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复员离开部队的时候，团政治处的千事郑重其事地答复他，“那些东西”都抽掉了。
他做梦也没想到，拿破仑式的“从军梦”会以档案袋里装进了“那些东西”而告结束。做为一个共产党世家子弟，一个在阳光下长大的新中国的孩子，他的脑子里确实找不到一丝一毫叛逆的杂念。
他的父亲早在十六岁上，就在富县参加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了。几十年浴血征战，军人的尚武精神熔铸成了一根铮铮的钢铁脊骨，竖在了儿辈的腰间。除了着戎装从军，庄亚麟没有想过还会有别的路。即便是考大学，他也一定会在所有的志愿栏里都填上军事院校的。
在新兵营里，他就崭露头角了。投弹、射击、深夜紧急集合，拉练时冲山头……样样技术、战术都名列前茅。
团长想要他去当警卫员，“蹲点”的师长却一摆手：“这小子，好钢口。送到侦察连，再给我好好磨两年！”
他在基层连队里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磨”了。苦练擒拿格斗，他曾摔得钦骨碎裂；出公差搞连队“副业”，他冒着褥暑千活儿，晕倒在菜地里……入伍八个月，庄亚麟就入了党。
然而，使他在全团、全师闻名的，并不是这类区区小事。“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发号召了，要让大家读通几本“原著”。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排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庄亚麟在师广播站念自己的学习心得文章。这篇文章，军区的《卫士报，已经回信，打算分六次连续刊载。庄亚麟是被借调到师政治部临时组织的“理论写作组”来工作的。他的普通话那么标准，朗读的语音那么抑扬顿挫，节奏那么疾徐得体，感情那么充沛昂扬，以至于原来的那位男广播员不得不“让贤”了。
“啊！真……”
庄亚麟怕听到身旁的那位女广播员的叹息。那赞美的叹息声，让人听了犹如站在崖边看一只受伤的鹑鸽向深谷下坠落，不由得感到一阵阵晕眩。
女广播员倪玲原来是师医院的护理兵，每当她在手术室里看到院长用漂亮利索的动作完成一个手术时，她就会发出一声这种不知该怎样表达自己感受的叹息。“梅特涅”、“幽灵”、“基佐”……她觉得这些含有神秘意义的字眼儿，就象儿时第一次喃在嘴里滚来滚去的薄荷糖豆一样，让她体味到一种震颤般的韵律和妙不可言的快意。
在那一瞬间，庄亚麟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无畏的战士，是气吞万里的统帅。小小的播音室似乎容不下他那一腔豪情，他那叱咤风云的声音正通过一只只高音喇叭向着蓝天轰响，于是，他便也成为一个头顶着蓝天的巨人互就在他酣畅淋漓地读着自己的这篇长稿子时，播音室的门正被擂得山响。那响声通过扩音器和高音喇叭传了出去，犹如一阵让人心惊胆战的爆炸声。
扩音器被慌慌张张地关上了，倪玲用气得发颤的声音尖叫着：“工作时间，不许敲门，不许敲门！”
“开门，快开开！”外面的声音低沉而威严。
开开门，进来的是政治部廖副主任。他浑身沾着泥水，一边呼啧呼味地喘着气，一边摘下军帽，揭着冒热气的光脑袋。
“啊：真……”倪玲叹息着，廖副主任的模样让她吃惊。
“真什么？你们真不注意！真稀里马哈！”廖副主任气急败坏地跺着脚，“你们刚才广播的什么？啊，广播的什么！大意不得，大意不得哟！二团的李干事，开大会时呼错了一个口号，怎么样？关在‘五号办公室’审查了半年多嘛！政治事故，出个政治事故就不得了啊！……”
廖副主任是从附近的师直工兵营赶来的，他听到营部的有线广播喇叭里传来了让他难以髦信的心惊肉跳的字句，便不顾一切地赶来制止这场重大的政治事故。
广播室的门口挤满了围观的干部战士，纷纷议论着，打听发生了什么事，倪玲又“啊！真…”的叹息了一声，捂着脸要哭了。庄亚麟浑身毛辣辣地沁出汗来，结结巴巴地问：“我，错，错，读错了什么？…”
“什么？哼，那根本就不该错的嘛，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主义是大厦，是远大理想！可你说是幽，幽灵！”
“唔——”，庄亚麟长长地舒了口气，急忙解释说，“这个幽灵，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廖副主任见一个小战士居然还要强辩，还不肯认错，便很不高兴，很不耐烦地挥挥手说，“不要强词夺理了，幽灵就是鬼嘛！把共产主义比做——啊，这还了得！这还不是严重的政治事故！”
庄亚麟哭笑不得：“廖主任，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
“瞎说。马克思、恩格斯啥时候这样说过？”
“在《共产党宣言》里。‘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
庄亚麟熟练地背诵着。这篇文章，他在学校的时候就背诵过的。他能背很多马恩列斯语录，在学校的时候，他写的那些辩论文章里，时时出现马列的语录，犹如披挂着刀枪不入的恺甲，令人目眩和敬畏。
庄亚麟说出那段话的出处，廖副主任口呐了。然而，他仍将信将疑，并且一下子也抹不过脸来，于是便摸着光头争辩说：“马列的话，也错不得的。你背，背下来，担保没背错吗？得拿来书，查准了……”
围观的干部里，有人找来一本《共产党宣言》。那段话就在卷首，并且是一字不差的。廖副主任涨红了脸，翻过那书看了又看，说了一句：“我看过别的本，不是这个译法。这个本，旧了，翻得不算准，也，可以吧……”
廖副主任悻悻地走开后，庄亚麟四下去寻自己的文章稿。那叠纸牢牢地捏在倪玲手里，象她的手一样变得又热又潮了。
“啊里真……”
她密密长长睫毛下的眼睛，象藏在薄云后面皎洁的月亮，悄悄闪着温柔的光。
从此，庄亚麟在师里声名大震，有的连队还请他去做学习辅导。然而，最积极的学生还是倪玲，只要一闲下来，她就往庄亚麟的住处跑。师里为了让他们这些“理论写作组”的人工作和学习方便，便特殊照顾他们两个人住一间房。庄亚麟和一位搞通讯报道的干部住在一起，那人常下连队，所以，他也就享受住单间的待遇了。那间房在半山坡上，后窗户几乎与坡上的路相平，每次倪玲来，走到那里，都要莫名其妙地唱着一首歌：
天上布满星，
月牙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诉苦把冤伸。……
这是一首“忆苦思甜”的歌，不知为什么，倪玲却兴高采烈地唱着它。或许，是因为她知道的歌太少，不会唱更多的歌吧。但更可能是因为偏爱，这歌的曲调本来就哀怨宛转，让倪玲一唱，倒象是一首情歌了。
庄亚麟听到歌声，从窗口里看到她那跳跳跃跃的脚步，便知道她来了。于是，就赶忙收拾起换下的背心、裤头、脏袜子，免得她抢了去洗。
倪玲来了，她端端正正地坐下来，煞有介事地摊开厚厚的《反杜林论》。于是，庄亚麟也端端正正地坐着，郑重其事地翻着那书。“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他把自己说成是现代的和‘可以见到的’未来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
倪玲两手托着腮，一动也不动，犹如望着遥远的山上的一条小路一样，眼光迷离地凝视着庄亚麟。她的神情是专注的，可是庄亚麟向她发问后，才发现她原来一句也没有听懂，一句也未记住。与其说她对庄亚麟讲的这些理论感兴趣，不如说她对“听庄亚麟讲”本身更感兴趣。
“吃糖吧，按叶糖，又甜又凉。”她剥开糖卷，用细细的手指拈起一片糖来，放到庄亚麟的手里。那糖块略呈三角形，瞧起来象是颗小巧的心。
“嗓子讲干了吧？来，敬你一杯‘胖大海，里”几枚橄榄似的于果儿，在水杯中膨胀开，舒展着柔软的身体。那缝蜷的柔情似乎不甘忍受玻璃杯的束缚，在透明的牢笼中无望地挣扎。
庄亚麟吃了糖，喝了水，但他并不满足这些，他诚心地想回报给对方一些其它的东西。
“你说，一个野心家为什么能当上‘副统帅’？”
“因为没有识破他！”倪玲毫不吃力地回答。
“为什么不能识破他，让他爬上了那么高的位置呢？”
“嗯，”倪玲想了好一会儿，“因为没有读马列的书，眼不亮，心不明叹！”倪玲回答得很快，拍着桌上的书笑了。
“不仅仅如此。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的悲剧和闹剧一演再演，是有着更深刻的内在原因的。那是基于整个社会的某些体制上的缺陷，某种社会精神上的癌症……”
庄亚麟神情格外庄重、严肃，象一位义无反顾，向整个世界宣战的年少气盛的将军。他眼前甚至浮现自己慷慨就义、中弹倒下或者是胸脯堵在了碉堡的机枪眼儿上的情景。于是，他喉咙发嘎，眼眶发热，自己把自己感动了。
的确，庄亚麟并不是那种只会夸夸其谈，用词汇装点门面的人。他怀着对马列主义最真诚的信仰去钻研那些书，并在深探的思索中写下了他认为是最深刻的感受。
“我写了一篇论文，谈了我对‘九·一三’事件的认识。”
庄亚麟拿出了他刚刚完成的一篇文章：《论民主、集中和民主集中制》。
庄亚麟在文章中论述了“九。一三”事件出现的原因，认为那不是个别“野心家”弓i发的偶然的个别事件，而是党内民主生活不够正常的必然结果。因此，他设想了一套使党和国家民主生活正常化的方法。
这位天真而忠诚的“政治家”开出了一味自以为能治疑难杂症的药方，可爱的女孩子倪玲在发出了“啊！真……”的感叹之后，带着十二分的崇拜之情，把那文章捧回去，准备细细研读了。
晚上八时到九时半，那是师直机关干部战士“自学”的时间。作为师政治部的一位负责人，廖副主任总是很负责地如同查岗查哨一样要四处走走的。一个一个房间地挨着走，他来到了倪玲那儿。
“小倪啊，干什么，那么专心？”
倪玲恍然地抬起头，见是首长来了，起身一个立正敬礼，调皮地说：“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好，好，学得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倪玲忽发奇想，想听听廖主任的“水平”究竟有多高，于是便问道，“廖主任，我想请教几个问题。”
“唔，好啊。小鬼，提吧。”
“廖主任，一个野心家为什么当了‘副统帅’？”
“……这个，这个，要有个识别的过程嘛。”
“为什么不能识破他，让他爬上了那么高的位置呢？”
“……噜，这就怪我们眼不亮心不明，所以，才要求我们认真读马列的书！”
倪玲听到廖副主任的答案与自己的竟如此相似，便禁不住“格格”地笑起来，弄得廖副主任莫名其妙。倪玲以几分自豪、几分炫耀的样子，拿了庄亚麟的那篇文章让廖副主任看。
任何文件、任何报纸上都没有这些提法！廖副主任象看到牛身上长出马头一样，万分惊孩。然而领导自有领导的素养，他不露声色地卷起那叠纸说，“我拿去看看，回来再给你。”
廖副主任虽然不是军事干部，然而却具有军事干部雷厉风行的作风。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当庄亚麟一如往日地起床出操跑步的时候，两个持枪的战士堵住了他，让他“到五号办公室去一趟”。
军区政治部来了人，庄亚麟被作为“五·一六”分子，拘留审查了。他是有言论有纲领的，纲领就是那篇《论民主、集中和民主集中制》。
师直机关召开了一个批判会，庄亚麟被剥掉帽徽领章，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押进会场。批判会上，倪玲作为发言者走上台去揭发他。“叛徒！内好！玩弄政治小编局的梯也尔！雾月十八日的路易·波拿巴！……”气昏了的庄亚麟用一切想得到的贴切的或鳌脚的比喻来诅咒这个姑娘。这种恨因他突然意识到内心深处的爱而越发痛切。一个美丽纯真的躯壳里，竟藏着一个那么肮脏的灵魂！庄亚麟真想以此为内容，再写一篇文章。
“呵！真……”
倪玲打开讲稿，望着庄亚麟。在对方那充满仇恨的眼光的逼视下，她颤抖了一下，忽然低低地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哭着瘫倒在地上……
那以后，便是寂寞孤独的软禁，没完没了的反省检查。他被关在师部对面的一个小山头上，能够舒展走动的天地是一间只有十平方米左右的斗室。一开始的时候，他还觉得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很快便可以搞清楚。他用默默背诵马列的著作来打发漫长的时间。一次，他忽然感到这情景很象坐牢，为了鼓起自己的勇气，他打算背诵那首“愿把牢底坐穿”的烈士遗诗。可是，他随后又想到，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的牢底坐穿又该算什么呢？于是，他便很有些沮丧了。
在那心情沮丧的几天里，一连几个晚上他都睡不着觉。隐隐约约的，他总是听到远处传来歌声。“天上布满星……”后来，他病了，发高烧。躺在**一动也不能动。他想到自己会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于是万念俱灰。风呜呜咽咽地响着，犹如出殡的喷呐声，雨，沙沙啦啦地搔着屋顶，好象乱纷纷的落叶绕着坟家滚魏，就在这秋风**雨中，他忽然又一次听到了远处的歌声：
天上布洪星，
月牙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诉苦把冤伸……
那歌声似乎比往日近一些，因而听得分明，犹如抖颤着的一根将断的独弦，显得异常凄婉。庄亚麟心头一阵悲凉，禁不住落下泪来。如若今后还能见到倪玲，他会说一声饶恕她的。
半年之后，庄亚麟被放出来了。据说是什么结论也不用做，因为只是“审查”了一下。
他打问倪玲的消息。别人告诉他，他被“审查”不久，倪玲就有些反常，每天晚上都跑到山头上唱歌，最后被送到了九二零医院。那是一所精神病专科医院，这个天真的小护理兵不是去护理别人，而是被别人护理了。
庄亚麟终于知道了那“罪证”被揭发的经过。可是这时，他只能象倪玲那样，发出一声“啊！真……”的深深的叹息了。
此刻，让他叹息的是，那恶梦并非一场雷声一停就住了的雨，他将要永远背着那不知是什么结论的结论，在人生的路上跋姗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