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里的情人们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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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书记董振铎最不喜欢听别人议论他“任用亲信”,最怕说他“一朝天子一朝臣”,在许多人事安排上,他都很随和,从不固执己见。只要人正派,工作能力强,管他什么“色彩”、什么“背景”,或者“是X X的人”,他都不甚在意。然而这一次,在省电子局副局长兼省电子研究所所长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职务的任命上,他的态度却变得十分固执,甚至出人意料的强硬。

“你亲自到组织部去,告诉他们,就说我说了,这个副局长和所长的职务由海龙同志担任最合适。请他们把我的这个意思转告给其他有关领导同志!”

董振铎并没有大发雷霆,可是齐秘书从他那颤动的两腮上看得出他已经处于盛怒状态了。他本来想告诉董振铎,听组织部的同志讲,主要是商荪省长不同意这个任命,可是他又望了一眼董振铎那发紫的嘴唇,立刻将到了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海龙与董振铎是老相识了。那还是六十年代初,董振铎在B省的建筑设计院工作,B省的无线电总厂派了一位年轻的技术千部与他一起研究该厂新厂房的设计工作,于是他们俩在一起共事了一段时间。海龙不但业务精通,工作能力强,而且开朗直爽,等那项工作结束的时候,他们俩已经成了常来常往的朋友。海龙如今是B省电子行业的一根台往子,董振铎费了好大劲儿才和B省的有关方面谈妥,请他们把这个人材“交流”过来。董振铎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和目的,完全是为了把本省的工作搞好。为此,他曾经在一次会议间歇的休息时间里,特意给商荪谈过这件事。商荪当时“噢噢”地点着头,那意思似乎是同意了,可是现在……

董振铎想到了不久前发生的另一件事。那一天,省里一位很有名望的老画家亲自登门送上一张请帖,请他“在临”书画院,参加书法家、画家们的重阳节书法绘画活动。董振铎很忙,但他懂得应该尊重这些艺术家们,于是就放一放别的工作,参加了他们的活动。省委书记的光临,使艺术家们很感动,大家亲亲热热地围坐在一起,赏字画,品香茗,气氛极为融洽。在大家的促请下,董振铎即席口占七绝诗一首,并挥毫纸上,留赠书画院的艺术家们。嗣后,大家又陪着他,在书画院内漫步。当他们转到后院宿舍区时,董振铎发现他们的居住条件很不好,低矮的旧平房,阴暗、潮湿、狭窄。他当即表示这样的居住条件应该改善,要他们立刻打一个报告,就改建宿舍区的问题做出规划和申请。

艺术家们并非人们常说的书生气十足的呆子,请书记参加活动,那本意即是要省委负责同志体恤下情,看一看他们的困难情况的。当然,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那申请拨款二十五万元建宿舍楼的报告早已拟好,于是便以最快的速度直接递到了省委第一书记的办公桌上。董振铎在上面附了一个词语恳切的长长的批示,送与政府部门去办。据说商荪也在上面批了“酌办”两个字,可是他的属下们酌来酌去,竟一直未办。画家们登门“拜访”一次,董振铎就派齐秘书催问一次,那有关部门只是推说“没有钱,缓一缓”。可是,那之后不久,体委的宿舍楼却很快破土动工了。那报告据说还递在书画院后面,不过是商荪亲自过问的,他爱打网球,星期天常到体育场去。艺术家们应该住新房,不能说为国争光的运动员们就不应该住新房,董振铎因而也说不出什么来,但他心里却着实不痛快。想想过去发生过的一些类似事情,就想到了《三国演义》里周瑜那“既生瑜,何生亮”的啃叹,于是不免生出“既有商,何须董”的感慨。

不知齐秘书到组织部是怎样传达第一书记的意思的,那效果是政府部门呈报的任命曹祥林担任省电子局副局长兼电子研究所所长的文件被组织部压下来,迟迟不批。最终,大约是商荪虑及种种原因,以搞好关系共同工作为重,开始退却让步了。于是,取消了对曹祥林任命的呈报,而改报了海龙,组织部很快便批复了。

曹祥林是六十年代初半导体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多年来一直是在生产第一线工作,是一位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技术干部。电子研究所筹建的时候,他被调去做筹备小组副组长,从办公大楼的土建施工到专业人员的调配,以至后来的科研项目的活动开展,他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他是农家长大的孩子,靠着自己的聪明和努力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他老实,然而倔强,他善良,然而又有魄力。靠着老实和善良,他在同志们之间的人缘颇好,因为倔强和有魄力的缘故,在工作中人们都对他有几分敬畏,所以就显出颇有几分“帅才”。组织部门来这里选配领导班子、进行“民意测验”时,他理所当然地成了票数最多,呼声最高的一位备选人物。有掌握内线消息的人悄悄向他透露说,任命他的报告已经打印呈报了,想必不久就会批下来。

曹祥林没有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因为不必放在心上——人人(包括他自己)都认为这是已成定局的事。所以,他声色不动,一如既往按部就班地主持着全所的工作。

然而,任命久久批不下来,各种议论和传说却接踵而至,有人说因为他是“商荪线上”的人,所以遭到了省委第一书记的抵制,有消息说董书记调了一位亲戚来担任这个所的负责人,还有传说董书记要弄一个老战友的儿子,一位花花公子来上任……

海龙走马上任那天,曹祥林便称病不出,在家中闭门静养了。他并不是一个爱招惹是非的人,但是他受不了是非的招惹。“知道吧,曹祥林落选是因为……”“晦,他的问题可大啦……”“哼,你没想想,省委能批准他这种人……”取而不得不如不取,进而不能不如不进。假如他未曾被选为“第三梯队”就好了;假如所里根本不曾有过“考察”和“民意测验”就好了;假如没有“呈报待批”的传说就好了……然而不幸的是,所有的“假如”都变成了事实,但最后的事实却证实了先前那些“假如”的虚妄。曹样林忍受不了这尴尬的局面,他没有唾面自干的本领和耐性。虽然是呆在家里,他依旧不能使自己忘却这耻辱,终于由闷闷然而愤愤然了。他觉得自己受了愚弄,而愚弄自己这个小人物的当然是省委董书记。固然,调任所长的这位海龙并非传言中的“董书记的亲戚”,亦非“老战友的儿子”,但毕竟是他的故旧。“任用亲信”!——这一条显然是确凿无疑的了。

舟既沉釜已破,曹祥林便没有什么顾忌的了。愤激之余,他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一封言词激烈的检举信,点着省委第一书记董振铎的大名奏了一本,然而落款时却又不呆,只写了一个假名字在上面。办完了这桩事,他才觉得堵在胸中的一口气泄了出来,略略舒畅了些,但觉得依旧呆在这个所里很无意思,便想到“跳槽”。恰在这时,市属晓山无线电元器件厂在物色懂行的厂长,经人介绍,曹祥林便欣然应聘了。

到任之后,曹样林才发现,自己急于从一个尴尬的泥沼中脱身,却陷入了另一个尴尬的泥沼里。晓山无线电元器件厂连续九年亏损达二百五十四万元,厂里生产的半导体管3AX31全国质量评比倒数第一,各类晶体管产品大量积压。全厂五百多名职工大部分没有活干,每月开支费用六万余元,市财政部门根据上级有关精神,已决定取消财政补贴,要厂里自负盈亏,自谋生路了!

市财政不给补贴,全厂职工的当月的工资便无法开出。曹样林上任伊始,第一件事就是叫化子讨饭一样的去市政府,市计委,市财政局……敲响各家的大门,说好话,陪笑脸,苦苦求告他们“施舍”一点儿钱,好给厂里开工资。然而,这些部门不是慈善机关,废除“吃大锅饭”的经济改革政策也有它严酷无情的一面,晓山无线电元器件厂上上下下的干部职工都感受到饿肚皮的恐慌了!

没有任何人能和曹样林分担责任。厂党委书记到市委党校进修学习去了,据说背熟了中共党史和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什么的,可以拿到一张“相当于大专学历”的文凭;两个副厂长,一个推说肾结石病发作,忽然住进了医院;一个打了请调报告,自己宣布在家里“待分配”。

曹祥林可不是那种大山倒下来一个人伸出肩膀去顶的愣家伙。既然那山倒下来是压众人的,众人便都得来给我顶。吃饭问题,火烧眉毛。象五八年解散大食堂一样,曹祥林毫不犹豫地宣布了一项应急措施:“分灶吃饭”。

农村不是搞承包吗?咱也搞承包,变厂一级核算为厂和车间两级核算。产供销由各车间统一经营,按“人头数”向厂里上缴一定利润,然后再发放工资。哪个部门经济效益好,哪个部门就发了工资,多得奖金,哪个部门经济效益差,哪个部门就发不下工资,得不了奖金。

政策一宣布,厂里顿时炸了锅,各车间都停止了生产,工人们团团围住了自己的车间主任和部门领导。

“刘主任,啥时候开工资呀?俺小明住院了,急性肺炎。医院让预交一百块钱……”

“张主任,我可是条光棍,没爹没娘没老婆。这个月不开支,我到你家吃去啊……”

“老秦头,星期六俺几个哥儿们到你家领钱去。没钱咱就拉你家东西上寄卖店。先拉啥,你看着办吧!”……

这一下,那些车间主任们全都鞋里头长茅草,荒(慌)了脚。这些中层于部平素都习惯了做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的传声筒,只需不折不扣地执行厂里下达的生产计划,那“官”就算是作稳了。如今这位新厂长搞的什么“名堂”,这不是把人抛到前面挡枪子儿吗?

历来的厂长要想坐稳江山,必须依靠下面这些中层干部,因此他们这些人也自觉很有些力量。大家凑在一起,发了一番牢骚诉了一番苦之后,渐渐愤慨起来,一致决定要给这位新来乍到就自高自大的厂长一点儿颜色看看。

第二天一上班,厂长办公室那座小楼前就围满了人,工人们仰着脑袋,象看大戏似的望着那单面楼的阳台和楼梯。阳合上,孤零零地站着新上任的曹厂长。风,吹着他那张没有血色没有表情的脸,裹着一身杂灰色西装的躯体挺得笔宜,看上去犹如一根僵硬的水泥杆。

楼梯上,七八个人影缓缓地向上移动着,为首的是当了多年劳动模范的动力设备车间主任老秦头,其他中层干部紧随着他,象卫兵环护着旗手。老秦头是锅炉工出身,因为“吃苦耐劳”和“勤俭持家”,历年都是市里出席各种“先进”“模范”会的当然代表,算得上一个有份量的人物。此刻,他脚上的那双补过十几次的翻毛大皮鞋咚咚地跺响了楼梯,象敲响了一面战鼓。

近了,近了,逼近厂长的这一行人终于站到了厂长面前,而厂长还是一动不动。

“不干了!”老秦头用沙哑的粗嗓门吼了一声,“我们没法干——”

金加工车间的刘主任躲在老秦头高大的身板后头,用女人似的尖嗓门叫着:“辞职!我们全都辞职了。请厂长另请高明……”

楼下的工人们“轰”地议论起来,指指点点,有人笑,有人吹起了口哨。他们要看这幕戏怎么收场,甚至隐隐地怀着个一厢情愿的念头:厂长会宣布收回成命,明天就发工资。至于那钱从哪儿来,那是厂长的事,我们原本就是只管干活的。

那些中层干部个个都是雄赳赳的。危机时期的“内阁总辞职”!哼,看你这个光杆总统怎么当?

他们料定了新厂长会惶惶不安,束手无策地陪着笑脸挽留他们,会客客气气地请他们到办公室去“好好商量商量”。当然,也可能他会大发雷霆,那就和他辩论和他吵,哼,不信这么多人还吵不过他一个?

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曹祥林依旧象一根水泥杆似的一动不动地呆立着。沉默。沉默象一股不可捉摸的气味儿,从阳台上扩散到楼下,楼下的工人们也都安静下来。一时间,楼上楼下静得出奇。就在这仿佛凝固住了的寂静里,曹祥林用一句淡淡的话回复了他们“不干了”的挑战。

“好。你们可以走了。”

说完这句话,他自己径直回了办公室,把那一行人目瞪口呆地甩在了外面。等着看大戏的工人们,各自回到车间,自己唱起戏来。

“完了,咱们怎么办?卖烧鸡去——”

“轧面条!把这个冷轧机改装一下,开个面条铺去!”

工人们讲着怪话,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恍然意识到,这怪话只是讲给自己听罢了,没有人听它了。任何屏障、依托都已消失,他们自己一无遮拦地被推到了第一线。没有谁能救他们,只有靠自己。他们开始认真讨论出路了。

“喂,我说咱们到酒精厂打小工刷瓶子怎么样?一夭一块二毛五……”几个姑娘在金加工车间里想着养活自己的门路。

“别丢人了,跑到人家厂里去讨饭。”小伙子们不同意。

“你们说怎么办?”

“哎,我姨父在鞋厂。咱们弄一些次品鞋,推到街上去卖!”

“咦——”姑娘们全都撇了嘴,“那才丢人哩,扯着嗓子满街喊。”

就在这一片讨论声中,曹样林来到了金加工车间。他一路走,一路笑。“哈哈,讨论得好热闹呀!”

“曹厂长,你还笑哩!俺工人们都愁死了。”姑娘们半填着脸。

“嘿嘿,就是你们帮我愁了,我才能笑哩。我来宣布厂里一个决定:各车间各部门的每个工人、干部都可以提出自己‘承包’该车间该部门的条件,并列出要达到的产值、利润目标和切实可行的做法。厂里将从中选择最佳方案,任命承包者担任该车间或部门的负责人!”

“中,咱也弄顶乌纱帽戴戴!”一个小伙子欢呼着。

“尿泡尿照照你那样,谁拥护你哩……”大家哄笑起来。

就这样,工人们一边说着俏皮话,一边认真地讨论着自己的出路,推举着自己的领路人。

“咱们生产电视机室外接收天线怎么样?”青工李小河低声说,“去年我回农村老家,用铜管给我母亲做了一副。农村电视机多了,收看效果又不大好,都想天线哩。”

“哪儿来那么多铜管?”

“用铝材。”

“对,我舅舅在铝合金厂,我去弄!”

金加工车间找到门路了。生产电视机室外接收夭线、彩色灯多功能立体声音箱、电镀架转椅……李小河平时有个钻劲儿,大家信得过,劝他承包车间。李小河向众人拱拱手,答应去“竞选”这个主任了。

其他车间也提出了生财门路……

全厂干部职工就这样自己将自己发动了起来,产生了一批新的中层干部。几个月过去后,全厂经济形势大为改观,不但发出了工资奖金,利润数字也相当可观。曹祥林一方面不断了解市场信息组织新产品开发,一方面又将本厂待业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设立了三个销售本厂及外厂无线电产品的门市部。到了第二年年底,全厂完成产值二百七十多万元,实现利润六十多万元。

一曹祥林在晓山无线电元器件厂站住了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