位老师拨了电话，老师说他不记得沃尔瑟了，但抄句子像是他当时惩罚学生的措施。
这位老师提到，大约十年前，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曾打电话给他，唱了一曲《自由不是白来的》（FreedomIsntFree），这是他曾经让不听话的孩子在班上唱的歌。“记住它。”来电者说完，挂了电话。这通电话惹怒了老师，他换了号码并且没有把它录入电话簿。他对霍尔斯说，很抱歉不能提供什么帮助。
霍尔斯查了查保罗·科尔韦尔（PaulColwell）这首《自由不是白来的》的歌词。
“有个将军叫乔治，”第四行写道，“在福吉谷管着一群小子。”
罗恩·格里尔[107]曾被认定是那个人。他住在一栋破旧的公寓里，一天抽三包烟。警方在监视中知道了他喜欢的香烟品牌，于是十分随意地把烟递给了他，但他一支也不抽。他缩成一团，十分警觉。萨克拉门托县警局的警探肯·克拉克和他的搭档为了让格里尔放松下来，耗尽了心思。不亲眼看到直接取得的DNA沉淀物，他们是不会离开的，但格里尔甚至连抿一口瓶装水都不愿意。肯认为格里尔明白他们要做什么，好的，他很紧张，而且了解法医学的套路，看样子他就是那个人。
警方是在一份30年前的补充报告中发现格里尔的。许多调查员都认为，EAR的名字就藏在卷宗中的某处，比如在某个公交站或是可疑环境的报告中提到过。或许EAR当时的说辞无懈可击，或许他因为一个非常糟糕但可以接受的不在场证明被警方排除了。肯和搭档开始系统地回顾过去的报告，格里尔的名字很早就浮上了水面。
1977年4月15日凌晨4：27，格里尔驾驶一辆双开门黄色达特桑在森赖斯大道向南行驶时被拦了下来，就在几分钟前，几个街区之外有人通报了一起EAR强奸案。格里尔告诉警方，他在去上班的路上，他要去大米加工厂做门卫。警方发现他极度冷静，非常配合。他们打开了后备箱，对格里尔愈发感兴趣。他同意警方对他做住所调查。他告诉警方，他母亲最近过世了，他正跟亲姐妹一起住，准确地说，是住在他姐妹的“家”里，那个所谓的“家”是一辆垃圾装运车，藏在费尔奥克斯陡峭山坡上的灌木丛中。这辆车的长度最多不超过8英尺，高度也够人站起来。在更早的一起EAR强奸案发生时，格里尔似乎在工作，有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尽管如此，接触过格里尔的调查员始终没有忘了他，他们无法忘却在格里尔的达特桑里找到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三十年后，肯和搭档还要费力追寻他。此时的格里尔身患重疾，态度仍然是“不喝水、不抽烟、谢谢。”最后，他耗尽了两人的耐心和计策，他们直接说服他舔了信封。以防万一，他们还在格里尔不注意的时候用拭子擦拭了他所有的车把手。
1977年那个春天的晚上，在EAR作案地附近，格里尔因为体型大致与EAR一致而在路边遭到盘问。格里尔是白人男性，那年25岁，身高5英尺9英寸，体重150磅。巡警用手电筒往格里尔驾驶的达特桑里扫的时候，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前座上的塑料瓶护手霜。副驾驶的仪表盘上，有一个白色口罩，像是画画或手术时用的那种。警方猛然打开后备箱，看到的是一个打开的玻璃纸包裹，里面装着绳子。那里还有一双网球鞋。
还有两个拉着拉链的大包。包里是一把手枪和一把猎刀。
肯和搭档把从格里尔那儿收集到的DNA送到了取证实验室，只需等待。结果回来了。
不可思议。格里尔不是那个人。
我说过，对某个嫌疑人的沉迷非常像恋爱初期为爱冲昏头脑的感觉，焦点都局限在了单一个体上。你一直在脑内剪辑一部掷地有声的默片——一部传记电影，整个世界和其实际的模样都成了苍白无力的配乐。有关你追随的对象，你永远不认为自己了解足够的信息，你只想要更多，永远要更多。你会留意他穿鞋的品味，甚至在谷歌地图的帮助下驱车经过他的住所。你的判断会有失偏颇，只捕捉自己想看的画面。假如一个白人男性在Facebook上发了照片，照片上的他在微笑着切一块插满蜡烛的蛋糕，你看到的不会是他在庆祝生日，而是他手里握着一把刀。
我发现的第一个同类，是一脸倦意的拉里·普尔，他向我承认，他刚开始查案的那几年，要是发现了嫌疑人，他会感觉很激动，但现在不会了。1997年，他作为奥兰治县悬案警探，第一次接手初代夜行跟踪狂的案件，也就是EAR的案件。他面色憔悴，说自己那会儿还是新手，仿佛他现在是一个久经沙场的恋爱老将。
普尔回想起2001年的夏天，那是早先让他感到激动的时刻之一，他接到一通电话，让他去副警长办公室作报告。这种电话必然意味着有好消息。他走进办公室，一群人转头朝他微笑，其中有他的巡长、警督、一些行政人员，还有最能说明问题的，玛丽·洪——那名奥兰治县的犯罪学家，她建立了EAR的DNA档案。洪在另一座大楼里上班。
普尔还没关门，就在空中攥起了拳头。“太好了！”他说。那时候，他已经连续不断甚至有些走火入魔地调查了三年。
副警长告诉普尔，有指纹匹配上了。警方在EAR位于丹维尔的作案地之一，发现了灯上的指纹，并认定那就是EAR的指纹。那起案件的被害人曾听到EAR开灯，而灯的包装是案发前不久才拆的，不会有其他人摸过。一名康特拉科斯塔的退休调查员取出了指纹陈旧的复本，在最近送到了奥兰治县。
“太好了。”普尔说。
副警长说，这名嫌疑人五年前自然死亡。他把嫌疑人的档案从桌面滑给了普尔。普尔比在座的任何人都更了解EAR，他打开档案，所有人都满怀期待地看向他。普尔却遭到了失望的重击。
“哦，我不喜欢他的年龄。”普尔说。这名嫌疑人生于1934年。普尔翻阅着那份报告，他也不喜欢嫌疑人的犯罪记录——非法持械、非法交易、抢劫银行，受证人保护计划保护。普尔觉得EAR不是这种人。
他能感到房间内气氛的转变。
“我觉得他不像这个嫌疑人，”普尔承认道，“但谁知道呢，也许我们就是因为这样才抓不到人。他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样子。”
“找出这个人埋在哪。”副警长说。
“是，领导。”普尔说。
普尔发现，这名已逝嫌疑人是被害人男友的一个朋友。这两个男人曾在案发前的几周吵过架，那段时间，被害人和男友的音响设备还被偷了。普尔分析，音响是嫌疑人偷的，很可能是为了报复被害人的男友。他很可能在房子里偷音响设备的时候，摸了那盏灯。他不是凶手，只是一个有偷窃习惯的坏朋友。
但普尔的领导想要确凿的证据。
“我们要把他挖出来，测测DNA。”副警长说。
普尔乘飞机来到巴尔的摩掘尸。这是奥兰治县警局第一次挖掘嫌疑人的尸体——对，挖过被害人的，但从没挖过嫌疑人的。巴尔的摩凶杀科协助了这次掘尸行动。他们打开墓穴时，普尔听到“嘘”的一声，就像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百事可乐罐。尸体的状况非常完好，只是覆了一层霉菌。但味道感人。
“想想那种最刺鼻的腐臭味，再乘以十。”普尔说。
怪不得巴尔的摩凶杀科的警探在到达埋有尸骨的小山顶时，都要点上一支烟。
普尔把嫌疑人的牙齿和头发装进了随身行李箱。他们把嫌疑人的股骨和部分肉块与干冰放在一个盒子里，在机场进行了托运。回到奥兰治县，普尔到行李传送带取盒子的时候，发现盒子漏了。
DNA证实了普尔的质疑。指纹指向的死者不是那个人。
道格·菲德勒[108]曾被认定是那个人。
某天夜里12：01，我的收件箱出现一封来自“无名氏”的电子邮件。
无名氏从没解释过他为什么喜欢匿名，他的关注点都在另一件事上：他曾在播客上听我聊过这起案件，想与我分享一个他认为有用的提示。他在邮件中写道：“Worldcat.org是一个珍贵的搜索工具，可以查到哪间图书馆藏有特殊的书籍或影像资料。比如你搜索克朗普顿警探的《突然恐慌》，就会出现俄勒冈州塞勒姆、爱达荷州波斯特瀑布、爱达荷州海登湖、内布拉斯加州悉尼、加利福尼亚州洛斯加托斯等地点。也许EARONS为了避免网上购物，在图书馆借过这本书？”
这个想法很有意思。《突然恐慌》是作者自行出版的，如果没有借书人特别要求借这本书，恐怕没有哪个图书馆会引进。我大概确定自己认识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借书人，他们都是退休警探，所以我把重点放在了爱达荷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我知道保护老主顾的隐私对图书馆十分重要，所以他们不会对我公开借书人的姓名。我盯着电脑，一个空旷的搜索栏等待我找到使用方法。我决定输入相关邮政编码，以及我认为EAR在这些年可能被算入的一个群体的名单：记录在案的性侵犯。
过了大概一个小时，我还在用鼠标划过一张张误入歧途、腐化堕落的脸，似乎单纯在浪费时间。然后，我看到了他。我像被闪电击中一样，那是我调查这起案件以来头一次有这种感觉：是你。
我仔细查看他的资料。男人名叫道格·菲德勒，生于1955年，身高体重都符合。他出身于加利福尼亚州，1980年代晚期曾在那里犯下数起性侵案，包括暴力强奸和胁迫强奸，还曾对14岁以下儿童有过猥亵行为。
从宗谱网站上，我了解到他母亲来自萨克拉门托县的一个大家庭。每找到一样新信息，我的脉搏就加快一点。20世纪80年代早期——或者更早的时候——他母亲住在斯托克顿北区，离EAR的作案地很近。道格的前妻在奥兰治县各处都住过，包括丹纳岬的一处住所，距离基思·哈林顿和帕特尔瑞斯·哈林顿遭到谋杀的房子仅1.7英里。
道格手臂上有一块动物纹身，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公牛。而在家中见过EAR的年轻女子曾在催眠中忆起，EAR前臂上有一块看起来像施利茨麦芽酒瓶上公牛标志的纹身。
我在谷歌新闻中搜索他的名字，看到结果时，几乎要从椅子上跳起来了。1969年8月《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报道，记载了一名19岁的少年被同父异母的弟弟用煎锅击打头部并被其刺死的新闻，凶手在家庭纷争中向亲生母亲寻求了帮助。弟弟名叫道格·菲德勒。
重击、刀械。EAR在犯案时做过很多奇怪的事，但依我来看，最奇怪的是他偶尔会呜咽和哭泣，啜泣中时而还混有哀伤的呼救：“妈咪！妈咪！”
现在，道格与他年迈的母亲住在爱达荷州一座小镇上。谷歌街景显示，那是一所白色的房子，掩藏在蔓生的绿植下，并不显眼。
虽然我没有表述得很明确，但在给普尔的电子邮件中写到道格·菲德勒时，我感觉自己很可能是在给他提供凶手的名字。
“干得不错，”普尔在回信中写道，“履历和体型都符合，我刚才通过电话和其他数据确认了一下，他已经因为DNA被排除了（CODIS的数据）。”
有那么几小时，我都感觉自己像在街上横冲直撞，没有任何阻碍，一路绿灯。就在刚才，这种前进方式戛然而止。我发现，这种穿越时空的智慧存在误导性。我们带着更丰富的信息和最前沿的方法回到过去，但这些魔法般的新资源也有危害。数据的盛宴背后是更多需要调查和关联的场景。你会不自觉地用大量碎片去拼凑对手的模样，这可以理解，我们在搜寻一个图案，我们所有人都在。我们瞥到那个图案大致的轮廓，就会一门心思扑上去，有时我们可以脱身、可以继续我们的生活，但我们仍然困在那个模糊的轮廓里。
“接着提供这种嫌疑人给我！”普尔写道。
他让我感到沮丧，尽管方式很温柔。他一直都是这样过来的。他告诉过我，最开始接触这起案件时，查到某些嫌疑人他是如何兴奋，之后我问他，时隔15年的现在，他会做何反应。他演了起来，假装自己拿到一份报告，仔细看了一遍，默不作声，表情严肃。
“好吧。”他简略地说了一句，就把报告扔到文件堆里去了。
他还给我表演了另外一个瞬间，那是他踏入领导办公室门口，看到一群人为了他在那里集合的瞬间。你可以穷尽在执法机关的整个职业生涯来想象这样一个高光时刻，却永远无法真正体验。我知道有趣的想法突然闪现时，他回我邮件的速度到底有多快。
我见过他模仿自己攥紧拳头说出那句“太好了！”我知道，他在默默期盼那个时刻再度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