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福尔瑟姆（Folsom）左转上了帕赛欧路（Paseo Drive），来到兰乔科尔多瓦住宅区的核心地带。这地方对东区强奸犯而言，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他在这里犯下了第一桩案件，并多次回到这里犯案。
20世纪70年代，不住在这里的孩子都管这叫兰乔柬埔寨（Rancho Cambodia）。美国河（the American River）在萨克拉门托县东部将之一分为二，位于河南岸的兰乔科尔多瓦因此与更富饶也更富有的北岸相隔。兰乔科尔多瓦最初是一块5000英亩的农田，由墨西哥政府赠予。1848年，詹姆斯·威尔逊·马歇尔（James Wilson Marshall）在上游35英里的水车排水处瞥见了闪闪发光的金属碎片，便声称“我找到了”，从此淘金船来到这里，将大量河岩弃置。这里曾有一段时间是葡萄庄园。1918年，马瑟空军基地（Mather Air Force Base）选址兰乔科尔多瓦，但真正改变这里的是冷战。1953年，火箭和导弹推进装置制造商航空喷气公司（Aerojet）将总部开到了这里，紧接着其员工的住宅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原先这里泥泞难行的两条路，仙粉黛路（Zinfandel Drive）和威士莲路（Riesling Way），也突然铺平，路两旁是整齐朴素的单层住宅房。这里的每家人都能和军事或航空喷气公司扯上点关系。
这地方还隐约潜藏着另一个特征。一位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拉格洛里亚路（La Gloria Way）长大的男性还记得，在科尔多瓦梅多斯（Cordova Meadows）小学附近卖冰淇淋的男人有一天突然消失了。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留着长发、大胡子、戴着飞行员眼镜的人，一面给小孩子们卖着冰棍雪糕，一面向另一群客户销售麦角酰二乙胺[32]和可卡因，遭到了警方逮捕。20世纪70年代在萨克拉门托长大的人们往往都有这种回忆，既精彩又吓人，这是一座表面朴实背后却泛着阴气的城市。
一位女性则回忆起了在盛夏锳过美国河的经历，她曾在沿河跑步时，在茂密的灌木丛中偶遇了流浪汉的宿营地。传闻这条河的一部分受到了诅咒。一群十几岁的女孩在兰德帕克玩耍时，遇到几个赤膊上阵给车打蜡的男孩。他们一起去了那个年代盛行的奥克兰“绿色之日”音乐节[33]，看了老鹰乐队[34]、彼得·弗兰普顿[35]、杰思罗·塔尔乐队[36]一辈人的演出，又一路开到了萨特维勒路（Sutterville Road）码头，喝起了啤酒。那是1978年4月14日的夜晚，他们在码头畅饮的时候，一队警车闪着警报器从他们下方的那条路上疾驰而过。这是一队长到望不到边的警车。那些女孩中的一员如今已52岁，她回忆道：“那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如此震撼的场面。”那一天，东区强奸犯——也就是日后被我称作金州杀人魔的EAR[37]——又犯案了。
我从福尔瑟姆（Folsom）左转上了帕赛欧路（Paseo Drive），来到兰乔科尔多瓦住宅区的核心地带。这地方对东区强奸犯而言，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他在这里犯下了第一桩案件，并多次回到这里犯案。到1976年11月为止的半年内，东区强奸犯在萨克拉门托县犯下了9起案件，其中四起发生在兰乔科尔多瓦。1979年3月，东区强奸犯已经停止作案一年了，就在人们都认为他或许不会再作恶时，他最后一次在兰乔科尔多瓦犯下了一起案件。他曾住在这里吗？部分调查员同意这种说法，那些从一开始就跟进案件的调查员更是如此认为。
我将车缓缓停靠在他首次犯案的地点，那是一幢L形的单层住宅，约1000平方英尺，院子中央有一个修剪得利落干脆的树桩。1976年6月18日凌晨5点，关于他的第一通报警电话就是从这里拨出的，拨号人是一名23岁的女性，名叫希拉。她躺在地上，用尽全力对着听筒说话，她的双手被紧紧地绑在身后，已经没了知觉。起初电话放在希拉父亲的床头柜上，她朝着电话的方向后退，把它撞到了地上，用手指摸索出了0的位置。她报警是为了通报一桩入室强奸案。
希拉希望警方能理解歹徒戴的面罩有多奇怪。那是一块粗糙的白色编织物，在眼睛的位置打了孔，下方中央留有一条缝，戴在歹徒脸上显得尤为紧绷。希拉睁开眼看到他在卧室门口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在做梦。谁会在6月的萨克拉门托带着滑雪面罩？她眨眨眼，又定了定神。那人约有5英尺9英寸[38]高，比较健壮，身穿藏青色短袖T恤，戴着灰色的帆布手套。而此人的另一特征着实反常，很可能在希拉潜意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带着深色体毛的苍白大腿。这些细节拼凑出了一副强奸犯的嘴脸。他没穿裤子，阴茎**，胸脯上下浮动，喘息声将人带回现实。
他跳上希拉的床，用一把4英寸的小刀抵住了她右侧的太阳穴。她把被子拉过头顶，尽力避开他。他一把拽下被子，低声说道：“你要是再动，或者出声，我就把小刀刺进去。”
他用带来的绳子将希拉的手腕绑在背后，用在希拉壁橱里找到的红白相间的织物带又绑了一层，然后用她一件白色的尼龙衬裙塞住了她的嘴。他想做什么已经显而易见。强奸之前，他先在下体涂了婴儿润肤乳。他将房内洗劫一空。在他打开卧室边几的抽屉时，希拉甚至能听到抽屉上的小拉环在哗啦作响。他说话时会咬紧牙关，从喉咙发出低沉的耳语。希拉右侧眉毛附近有一道1英寸长的伤口流出了鲜血，那是他为了让她噤声而用小刀抵住的地方。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认为这个**下体的强奸犯，不过是个十几岁、头脑简单的毛头小子，喜欢偷窥，干过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开始想着要做些“大事”。警察也这样认为。这个无知的强奸犯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很快就会遭到逮捕。他的贼眉鼠眼无疑会突显他状态的异常，在附近引发关注。他母亲会变得焦虑不安，而警察很快就能在他家里逮到他。但事实是，警察没有逮到这名强奸犯。
我在这名聪明的强奸犯身上发现了一些矛盾之处。前美国联邦调查局侧写员罗伊·黑兹尔伍德专门研究性侵犯，他在与斯蒂芬·G.米肖合作的《人作之恶》[39]（The Evil That Men Do）一书中谈到，“绝大多数人都会把高智商和复杂的盗窃案联系在一起，但性侵突破了人们的道德底线，因其太过邪恶，极少和高智商联系到一起。人们拒绝相信这类罪犯会拥有高智商，就连一些警官也是如此。”
仔细研究希拉案中强奸犯的作案手法，就会发现他的犯案过程是经过严密思考的。他很谨慎，从不摘手套。在遭遇性侵的前几周，希拉曾接到几次接起来就挂断了的电话，好像有人在监视她的行踪。4月时，她曾感觉遭人尾随。她曾多次见过一辆深色的中型美国产汽车，虽然她确信那就是同一辆车，但奇怪的是她从没能认出车主是谁。
案发当晚，后院有一个水盆被挪到了电话线下方，明显是用来垫脚的。但电话线没被完全剪短，这是笨拙的新人才会做的举动，就像木工学徒才会打弯的钉子。
四个月后，理查德·谢尔比站在锡特勒斯海茨市（Citrus Heights）沙多布鲁克路（Shadowbrook）的路缘上。
根据萨克拉门托县警局的规定，谢尔比本不该处理任何一桩案件，也不该穿上警服。谢尔比自己也知道，1966年要想在萨克拉门托县警局工作，必须先拿到全部十个学分，但他已经通过了笔试和体能考试，自认为可以试试运气。幸运女神确实曾待他不薄，就连他左手无名指断了一大截这件事，对他而言都是幸运的。一击猎枪误射，本可能把他炸成两截。医生说他差点失去整只左手。
面试官一看到谢尔比的手指，就结束了面试。谢尔比直接遭到拒绝，他终究还是进不了萨克拉门托县警局。他感到非常难过。从记事起，谢尔比就从家人的口中，知道他有一个在俄克拉何马州当警长的叔叔，家里人都很敬重他。或许就因为这个，谢尔比想在一个人口少一些的县工作，比如约洛县或是普莱瑟县。中央谷地（Central Valley）的大片空地满是他年轻时的回忆。每年夏天，他都会到默塞德县的牧场和庄园工作、在运河里裸泳、在内华达山脉较低的丘陵地带捕猎兔子和鹌鹑。一周后，他收到了萨克拉门托县警局的拒绝信。第二天，他又收到一封信，这一封却告诉了他报到的时间和地点。
谢尔比打电话询问其中缘由。当时越南战争越打越响，1965年2月时的月征兵量还是3000，到10月这个数字就涨到了33000。抗议声充斥全国，愈发刺耳。警局能招到的年轻男性越来越少。萨克拉门托县警局认为，谢尔比的情况非常少见。十年前，在过完17岁生日后的第13天，他便加入了空军并完整服役。大学期间，他学的是刑事司法并获得学位。已婚。虽然少了一截手指，但可能比警局秘书打字还快。警局改变了有关手指长度的规定。谢尔比于1966年8月1日在此报到上班，一待就是27年。
那时的萨克拉门托县警局远不如现今这样井井有条。每个人都抢着要拥有那辆仪表板上有鹅颈灯和写字夹板的警车，枪械库里还有20世纪20年代就有的汤普森冲锋枪。警报器安在警车的正上方，当年开车的那些警察如今都戴上了助听器。那时还没有为性犯罪等特殊犯罪专设部门，如果你曾接到电话前往强奸案现场，那你就算有接手经验的专家。这就是为什么谢尔比在1976年10月5日上午，站在沙多布鲁克路的路缘上。
一条追踪气味的警犬带他来到了这里。气味始于一间儿童卧室的窗户，一路跨越栅栏穿过草丛，止于此处的路缘。谢尔比敲了敲最近一栋房子的门，回头看向草丛另一侧被害人的房子，约有200英尺的距离。他努力保持镇定。
一个半小时之前，早晨6：30多一点的时候，简·卡森在**抱着她三岁大的儿子，她听到灯的开关打开又关上，然后有人沿着走廊跑了过来。她丈夫刚刚出门上班。“杰克，是你吗？忘拿东西了？”
一个戴着褐绿色滑雪面罩的男人出现在门口。
他说：“闭嘴，我想要钱，不会伤害你。”
谢尔比认为，这个男人来的时机之精准实在耐人寻味。简的丈夫刚走一会儿，这个男人就从她儿子的卧室窗口溜进来了。两周前，简一家刚遭遇了一场令人匪夷所思的抢劫，那个盗贼带走了十几枚戒指，却留下了一些从邻居家偷来的珠宝。当时那个贼也是从儿子卧室的窗口进出的。谢尔比认为，两起案件为同一人所为，此人做事耐心、有条不紊。
简遭遇的强奸案被归为东区强奸犯下的第五桩案件，但这是谢尔比和卡罗尔·戴利经手的第一桩。日后，这两位警探便与这系列案件难解难分了。作为一名在性犯罪方面有经验的女警探，戴利自然很适合询问被害人。她的人际交往能力将让她最终一路蹿升至副警长的位置。但谢尔比却擅长惹恼别人，与其说是因为他自大，不如说是因为他太直言不讳。他说：“我始终都做不到圆滑老练。”
那年10月，除了简·卡森一案，还接连发生了三起同类案件。起初，谢尔比的许多同事都认为罪魁祸首是一名警方未能逮捕的惯犯，代号“早鸟强奸犯”，但谢尔比知道，这次他们面对的是一名比“早鸟”更聪明也更诡异的罪犯。那时还没有犯罪心理画像，警察并不熟悉“签名”“仪式行为”之类的术语。那时调查员或许会用“举止”“个性”“气味”之类的词语，指的是在细节安排上的精密独特性，就像气味一样独特，这样的案发现场让人感觉似曾相识。当然了，这几起案件中，罪犯的外貌特征也十分相近。都是白人，十几岁或二十岁，身高5英尺9英寸，身材中等，较健壮。总是戴着同类面罩。说话声音很低沉，但愤怒又有力，总是咬牙切齿。生气时音调会稍微提高。**小。奇怪的是，他说话往往咄咄逼人，但行为却并非如此。他打开抽屉后，可以沉默地观察几分钟之久。案发前后，在案发地附近出现可疑人物的警情中，往往会提到这样一个细节，那就是这个可疑人物在遭到警告后，都是不慌不忙地离开现场。目击者表示：“他非常淡定。”
他的性心理需求很特别。他会把被害人的双手绑在身后，常常是绑了一圈又一圈，有时还用不同材料反复捆绑。他要求被害人用捆绑在一起的双手给他**。他从不爱抚被害人。开始对情侣犯案后，他会把女方带到客厅，用一块毛巾遮住电视，光线于他而言似乎很重要。他达到性**时会问和性相关的问题。比如，他会在用屋子里找到的护手霜**时，问双眼已经蒙住的被害人：“我在做什么？”他问了简：“这样像上尉吗？”简的丈夫是一名空军上尉。简说，他至少对她说了50次“闭嘴”，但在强奸过程中，他又有了别的要求，他像导演呵斥女演员那样气冲冲地说：“投入点感情，不然就用刀扎你。”
他非常厚颜无耻。有两次他进入被害人家后，知道被害人看到了他并且正在着急忙慌地报警，仍然坚持进行犯罪。他也不担心看到小孩。他从不伤害小孩的身体，但会把年龄稍大的孩子绑起来，放到另一个房间。他袭击简的时候，把她刚会走路的儿子放在了卧室的地板上。小男孩睡着了。他醒来时，东区强奸犯已经走了，小男孩盯着床看，看到自己的母亲被撕碎的毛巾条绑着躺在**，嘴里还塞着一块小毛巾。他以为那些毛巾条是绷带。
他迷迷糊糊地说：“医生走了吗？”
谢尔比对这种戴着面罩实施性侵的野蛮行径并不陌生，但这次的歹徒习惯事先侦察，这让他感到不安。这种行为并不常见。电话接通就挂断，事先在案发地附近徘徊，偷盗。东区强奸犯知道怎么关室外灯，即便这些灯上有计时装置。他也知道隐秘的车库开关在什么位置。谢尔比在询问中发现，这名嫌疑人不仅调查了简，还调查了她的邻居们，他知道自己可以在哪停车、邻居们什么时间倒垃圾、什么时间去上班。
卡罗尔·戴利当时是谢尔比的同事，她在一年后的《萨克拉门托蜜蜂报》（Sacramento Bee）中提到了这一案件，她表示：“典型的强奸犯不会有如此精密的计划。”这是谢尔比和警犬一同站在路缘上，回望向简的房子时，闪过他脑海的念头。另外还有一个令他感到困惑的细节。这名歹徒曾用他的水果刀刺向简的左肩。简认为，歹徒本没想刺伤她，造成伤口纯属意外。谢尔比不敢苟同。他猜想这名歹徒是在抑制自己伤害他人的冲动，而在他被捕之前，这种冲动会一点点增强。
冲动确实增强了。这名歹徒开始在蒙着眼的被害人耳边，咔嚓咔嚓地摆弄剪刀，威胁被害人，说他们每动一下，就会割掉他们一个脚趾。被害人躺倒后，他戳破了被害人身旁的床。对被害人进行心理折磨令他感到兴奋。他曾一边叫着被害人的名字，一边对她低语：“你不认识我，对不对？对你来说那件事过去太久了，对不对？太久了。但我认识你。”他总是让被害人以为他已经离开了，就在被害人身体松懈下来，开始用麻木的手指去够绑带时，他会突然发出声音或移动身体来吓唬他们。
那年10月，在简·卡森一案发生后，有关存在一名尚未被捕的连续强奸犯的传闻四起，但警局要求当地媒体不能公开这一系列案件，因为警方害怕一旦这些案件受到关注，嫌疑犯就会逃离东区，但警方希望在东区牵制并逮捕他。谢尔比、戴利和他们的警探同事都在不动声色地四处追寻线索，与假释官和缓刑监督官一同调查。他们调查了快递员、送奶工、保安、铺地毯工。他们为临近的居民留下了名片，追踪着收集到的线索，这些线索往往都指向过分注视某处或在外待得太晚的年轻男性，这些人就如一位线人对他弟弟的描述那样，“有点古怪”。警方曾蒙住简的双眼，为她播放两名嫌疑人说话的录音。简躺在**，双臂颤抖，否定道：“不是他。”警方也详细盘查了出现失窃物品的当铺，还去德尔帕索大道上的八号房情色商店询问哪些客人对绷带情有独钟。他们收到的其中一条线索，指向了一名为得到女性注册信息而贿赂车辆管理局的男性，他开车跟踪这些女性。警方在他家门外进行了问询，他们发现他站在了排水沟里，但他紧张得意识不到自己精致的皮鞋已经泡在了水里。他不是东区强奸犯，但警方由此勒令车辆管理局禁止他人购买私人信息。警方在短时间内留意了许多可疑行为，比如面红耳赤、不断眨眼、双臂交抱、重复提问，但没有一样帮他们找到了东区强奸犯。
与此同时，没有了官方消息，坊间传闻变得越来越夸张。有传闻称，警方之所以不公开强奸案的信息，是因为案件细节太过可怖，因为强奸犯会残害女性的**。这些传闻不是真的，但由于警方对媒体下了禁令，便没有了公开驳斥这些传闻的途径。10月18日，东区强奸犯在24小时内犯案两起，紧张的事态由此到达**。其中一名被害人是一名32岁的家庭主妇，两个孩子的母亲，住在卡迈克尔的吉普灵路，属于东区相对富裕的地带。有人认为，东区强奸犯这样做，是因为受够了媒体禁令，所以到相对富裕的区域作案来打响知名度。这种做法确实有效。11月3日，在德尔戴奥（Del Dayo）小学召开了一场关于预防犯罪的市政府会议，有500人参会。谢尔比和戴利感到措手不及，他们轮流接电话回答关于东区强奸犯的问题，人们感到愤怒，也感到恐慌。
第二天早晨，《萨克拉门托蜜蜂报》发表了一篇由警方消息专访记者沃伦·霍洛韦（Warren Holloway）执笔的文章，题为“一男子因八起强奸案遭到通缉”。对媒体的禁令由此解除。
不知是不是巧合，11月10日晚，也就是《萨克拉门托蜜蜂报》发表后续报道《东区强奸犯……恐惧笼罩下的宁静社区》的当日，一名头戴皮革风帽面罩的男子闯入了锡特勒斯海茨的一户人家，他潜入这家的休闲区，一名16岁的女孩正独自一人看着电视。他拿小刀指向她，发出威吓：“再动一下，我就让你永远沉默，而我会遁入黑暗。”
这一次，东区强奸犯把被害人带到了室外。他把她带到路堤下方的水泥排水沟里，排水沟约有20英尺宽、10英尺深，从这里他们又走了约半英里，到达一棵老柳树下。案发后，女孩带谢尔比和其他警探重走了这条路线，割断的鞋带、破碎的李维斯牛仔裤、绿色的**在柳树旁的杂草里摞成一堆。女孩说，她没有遭到强奸。从刚刚遭受暴力侵犯的被害人口中套话是一件非常需要技巧的工作，而谢尔比是一名身高6英尺3英寸的年长男性，被害人是一名即将崩溃的十几岁年轻女性。你要直视他们的眼睛，问出尖锐的问题。你可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他们给出的答案。之后，你在谈到别的什么事时随意地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题。他们则重复一遍刚才的答案。你能做的就这么多。
东区强奸犯可能把被害人认成了别人。他曾问她：“你不是要去美国河流学院（American River College）吗？”被害人回答不是，他于是用小刀抵住她的喉咙，又问了一遍。再一次，被害人说了不是。被害人告诉警探，她和一个邻居长得很像，那人在当地的社区院校美国河流学院上学。但这起案件中，又出现了精准到不可思议的犯案时机。被害人只会独自在家待一小段时间，她父母去医院看望她兄弟了，而她当晚还要和男朋友去约会。东区强奸犯在把她带到排水沟前，还细心地把他闯入房子时经过的那扇窗户的纱窗摆回了原处、关上电视和灯，仿佛知道有人很快会回来，他不希望引起人们的警惕。
警方已经记下了很多这名嫌疑人的犯案细节，这名被害人又添上了几笔。她眼睛绑得不够紧，在黑暗中瞥见了歹徒的特征。歹徒穿着黑色方头鞋；拿着一个非常小的手电筒，小到光线会被他的左手遮住；穿着一条军裤。被害人说，在她被绑的时候，歹徒反复爬上路堤的西侧看什么东西。反反复复，似乎很不安。谢尔比爬上了路堤。一直以来，警探都比歹徒晚到几分钟或是几小时。你可以测得歹徒的脚印，但不会知道他来这里的原因，你就像个笨蛋一样，默默地调查现场，寻找线索。疯长的灌木丛、栅栏、后院，涉及的地点太多，但还远远不够。警方仍在原点。
女孩表示，东区强奸犯的皮革风帽面罩从他的衬衫下延伸出来，在眼部和口部有缝隙。谢尔比认为这很像电焊工在头盔下戴的那种风帽，于是他向焊接设备公司要来了客户名单，但没有任何发现。与此同时，警局电话不断，群众供出了各种名字。警探尝试盯紧每一个名字背后的人。他们排除了有一双大脚的人，排除了胸部瘦削的人，排除了有大肚腩的人，也排除了下巴上留胡子的人、左眼视力不好的人、腿脚不好的人、穿着定制足弓垫的人，甚至排除了因为曾和嫂子一起裸泳而被嫂子发现**很大的人。
12月18日，东区强奸犯袭击了另一名十几岁的女孩，这次是在费尔奥克斯（Fair Oaks）。1月份，又多出两名被害人。1月24日，《萨克拉门托蜜蜂报》的头条新闻就是《强奸犯再临，15个月作案14起》，文中引用了一位匿名警探的话：“这起案件也和所有其他案件一样。”言语中透着疲累。
1977年2月2日上午，卡迈克尔一名30岁的女性遭到捆绑躺倒在床，歹徒蒙住了她的双眼，在她嘴里塞上了东西。她竖起耳朵，许久都没有听到声音后，努力把嘴里的东西吐了出来，向她感觉就在屋里的7岁女儿喊道：“你没事吧？”女儿嘘了一声说道：“妈妈，别出声。”歹徒突然压住被害人的床，随即又放手，似乎是在告诉她，他还在这里。橘色和白色相间的毛巾布遮着她的双眼，毛巾布下，她双眼圆睁了好一会儿，听着歹徒近在咫尺的呼吸声。
催眠师发掘出了更多可疑的细节。警探们开始搜寻一辆黑白相间的摩托车，后座上有玻璃纤维质挂包；一辆黑色、排气管动静很大的汽车，疑似曾为加利福尼亚州公路巡警用车；一辆白色、没有侧窗的厢式货车；一个名为唐的自行车手，留着络腮胡和浓密的唇髭。还有一名女性打电话谈到一个当地杂货店的店员，她特意说那人的**“非常粗糙，就好像做那事儿做到了极致。”
警方非常想得到歹徒的指纹，曾尝试一种名为碘银板提取法的方法来发掘人类皮肤留下的潜在痕迹，卡罗尔·戴利的任务之一就是用管子把细粉吹到**的被害人身上。但警方仍然一无所获。他们也得到过一点点线索。2月时，卡迈克尔一女性在东区强奸犯的枪口下挣扎，凶手曾击打她的头部。谢尔比和戴利检查被害人头部的创伤时，发现在距离伤口两英寸的头发上，有一点血迹。戴利剪下了带血的头发，将其送至取证实验室检测血型。被害人是B型血，而头发上的那一点血迹，被认定出自东区强奸犯，是A型血。
【编者按：下面一节由米歇尔的笔记整理而成。】
1977年2月16日晚10：30左右，穆尔[40]一家人正在萨克拉门托县科利奇格伦社区里彭公寓楼的家里。18岁的道格拉斯在厨房切蛋糕，他15岁的妹妹普里西拉在客厅看电视。突然，剧烈的冲撞声打破了周末夜晚的平静——声音来自后院。有人刚刚翻过围栏，撞在了穆尔家的电烟熏炉上。
梅维斯·穆尔打开露台的灯，正好透过挂帘看到一个身影跑过后院。道格拉斯二话不说就追了上去，他父亲戴尔拿了一个手电筒，从后门跟着他。
戴尔尾随在后，看到他儿子正在追那个在他们后院徘徊的金发男人——穿过里彭公寓楼追到了附近两栋住宅之间，那个形迹可疑的人消失在了围栏的另一边。道格拉斯跟了上去，就在他爬到围栏顶端时，传来一声响亮的枪响。戴尔看到他儿子摔回了后院的草丛上。
“我中枪了。”道格拉斯喊道，他父亲赶了上来。另一声枪响，没击中。戴尔把道格拉斯拖出了火线。
救护车迅速把道格拉斯送到了医院。子弹打进了他的胃里，在大小肠、**、直肠留下许多孔洞。
警方挨家挨户地在附近寻访，他们记下的细节竟与他们寻访东区强奸犯消息时得到的结果神奇地吻合。邻居们听到过从院子里传来声音，就好像有人翻过了围栏；一个邻居听到有人在她屋顶上走动；围栏的木条有踢坏的痕迹，侧门则敞开着。犬吠声似乎也指出了这个神出鬼没的可疑人士行动的方向。在穆尔枪击案前的几周，陆续有附近居民报警称有形迹可疑的人和强盗。
包括道格·穆尔在内的所有目击者都给出了相似的描述：嫌犯为一名25至30岁的白人男性，身高在5英尺9英寸至10英寸之间，腿部健壮，棕金发色，长度及颈，头戴编织冬帽，身穿防风夹克、李维斯灯芯绒裤，脚踩网球鞋。
在警方收集到的线索中，也有一些特例，这些线索可能和道格·穆尔枪击案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就算有，也提供不出什么具体信息。一名在案发现场附近托马斯·杰斐逊学校工作的管理员，下班经过学校楼前的小路时，遇到两个闲逛的人，其中一个问了他时间，另一个好像在外套下藏了什么东西，可能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两人年龄都在十八九岁，身高约5英尺9英寸。其中一个明显是墨西哥裔，留着黑色及肩长发，身穿蓝色防风夹克和李维斯裤子，另一个白人男性和他穿着一样的衣服。
这名管理员在学校工作七年了，很熟悉下班后学校附近有哪些人经过，但他从没见过这两个闲散人士。
3月8日清晨，东区强奸犯再次作案，地点在阿登阿凯德（ArdenArcade）。《萨克拉门托蜜蜂报》发表文章报道此案（题为“强奸或为连环案件”）。文章中提到“被害人与丈夫分居了，而他们的小孩周一晚住在了别处。东区强奸犯从不在家中有男性时作案，偶尔会有小孩在场。”如果要问东区强奸犯有没有读过关于他的报道，这篇文章发表后答案就揭晓了。他的下一个被害人还是十几岁的女孩，但再之后，他开始以异性情侣或夫妇为目标，连续作案11起，从那时起，情侣和夫妇就成了他的主要袭击对象。
3月18日下午4点15分至5点间，警局接到三通电话。“我是东区强奸犯，”男人边说边大笑，然后挂断了电话。第二通电话和第一通说的是同样的内容。第三通他则这样说：“我是东区强奸犯，我已经盯上了下一个目标，但你们抓不到我。”
当晚，兰乔科尔多瓦一名16岁的女孩在肯德基打工结束后回到家里，把食品外带包放到厨房台面上，正要给朋友打电话。她父母出城了，她打算去朋友家住。电话刚响了一声半，一个戴着绿色滑雪面罩的男人从她父母卧室走了出来，高举着一把短柄斧。
这一次，东区强奸犯戴的滑雪面罩中部掏空了，被害人稍微看清了他的脸。直觉告诉谢尔比和戴利，东区强奸犯是兰乔科尔多瓦当地的年轻人，于是他们找来一摞附近的年刊，和被害人一起翻看。被害人停在了福尔瑟姆高中1974年年刊中的一页。她把年刊递给谢尔比，指向一个男孩的照片。“这个最像他。”他们调查了男孩的过去：他的情绪不稳定，行为古怪。他当时在奥本大道（Auburn Boulevard）一家加油站上班。警方把被害人藏在便衣警车的后座上，在嫌疑人加油时，让她在3英尺之外的地方细看，但她无法肯定那就是歹徒。
被害人家里的布局各不相同。有些被害人是十几岁的年轻人，在歹徒问他们知不知道什么是“**”时，只能抓起沙发靠枕护在身前，一脸痛苦且迷惑地摇头。也有被害人30多岁，刚刚经历第二次离婚，去美容学校上课，喜欢参加单身俱乐部。但对大清早就被电话吵醒的警探来说，他们记录的犯罪现场总是会出现千篇一律的共同点：长绒地毯上剪断的鞋带，手腕上深红色的勒痕，窗框上撬动的痕迹，敞开的厨房橱柜，后院露台上散乱的啤酒罐和饼干盒。他偷东西时，会有袋子或是纸的声，或是拉开拉链的声音。他偷过刻花首饰、驾照、照片、纽扣，偶尔也偷钱，但偷窃显然不是他的动机，他对其他贵重物品不感兴趣，而且经常把偷到的东西——比如从肿起的手指上暴力撸下的昂贵婚戒——丢在附近。
4月2日，他稍微改变了作案手法，并在此后延续了这一手法。他用明亮的方形手电筒晃醒了他袭击的第一对情侣，他说他有一把枪（一把可装14发子弹的0.45英寸手枪），声音低沉又粗鲁，他扔给女方一根粗绳，命令她把男朋友绑起来。绑好后，东区强奸犯在男方背上放了一套茶杯和茶托：“要是茶杯或是弹簧床垫出一点声，我就冲你们每个人都开枪。”他还向女性被害人提起：“我参过军，那时候我睡过很多女人。”
经常有人提起东区强奸犯可能有军事背景。距离萨克拉门托一小时的车程内，有五个军事设施，光是临近兰乔科尔多瓦的马瑟空军基地就有约8000名工作人员。东区强奸犯喜欢军绿色，偶尔还穿黑色系带式军靴。好几个遇到过他的人——包括那些有军事背景的人——感觉他颇具威严的姿态和坚定的举止像是参过军的人。他特有的“托盘把戏”曝光后，有人指出这正是丛林战的策略之一。
让人恼火的是，他的策略奏效了。警方抓不到他。警局从林业部借来了放在树顶的摄像头，这些摄像头一般是用来抓纵火犯的。警方派出便衣警察到东区强奸犯经常出没的区域巡逻，耗尽了加班预算。他们借来了在越战中使用的军事夜视镜和运动探测器。但嫌犯仍然逍遥法外，只要出现就戴着面罩。
警局请来了一位接受过特种部队技巧培训的上校，帮助他们理解东区强奸犯的犯案技巧。“训练的重点在于耐心，”上校告诉警方，“必要的时候，受过特训的人能够坐在一个地方长达几小时，并且一动不动。”东区强奸犯对噪音很敏感，他经常关掉空调、暖气来让自己听得更清楚，这是特种部队训练的技巧之一。他每次作案都使用相似的小刀，相似的打结方式，并且计划多条逃生路线。上校表示：“他可以也能够利用任何事物隐藏自己。”找他就要去“最不可能藏人的地方，比如外围建筑的底部、黑莓灌木丛里”。上校反复强调：记住，要有耐心。他认为，东区强奸犯比任何人耐力都更持久，找他的人一定会比他先放弃。
谢尔比怀疑，他们一直抓不到东区强奸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发现，警方在已知的东区强奸犯活跃区域安排好便衣警察后，他当晚总会去其他区域作案。他似乎比一般市民更清楚警察的流程，总是戴着手套，并把车停在一般管辖区域以外。有一次，他向试图爬离他的女性被害人大喊：“别动！”不只有谢尔比想到了这点，警局其他人也抱有同样的怀疑。他是他们中的一员吗？
一天晚上，谢尔比正在追查一条有关可疑人士的线索。打电话提供线索的女性，在谢尔比敲响她家前门并自报身份后，显得非常惊讶。她告诉谢尔比，她以为几分钟前，已经有一名警官到这里了。她可以发誓听到了外面有警用无线电的声音。
那名上校曾警告过：“就算搜查人员在离他非常近的位置，他也会一动不动。”
4月底，被害人数量增加到了17个。东区强奸犯平均每月袭击两名被害人。关注他案件的人都知道，情况很糟糕，而绝大多数人都在关注。
就这样，5月来了。
一名通灵师向警方自荐，称可以认出东区强奸犯，警方接受了她的好意。她又是吟唱，又是吞下生牛肉。他们仔细观看了她完成东区强奸犯“生物节律图”的全过程，却被告知，不知道嫌犯生日的话，这张图就用不上。5月2日午夜时分，距离上一起案件过了两周多一点，一名住在拉里维埃拉路的30岁女性听到屋外有很重的踩地声，就和她儿子从堤岸跳过围栏落在后院时发出的声音一样。她走到窗前，什么也没看到。突然，手电筒刺眼的光让她脑内闪过危险的信号，在凌晨3点，彻底惊醒了她和她身为空军少校的丈夫。
两天后在奥兰治韦尔（Orangevale），一名男性头戴米色滑雪面罩，身穿像是美国海军夹克的深蓝色夹克，从黑暗中突然蹿向一名年轻女性和她的男同事，当时他们正要去停在私家车道的车里。这两起案件有着相似的气味，案发前都有接了就挂的电话，犯人都用了托盘把戏。但在其中一次，凶狠的强奸过后，犯人到厨房吃了乐之饼干。两组被害人都告诉警探，东区强奸犯好像在竭尽全力表现得很强硬，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愤怒又失常，他故意喘着粗气，演得很糟糕。奥兰治韦尔案中的女性被害人还表示，他在卫生间待了几分钟，听起来像换气过度。
第二天《萨克拉门托蜜蜂报》的头条新闻是《东区强奸犯在奥兰治韦尔袭击了第20个被害人》。
警局压力越来越大。通常都不插手的领导也开始焦虑地主动查案。刚到5月，他们全年的加班预算都快见底了。他们积极响应举报前男友的电话，深入调查，但一无所获，市政工程的工作人员则开始检查路灯。再没有谁每天懒散悠闲地啜咖啡了，取而代之的，是来回走动且无休止的双腿。警探们盯着地图，试图预测嫌犯下一次犯案的地点。他们感觉下一起案件会发生在锡特勒斯海茨的日出购物商场，因为那里出现了有可疑人士和盗贼的警情。
5月13日中午12∶45左右，距离日出购物商场不远的地方，住在默林戴尔路的一家人听到有人在房顶。附近院子的狗开始狂吠。凌晨1点时，有邻居给这家人打电话，表示他们也听到有人爬上了自家的房顶。几分钟后，警车来了，爬屋顶的犯人离开了。
第二天晚上，一个街区之外，一名年轻的女服务员和她身为餐厅经理的丈夫，成为了下一组被害人。
人们感到难以置信。警方包围了从美国河一路往东10英里的区域，甚至延伸到了不属于萨克拉门托县管辖的范围。不再有人询问前因后果。不再有人问“听说了吗？”都听说了。人们口中的“有这么个人”变成了“他”。萨克拉门托州立大学[41]的老师们都无心教学，整节课都用来讨论东区强奸犯，对任何学生提供的新信息追根究底。
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告别了冬季的细雨和浓密的图利雾[42]，天气不再令人生畏，转而渐暖，映入眼帘的，是点缀着红色粉色山茶花的翠绿矮树丛。但萨克拉门托珍贵的大量绿植——所有那些长在河畔的灰色和蓝色俄勒冈橡树——在人们心中的印象改变了，那不再是青葱翠绿的自然天蓬，反倒成了捉拿犯人的天然阻碍。人们加快了修剪树木的步伐。东区的居民们清理了房子周围的树枝，将灌木连根拔起。他们用木条加固滑动玻璃窗，这或许能将他拒之门外，但居民们想要更多，他们希望他彻底无处遁藏。
5月16日，一波新安装的探照灯点亮了东区，好像冬季夜晚的圣诞树一样明亮。每家每户都给每扇门窗系了铃鼓，枕头下放了锤子。1月到5月间，萨克拉门托县售出近3000支枪。许多人不肯在凌晨1点至4点间睡觉。有些情侣和夫妇轮岗睡，他们其中一人待在客厅的沙发上，手持来福枪对准窗口。
只有疯子才会再次作案。
5月17日这天，所有人都屏息凝神，静待与东区强奸犯这场较量的结果。清晨等待他们的，是东区强奸犯5月第四次犯案的新闻，这也是他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犯下的第21桩案件。最新一桩案件的被害人是德尔戴奥地区的一对夫妇，他们告诉警方，犯人扬言要在当晚杀两个人。仅在5月17日至18日的这24小时内，萨克拉门托县警局就接到了6169通电话，几乎所有电话都与东区强奸犯有关。
警方在5月17日凌晨3：55回应了报案的这通电话。31岁的男性被害人身穿浅蓝色睡衣待在家门外，左腕上垂着一根白色的鞋带。他非常气愤，英语里夹杂着意大利语。“着什么急，”他对警察说，“他已经走了，进来吧！”谢尔比来到案发现场，立即就认出了这个男人。去年11月，他和戴利在市政厅举行了关于东区强奸犯的讨论会，现场人满为患，当时这个男人站起来对调查进行了一番指责。他和谢尔比针锋相对地吵了一架。距离那件事发生已经过去6个月的时间，或许是巧合，但这种巧合让人想到，东区强奸犯非常厚颜无耻，他甚至参加了讨论如何抓捕自己的活动，他混迹人群中，边观察边记忆，以异于常人的耐心蓄谋犯罪。
下了美国河路就是德尔戴奥，这次的案发地点在水处理工厂附近，案件细节与过去的案件如出一辙，不过这一次，东区强奸犯再次表现得非常不安。他说话结结巴巴，不像是演出来的紧张感。他还有一条信息要传达，说这话时他异常愤怒，唾液横飞。“那些蠢警察——听见我说话了吗？我还从没杀过人，但我现在要杀人了。我要你告诉那些蠢警察，我会回家，回我的公寓，我有很多台电视，我会听广播、看电视，要是我听到有人报道这个，明晚我就出门杀两个人。会有人死。”
但他给绑在另一个房间的丈夫留下了略微不同的信息。“你告诉那些蠢条子，我本来今晚就能杀两个人。要是报纸、电视没有对案件进行铺天盖地的报道，我明晚就杀两个人。”
离开之前，他狼吞虎咽地吃了很多芝它饼干和半个哈密瓜。
天亮之后，《萨克拉门托蜜蜂报》便发表了令人不快的头条新闻《东区强奸犯第23次作案，今晚下一组被害人将死亡？》，文章写道，警局咨询了当地一组精神科医生，认为东区强奸犯很可能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他可能“因为（身体方面的）先天不足而恐惧同性恋”。文章反复提到先天不足这一细节。这是不是东区强奸犯想看到的报道，他到底有没有看报道，他会不会真去杀人，这些问题谁都说不准。
1977年5月，人们建起了铁质栅栏，开始彻夜警戒，一个由附近300名男性组成的团体开着小货车在萨克拉门托县东区巡逻，还配备了市民无线电设备。他们用硬质亚克力板固定门窗，防盗锁卖到脱销。读表员走进院子时，都要在胸前举起身份证件，反复、大声地说明自己的身份。后院探照灯的订单量从每月10单暴涨到了600单。一封寄给《萨克拉门托联盟报》（Sacramento Union）的信描述了当时特殊的境况：“我们过去经常在夜间开窗通风，再也不会了。我们过去会在晚上遛狗，再也不会了。我的儿子们过去在家感觉安全无忧，再也不会了。我们过去睡得安稳，不会因为夜间常有的噪音惊醒，再也没有这样的日子了。”
就在这段时间里的一天，谢尔比和另一名警探开着便衣警车在萨克拉门托南区巡视。他们面朝东面，左侧是一条短街，位于街区一半的位置，一场带式橄榄球赛正在进行。一辆头朝东的汽车非常缓慢地驶过。这辆车的车速太慢了，但真正引起谢尔比注意的，是司机看比赛时过分专注的神情。谢尔比仔细观察了比赛队员，除了四分卫，全是一帮小伙子。担任四分卫的球员是一名年轻女性，留着长发，20岁左右。几分钟后，这辆车又开了回来，一点点从旁驶过，司机又一次心无旁骛地看向那些球员。谢尔比记下了这辆车的品牌和型号。当这辆车第三次出现时，谢尔比草草记下了车牌号，并且用无线电报了出去。他告诉搭档：“要是他再来，我们就叫他靠边停车。”但这辆车再没有出现，司机是一名脖子细长的金发男性，20岁出头。谢尔比始终忘不了他专注的神情，也忘不了几天后，在约一英里外的地方，东区强奸犯首次在萨克拉门托南区作案。
根据调查，这辆车的车牌号未经注册。
我认识很久的萨克拉门托人都得意于自己独立自主的性格，不爱大惊小怪。我曾在我住的一家市中心精品酒店安排了一次早餐时间的访谈。受访人的丈夫是一名家具木工，他陪受访人一同来见我。我已经点了早餐——用小玻璃罐装的碎酸奶冻糕，配上一把复古银匙。我想让他们也点些什么，但当女服务员看向他的时候，他礼貌地摇摇头，微笑道：“早上吃过了，我自己做的。”他说这话时，我嘴里正巧含着一把银匙[43]。
我这样说只为了方便大家理解一些事。比如，5月17日强奸案案发两天后，一名当地牙医就公开表示，他将支付10000美元（后来涨到了25000美元），和另一名商人一起，组建民间的东区强奸犯侦查巡逻队。几百名当地人参与其中，带着市民无线电设备，在东区彻夜开车巡逻。对此现象，副警长在5月20日《萨克拉门托蜜蜂报》的一篇文章中表达了忧虑之情，其实他是想说：请别这样做。市民追捕犯人的行为没有受到阻碍，他们还从加利福尼亚州公路巡警那里借来了侦察直升机，没日没夜地在上空盘旋，发出噪音和亮光。
此外，5月22日的《萨克拉门托联盟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两被害人忆东区强奸犯》的文章，文章中简用了化名。但文中提到了许多细节，如果东区强奸犯看了这篇文章，那就应该能认出这名被害人的身份，也因此简所说的话更令人关注。
她说：“我不相信有人能打爆他的脑袋，我会请他们把目标放低一些。”
5月27日，周五，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的第一天。这天上午，菲奥纳·威廉斯[44]做了些家务，就带着她3岁的儿子贾斯廷到弗罗林路的珍宝超市去采购了。之后她把他放到保姆家，自己去预约好验光师的地方看了眼睛。然后，她到自己兼职的图书馆领了薪水，把钱存到银行，又到彭尼斯商店买了些东西。再之后，她到保姆家接回了贾斯廷，带儿子一起到梅尔斯咖啡店用了晚餐。他们回到家后，在水池里游了会儿泳。黄昏时分，她给房前的草坪浇了水，身上还穿着泳衣，贾斯廷则摇摇晃晃地在一旁溜达。
菲奥纳当然知道最近发生了什么，当地的电视新闻每晚都充斥着关于案件最新进展的报道。但她没必要太过紧张，毕竟东区强奸犯的活动范围在东区，他从没在南区犯过案，而菲奥纳和她丈夫菲利普、儿子贾斯廷住的新房位于南区。尽管如此，东区强奸犯的大名仍然在她脑海盘旋。菲利普是德尔戴奥一家水处理厂的主管。5月17日是东区强奸犯最近一次犯案的日子，当时的被害人夫妇就住在距离工厂几码远的地方。菲利普上的是小夜班，所以等他到工厂的时候，同事已经告诉了他街对面为什么会出现蜂拥而至的警察。东区强奸犯曾拿枪指着被害人中丈夫的头，说道：“闭嘴，再说一个字，我就杀了你，明白了吗？”
菲利普不认识那对夫妇，他们是隐藏在警车后的陌生人，是工厂里流言蜚语的主人公。但他很快就会认识他们了。
菲利普深夜12：30下班回家的时候，菲奥纳和贾斯廷已经睡了。他喝了罐啤酒，看了会儿电视，就爬上床打盹了。大约20分钟后，他和菲奥纳同时醒了，确认了一下对方的存在。他们开始在房子里闲逛。几分钟后，卧室里传来刮划的声音，吓了他们一跳。通往露台的滑动玻璃门打开了，一个戴着红色滑雪面罩的男人走了进来。他们立马就知道他是谁了，但这并不能缓解他们的震惊。他们感觉非常不真实，就好像一个有传奇色彩的电影角色——一个你一直在电视上见到的人——从荧幕后走了出来，开始跟你说话。他左手拿着一支两节电池的手电筒，右手拿着一支好像是口径0.45英寸的手枪，他把枪伸到手电筒的光束里，展示给被害人看。
“躺着别动，不然就把你们都杀了，”他说，“我会杀了你，再杀了她，然后杀了你们的小宝贝。”
他扔给菲奥纳一段绳子，命令她把菲利普绑上。之后东区强奸犯把她也绑上了。他边翻东西边威吓被害人，用手电筒的光扫过整间卧室，他的手在微微颤抖。他把几个盘子放在菲利普背后，让菲奥纳进到客厅。
菲奥纳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做？”
“闭嘴！”他低声呵斥。
“对不起。”因为遭到呵斥，她不由自主地道了歉。
“闭嘴！”
他先在客厅地板上铺好毛巾，然后把菲奥纳按到地上。几次强奸后，他说：“我要你给那些蠢条子捎句话，上次他们没明白我的意思。我上次说要杀两个人，我不是要杀你。要是明天电视上或者报纸上出现了这桩案子，那我才会杀两个人。你在听吗？听到了吗？我公寓里有电视，我会看的。要是这桩案子上了新闻，我就杀两个人。”
他提到公寓里的电视时，菲奥纳脑海中闪过LBJ[45]在总统办公室看着他桌子边三台电视的情景，这段影像在20世纪60年代的新闻中非常常见。东区强奸犯总在发“L”音的时候结巴，说“听”[46]的时候尤为明显。他的呼吸十分急促——总是大口大口地吸气。菲奥纳甚至希望他是装成这样的，因为如果他不是装的，那他的精神状态真的极其异常。
他在喘息间还说道：“要是上了电视，会吓到我妈咪的。”
凌晨4点多的时候，第一个警察赶到了现场，他从房子后面敞开的露台门走了进来，迟疑地走向正向他大声呼救的女性。菲奥纳面朝下趴在客厅地板上，**，手腕和脚踝被鞋带绑在身后。一个戴着滑雪面罩的陌生人刚刚花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恐吓她和她丈夫。此人暴力地强奸了她。菲奥纳身高5英尺2英寸，体重110磅——是一名身材娇小的女性。她也是萨克拉门托当地人，性格无趣，实事求是，小小的身躯里隐藏着极强的恢复能力。
她说：“好吧，这下东区强奸犯成南区强奸犯了吧。”[47]
谢尔比在凌晨5点抵达这幢挂着棕色挂饰、刷着黄漆的房子。一名案发现场的技术人员在可能挖掘出证据的地板上铺了塑胶袋。房子后方的露台上，散乱地丢着一支绿色的酒瓶和两包香肠，此处距离门约15英尺。谢尔比带着警犬和跟踪仪寻找犯人的踪迹，警犬一路嗅过了后院，向东北角的一座花坛走去，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些鞋印。
99号公路就在这幢房子附近，警犬在北向车道的路肩处遗失了气味，这里留下了疑似小型外国汽车的车辙，可能是一辆大众甲壳虫。一名技术人员用胶带测量了一下，轮距为4英尺3英寸。
案发后不久，调查员就拿着笔记本问菲奥纳是否还记得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她唯一能想到的是那天晚上的车库门。她洗衣服的时候在房子和车库间来来回回走了好几次，一开始她很确定通往车库的门是关着的，但中间有一次她回来时，发现门开着。她以为是风把门吹开的，便把门关上并上了锁。他们一家刚搬到这里三周，还没完全习惯房子的构造。这幢房子位于街道拐角处，有四间卧室，后院有一个地面泳池。有个画面在菲奥纳的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那天是房地产经纪人的售房参观日，有个男人站在她旁边，他们同时注意到了泳池。她不明白为什么始终忘不了这个画面。他站太近了？还是太久了？她试着回想起男人的脸，但一切都是徒劳。那里有个男人，仅此而已。
99号公路就在这幢房子附近，中间只隔了100码平地和一排高大的针叶树。就在树后，在一片矮小的铁丝网背后，是一块空地。案发后，菲奥纳看这块空地的感受与她第一次看到时截然不同，曾经令人舒适的空旷区域，成了潜入房子的突破口。在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经历过那些之后，菲奥纳和菲利普花3000美元在房子周围建了一堵砖墙，这对他们而言是相当高昂的一笔费用，他们原本也没有这样的计划。
谢尔比注意到前廊有房地产经纪人留下的“已售”标志。调查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找出被害人的共同点。警探对被害人做了详细的问卷调查，并仔细查看他们的选择，寻找可能重叠的兴趣爱好、身份背景，比如他们是不是学生、受过什么教育、是不是医务人员、和军队有没有关系。其中几个被害人经常去同一家比萨店，但到目前为止，重复率最高的要素是房地产。谢尔比调查的第一桩案件是1976年10月发生在简身上的这桩，他在街正对面的草坪上，看到一个“21世纪不动产”的标志。有几名被害人都刚搬新居，或即将搬走，或就住在刚售出的新房隔壁。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案情愈发复杂，房地产这一元素依然反复出现，但这一元素的意义——如果有的话——始终不明。直到有一天，一名房地产经纪人从保险箱里随意取出一把钥匙，然后绊倒在了一名被害人身上。那是已知的东区强奸犯侵犯的最后一名被害人，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尸体遭到破坏，身份无法识别。
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间菲奥纳和菲利普的案件发生后，整个夏天，东区强奸犯都没有再在萨克拉门托犯案。他到10月才再次出现。那时候，谢尔比已经调回巡逻队，不插手这一系列案件了。他和领导间的争执愈演愈烈。虽然备受瞩目的案件往往与晋升密不可分，但谢尔比始终玩不转职场游戏——他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怀疑警局内存在贪腐行为。谢尔比首次接手调查工作是在1972年，那时他的领导雷·鲁特（Ray Root）警督抱持着宽松又积极的查案理念。鲁特指示他们出去发展线人，揭露那些可能永远不会被报道的重大案件，他要他们自己找案子做，而不是等着分配。这种理念符合谢尔比的性格，他不善于礼貌性地赞同领导的观点。不过他坚称，他没有对这次工作调动感到不满。追捕工作给他带来了太大的压力，他也厌倦了和自己人意见不合的情况。办理东区强奸犯这种广受关注的案件，意味着日夜不停的监视，而谢尔比受够了这种监视。在谢尔比心里，他始终记得，曾经有个自负的青年，满怀憧憬地站在警局面试组前，却因为不满足入职条件而遭到拒绝。
案发后的日子里，菲奥纳发现自己变得和东区强奸犯一样结巴。卡罗尔·戴利曾在其中一名被害人家里组织过一次女性被害人讨论会。菲奥纳回想起了许多东区强奸犯说过的话——“你做得很好”“我有五天没出家门了”。戴利为她们播放了一些男性声音的录音，但菲奥纳记得谁也没认出这些声音。有一段时间，菲奥纳对个人安全问题异常敏感。不等到菲利普回家，她晚上都不会到房子后部的卧室去；她有时会在自己车里驾驶座下面放一把枪。菲奥纳发现自己经常紧张兮兮，有天晚上，她为了缓解情绪疯狂地用吸尘器吸地，结果烧断了保险丝，整幢房子和后院都漆黑一片，她的情绪因此彻底失控。住在隔壁的是一对善良的老夫妇，他们知道发生过什么，于是立马冲过来修好了保险丝。
案发后不久的一个假日，菲利普走到其他被害人家，向他们介绍了自己。他和另一名被害人的丈夫时不时会在清晨见面，一起驱车绕行，巡视院子和空地。很多年后，他才把这件事告诉菲奥纳。车子加速，又减速，他们寻找的是那个流窜的身影。两个男人的想法是心照不宣的，毕竟极少有男人会和他们有相同的经历，会理解连他们自己都难以置信的愤怒——那时的他们手脚被缚，嘴被堵住，面朝下趴在**，而他们的妻子在另一个房间呜咽。他们在追捕的是一个长相不明的男人，但没关系，至少他们的双手还自由，他们在身体力行地努力，这才是最重要的。
1979年2月28日，现已停刊的城郊周刊报纸《绿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的一段文字或许能帮助人们理解20世纪70年代的萨克拉门托。文章的主标题是“三起强奸案审判临近”，副标题是“关于公开报道的问题”，第一段写道：“公设辩护人办公室将尝试证明，关于东区强奸犯的公开报道让被指控犯下多起强奸案的三名男性无法在萨克拉门托县得到公正的审判。”
1979年2月的时候，东区强奸犯已经有10个月没在萨克拉门托县作案了。有迹象显示他转移了目标，开始在东湾徘徊。但这篇文章还是描述了公设辩护人办公室如何对萨克拉门托居民进行电话调查，办公室希望统计出“东区强奸犯为该地区带来了多大程度的恐慌”。公设辩护人办公室认为，东区强奸犯过于臭名昭著，可能影响陪审团的判断，陪审员可能为了惩罚身份不明的东区强奸犯就指认他们的当事人有罪，这些当事人包括毛线手套强奸犯、正午强奸犯和城市学院强奸犯。东区强奸犯的大名依旧如雷贯耳，许多接起调查电话的人，都没能听完电话那头“东区强奸犯”五个字就挂断了电话。
当时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有三个连续强奸犯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掩藏在第四个连续强奸犯之下，而这篇文章还未提及警方未能逮捕的第五个连续强奸犯，这种描述或许能让人们更好地理解20世纪70年代的萨克拉门托。1972年到1976年初，“早鸟强奸犯”在萨克拉门托十分活跃。四年来，他犯下数起非法入侵案和性侵案，约40名被害人受其所害，但在谷歌搜索中搜索这一代号，只能看出他和东区强奸犯有关。
一名女性曾写邮件给我，说她认为自己十几岁时，曾近距离见过东区强奸犯。她当时和朋友一起抄近道去位于阿登阿凯德的高中，就在萨克拉门托县东区附近。她记得那天早上很冷，应该是在1976年或1977年的秋天或冬天。他们沿小溪走了一条水泥路，结果撞上一条死路，走到了一个围着围栏的后院前。他们转过身，有个男人站在离他们20英尺的地方。他头戴黑色滑雪面罩，只在眼睛的位置留了缝。他一手揣在夹克里，向他们走去。这名女性急中生智，举手摸到了围栏的锁。门推开了，两个小伙伴尖叫着跑进了后院。房主听到吵闹声，立刻警觉起来，出来把他们赶进了房内。她记得调查员当时还询问了她。她写邮件给我，是为了告诉我，那个戴面罩男人的体型和我在有关东区强奸犯的杂志文章中描述的不同，她说她遇到的那个男人非常健壮，“肌肉实在太发达了”。
我把邮件转发给谢尔比，他现在已经从萨克拉门托县警局退休了。他回复道：“可能确实是东区强奸犯，但有关肌肉的描述很像理查德·基斯林（Richard Kisling）。”
理查德·基斯林？我查阅了这个人的资料，他是曾在萨克拉门托地区活跃的另一名连续强奸犯，就像东区强奸犯一样，戴滑雪面罩，强奸妻子时会把丈夫绑起来。
萨克拉门托犯罪率高，但并非个例。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暴力犯罪的犯案率呈平稳上升态势，并在80年代达到顶峰。1976年2月，一部名为《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的电影横空出世，这部冷酷又暴力的电影理所当然地被誉为那个时代的缩影。许多与我交流过的退休警察——不论是不是来自萨克拉门托——都一致认为1968至1980年是一段特别灰暗的时期。但与其他一些地方不同，萨克拉门托是一座由涉湍流、过雪山的先驱者建造的城市，这里的人们拥有不可动摇的生存本能。
我这样说不是为了表明时代的险恶，而是为了凸显某人的影响力。在这样一个到处是坚强的居民和暴力罪犯的城市，这名犯人仍然显得尤为突出。
时不时有好奇之士问我在写什么，我说在写萨克拉门托的一名连续强奸犯，从不会有人追问是哪个强奸犯。这样说或许能帮助大众理解20世纪70年代的萨克拉门托，以及东区强奸犯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