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知道哈林顿案和维特亨案的档案匹配一致，但她的视线扫过这张表格时，另一个档案让她僵在原地。她反复看了几遍那个序列，将之与哈林顿案、维特亨案作对比以确认那不是她的幻觉。档案匹配一致。
尽管人们可能不太能接受这种想法，但罗杰·哈林顿始终坚信一件事。在他儿子和儿媳遇害八年后，也就是1988年10月的时候，他在《奥兰治海岸》（Orange Coast）杂志的一篇报道中提到，凶手的杀人动机肯定与帕蒂有关，与基思无关。他们当时才结婚几个月，帕蒂看上去完美无瑕，但关于她的过去，他们真的了解多少？一个细节让哈林顿认定这对夫妻认识凶手：那就是床单。凶手特意花时间用床单裹住了他俩的头。
“不论凶手是谁，他们都认识，而且凶手为他所做的事感到懊悔。”罗杰告诉杂志记者。
以前，成了未解之谜的案件都会因为意料之外的电话而得到解决——老式拨盘电话刺耳的响铃背后，总有凶手临终前的忏悔或线人有据可循的情报。但从没有一通电话，是关于基思·哈林顿、帕蒂·哈林顿或者玛努埃拉·维特亨的。调查就此停摆，与这三起案件相关的三个玻璃试管被放入马尼拉纸信封，一放就是15年。
几乎没人能比罗杰·哈林顿更期待看到事件发生转机。他不知道杀害他儿子的凶手长什么样，但这张虚无的脸在他脑海里占据了大量空间。《奥兰治海岸》杂志关于他搜查杀害基思和帕蒂凶手的文章，以一句生硬、直白的话做结尾：
“那就是我还活着的理由：找到凶手前我不想死。”
1996年10月、11月，警方开封并检测了那三个将谜团引向真相的试管。12月，结果出来了，奥兰治县警局的调查员准备好给家属打电话。但罗杰·哈林顿再也不会知道这个消息了。他死于一年半前——1995年3月8日。
如果罗杰还活着，他就会了解到更多凶手的过去。他会发现自己错了，凶手用床单裹住他儿子和儿媳的头，不是因为悔恨，而是因为在上一起案件中，凶手重击被害人致死时现场十分肮脏，他不希望基思和帕蒂的血也弄脏他。
1962年一个周日的清晨，一名英国报童在路边发现一只死猫。这个12岁的小朋友把猫装进书包，带回了家。事情发生在卢顿（Luton），这是距离伦敦北部30英里的一座小镇。距离午饭还有些时间，男孩把猫放在餐厅的桌子上，开始用自制的工具箱进行解剖，工具中包括一把从压平的大头针改造而来的手术刀。恶臭传遍整幢房子，引起男孩家人的不满。要是解剖时这只猫还活着，那这可能就成了特德·邦迪[53]的生活片段了。但命中注定，故事中的男孩是一名小小科学家，日后将成为连续杀人犯最强劲的对手，发明出致他们于死地的杀手锏。男孩的名字是亚历克·杰弗里斯（Alec Jeffreys）。1984年9月，杰弗里斯发明了基因（DNA）指纹分析法，并因此为法庭科学和刑事司法带来了永久的改变。
第一代DNA技术与现在DNA技术的区别，就像康懋达64电脑[54]与智能手机之间的区别。20世纪90年代初期，奥兰治取证实验室开始采用DNA检测技术，当时一名犯罪学家需要四周时间才能完成一次检测。用于检测的生物样本量需要够大，且保存完好，比如血迹就至少要有一枚25美分的硬币那么大才能用来检测。如今，用一点皮肤细胞，就能在几小时内检测出此人的DNA指纹。
1994年，美国通过了《DNA鉴定法案》（DNAIdentification Act），此法案赋予联邦调查局拥有国家数据库的权力，联合DNA索引系统（简称“CODIS”）由此诞生。要理解CODIS如今如何运作，最好的办法是把法庭科学想象成一个巨大的金字塔，而CODIS就是金字塔的塔尖，金字塔的塔底是全国几百家地方取证实验室。这些实验室从案发现场采集未知DNA样本，与此前采集的特定嫌疑人样本一起，输入州数据库。其中，加利福尼亚州在每周二自动上传输入的样本。各州还负责从监狱和法院采集DNA样本。州数据库中所有采集来的样本经过验证流程和州内比较后，才会通过国家通道上传至CODIS。
如今的数据库快速、高效、全面，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数据库首次得到搭建，还没有这些优势。那时的取证实验室依靠RFLP（即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的简称）分析法来进行DNA鉴定，这种耗时费力的方法最终像传呼机一样遭到了淘汰。但奥兰治县实验室总能走在前列。1995年12月20日，《奥兰治县纪事报》（Orange County Register）发表了题为“地方检察官的目标：过去未捉拿归案的凶杀案犯”。文章提到，当地检察官与警探、犯罪学家合作，首次将以往悬案的DNA证据提交给了位于伯克利市的加利福尼亚州司法部新实验室，这里存有4000份已知暴力犯的DNA档案，其中许多都是性侵犯。那时的加利福尼亚州DNA数据库刚刚建立，奥兰治县则助其壮大。
6个月后的1996年6月，奥兰治县首次“命中”，也就是说其在案发现场采集的DNA证据与数据库中已知重罪犯的DNA匹配成功。首次匹配成功的也是十分不寻常的案件，这次匹配将名为杰拉尔德·帕克（Gerald Parker）的囚犯确定为曾对五名女性被害人作案的连续杀人犯。帕克选择的第六名被害人当时怀孕，逃过一劫，但她足月的胎儿没能活下来。第六名被害人伤势严重，致其重度失忆，她的丈夫被误判为了当时的犯人，已在牢里待了16年之久。DNA匹配成功后，警方立即宣布第六名被害人的丈夫无罪释放，而囚犯帕克本来再在牢里蹲一个月就能出狱了。
奥兰治县警局和取证实验室的工作人员震惊了。他们第一次将DNA提交给刚刚建立的州数据库，就解决了六起谋杀案！原先阴暗的涉案物品保管室似乎都明朗了起来，好似有光线打在沉闷单调的硬纸盒上。几十年来，过去的证据存放在那里，无人问津，无处可用。每个证据盒都是一枚时间胶囊，有的存有带流苏边饰的钱包，有的放着绣花女式上衣……这些都是因暴力致死的那些生命曾经拥有的物品。绝望染上了涉案物品保管室中那些悬案的遗留物，那是不曾有人处理的待办清单。
但现在，每个人都沉浸在可能性中。那是一种令人陶醉的感觉，你可能从1978年一张印花拼缝床罩的污点中揪出一个男人，并就此扭转大局。如果你是行凶后便人间蒸发的杀人犯，那你留下的不只是伤痛，还有极端的空虚——胜过一切的空虚。身份不明的嫌犯总能转动那些从未开启之门的门把，但我们一察觉到他，他的能力就瞬间消失了。我们会了解他无聊的秘密，看到他戴着手铐、汗流浃背地被领进明亮的法庭，一位法官坐在距离他几英尺远的高处，不苟言笑地朝下看，敲响小锤，最后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他的本名。
名字。警局需要名字。涉案物品保管室里那些遭到遗弃的盒子都塞满了物品，其中试管里的拭子、内衣、廉价白纸、每英寸布料和每毫米棉絮都蕴含着希望。就算不能立即逮捕犯人，也还有其他可能性。从证据中采集的DNA档案可能不会与已知重罪犯相匹配，但从不同案件中采集的档案可能相互匹配，并以此揭露出一名连续杀人犯。了解到有连续杀人犯，警方就会更加关注相关调查、更加积极地进行调查，因为他们不得不赶快动手。
取证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处理了大量的案件。从1972年到1994年，奥兰治县调查了2479件杀人案，解决1591件，遗留近900件未结之案。重新调查悬案，要遵循一定策略。警方会优先调查存在性侵的杀人案，因为这些凶手很可能重复犯案，并且留下可用于DNA分型的生物材料。
15年前，吉姆·怀特曾对哈林顿案和维特亨案有一些猜测，15年过去了，他仍无法释怀。某天，他把玛丽·洪叫到一边——洪是一名负责调查悬案的犯罪学家。
“哈林顿、维特亨。”怀特对洪说。
这些名字对洪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凶杀案发生的时候，她还不在实验室工作。怀特的意思是希望她优先调查这两起案件。“我一直认为是一个人干的。”怀特告诉她。
说起DNA分型，或许用非专业术语做一个简单的解释会有助于理解。DNA又称脱氧核糖核酸，是能明确确定每个人类身份的分子序列，人身体里除红细胞外的每个细胞都有一个含有DNA的细胞核。法庭科学家在建立基因档案时，首先从精液、血液、毛发等生物样本中提取可用的DNA，然后将DNA分离、放大、进行分析。DNA中有四个重复出现的碱基，就是这些碱基精确的排列方式决定了我们与他人的不同。除非两人是同卵双胞胎，否则任意两名个体拥有相同DNA的可能性约为十亿分之一。如果把DNA看作人类的条形码，那么遗传标记就是条形码上的数字。在早期的DNA分型中，科学家只能提取并分析几个遗传标记。如今，科学家共发现了13个标准CODIS标记。
1996年底，DNA分型技术正在发生令人激动的变革。就在那时，玛丽·洪从涉案物品保管室取出了哈林顿强奸案和维特亨强奸案的相关物品，准备进行比对。那时候州数据库还在采用传统的RFLP分析法，但这种方法必须有足量的DNA才能展开分析，而且这些DNA还不能因任何原因劣化，因此RFLP对调查悬案来说并不理想。而奥兰治县取证实验室当时刚刚引入名为PCRSTR（即短串联重复序列聚合酶链反应分析法）的新技术，这种方法比RFLP速度快得多，是如今法医测试的支柱。如果说用RFLP是在用手抄写数字，那么用PCRSTR就是在用高速打印机打印数字。PCRSTR对解决过去的悬案尤为有用，因为这些案件留下的DNA样本量可能极小，或者因时间久远而无法保证质量。
1247年中国验尸官、法官宋慈撰写的《洗冤录》中，记述了世界上最早用法庭科学解决谋杀案的一个例子。那是一位农民被人用镰刀残忍砍死的案件。地方法官无法在调查中取得进展，于是叫村里所有男人带着他们的镰刀在外集合。法官要求他们把镰刀放在地上，然后退后几步。那时烈日当头，耳边传来虫蝇的嗡嗡声，一大群绿头苍蝇就像集体收到了警报，突然俯冲而下，落在了同一把镰刀之上。只有这把镰刀爬满绿头苍蝇，其他镰刀则无蝇问津。法官知道，血迹和人体组织会吸引绿头苍蝇，因而这把特殊镰刀的主人只得羞愧地低下了头。破案成功。
现在的破案方法不再那么基础，离心机和显微镜取代了《洗冤录》中昆虫的位置。取证实验室最灵敏的工具都用来鉴别哈林顿强奸案和维特亨强奸案中身份不明的男性DNA了，这些工具包括限制性内切酶、荧光染料和热循环仪。但法庭科学的进步真的只体现在找到了最新的方式把绿头苍蝇吸引到染血的镰刀上，其目的和13世纪中国农村采用的方法一致：用细胞的必然性来认定犯罪。
像洪和怀特这样的犯罪学家都是做事有条理的人，他们不得不这样，因为辩护律师总是在法庭上把他们的工作结果掰开又揉碎。犯罪学家经常把结论说得很宽泛，比如只将凶器描述为“钝器”，而不说具体是什么，这种做法引发了他们与警察之间的矛盾，警察指责他们过于谨慎。警察和犯罪学家需要彼此，但二者在本质上非常不同。警察靠行动吃饭，他们总奔走在路上，不愿面对铺满文件的工位；他们希望置身于案发现场，靠肌肉记忆识别坏人。举个例子，警察都知道，如果他们接近某人时此人突然向右转，那他很可能藏了一把枪。警察知道强效可卡因点燃后会在指纹上留下印记，也知道人在脉搏停跳后还能活四分钟。他们在混乱中埋头苦干，听惯了废话，见惯了世间的肮脏。警察的工作会带来切肤之痛，他们说出的话也因此变得苛刻又犀利。在他们最想责骂别人的时候，黑暗就像漫入水中的颜料一样漫进了他们的内心，但就在此时，他们还要受命去安抚死亡女孩的父母。有些警察感觉警情中最重要的安抚工作越来越难做，他们于是彻底摒弃了同情心。
与警察不同，犯罪学家调查案件时永远隔着一层乳胶手套。犯罪学家在取证实验室的工作一直都非常枯燥乏味，实验室里没有犀利的玩笑话。警察与生活中的混乱进行斗争，犯罪学家则量化这些混乱。但犯罪学家也是人，他们调查的案件细节会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比如说帕蒂·哈林顿的婴儿毯就令人难以忘却。即便成人后，帕蒂每晚睡觉时也离不开这条小小的白色毯子，抚摸着它的丝绸边缘令她感到安心，而这条婴儿毯是在她和基思的尸体之间被发现的。
这一天，洪出现在怀特办公室门口，怀特就在自己的工位上。
“哈林顿、维特亨。”她对怀特说。
怀特以期盼的眼神抬头看向洪。
“是一个人干的。”洪说。
吉姆·怀特留给她一个微笑，便又投身于工作之中。
几周后，马上就要进入1996年了，洪在工位上浏览电脑上的一张Excel表。这张表汇总了约20起尚未结案但已成功建立DNA档案的案件。表中对案件编号、被害人姓名和DNA档案进行了交叉引用，档案包括五个用于分型的PCR基因座，或者说标记。比如，在“THO1”基因座下，你可能会看到“8，7”这一结果。洪知道哈林顿案和维特亨案的档案匹配一致，但她的视线扫过这张表格时，另一个档案让她僵在原地。她反复看了几遍那个序列，将之与哈林顿案、维特亨案作对比以确认那不是她的幻觉。档案匹配一致。
这起案件的被害人是一个名为贾内尔·克鲁兹（Janelle Cruz）的18岁少女，她的尸体在1986年5月5日于尔湾的家中被发现。尽管克鲁兹和维特亨一样住在诺斯伍德，两人的房子仅相距两英里，但从来没人提出克鲁兹案可能与哈林顿案或维特亨案有关。这不仅是因为两起案件相距五年多的时间，也不仅是因为贾内尔比帕蒂·哈林顿、玛努埃拉·维特亨年轻10岁，更是因为贾内尔的案件就是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