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参谋长为支持大顺这位“农民企业家”，连着几夭四处奔走，拜托在地方工作的老战友，与畜产品进出口公司的一位处长和日报社广告科的一位副科长建立了联系。他把大顺带来的那一大堆肉罐头分成了两份，嘱咐大顺说：“这些东西，我这儿吃不上，街上有的是新鲜肉。你到那两处跑的时候，用得着。”
“咦，姨夫，那咋中哩！这是专意带给你的。要送给别人点儿啥，俺再买就是啦。”
“哎，别乱花了。我还能不知道，乡里农民要办点儿啥事，可是不容易。再说，你是出来宣传推销产品嘛，也该让人家看看货。啊，这个，该‘试尝’的人，也只好让他们‘试尝试尝’吧。”
秦大顺能有今天这个局面也确实不容易。他在公社念完高中，就回乡种地。柳河村人多地少，吃大锅饭时，劳动日值只有九分钱。他出外打小工，挣些钱来花，装窑、拉沙、挖土方……他什么力气活儿没于过？什么苦没尝过？一九七九年，队里实行了大包干，包下来的几亩地不够种的，他就凑了二百多元钱买了一台面条机，在柳河村街上办起了第一家轧面条铺。那独一无二的面条铺生意十分兴盛，换面条的人络绎不绝，大顺一家人起早摸黑轮班作业，也应付不了。隔了一年，他将攒的钱买了一部八马力的动力机，后来又添制了打面机，局面越闹越大了。周围的人望着眼热，便起而效法，一时小街上便有了六七家面粉加工铺。大顺眼见得生意淡了，便收摊做起了爆竹，继而停了爆竹搞造纸，又转产水泥预制件，铁器铸造，直到今天的“中国柳河罐头制品厂”，这里边融着他的多少心血哟。
秦大顺虽然憨厚，可是又极精明。那是长期在困苦的生活中抗争，为改变自身的处境而自我造就的一种生存的本能、一种近乎狡黯的智慧。在这种意义上说，这类农民天生就是精明的企业家，只要他们转到这个行当上来，就象他们会把最冥顽的键牛使得服服贴贴一样，他们也会很快便把一个企业经营得得心应手。
那一分为二的肉罐头秦大顺并没有自己带了上门，他拜托联系人直接给那位科长和那位处长送到了家里，然后才在第二天的晚上，登门拜访那位处长家。
与秦大顺新盖的两百多平方米的两层小楼相比，处长家那两间半一套的公寓楼房就显得太狭小了，甚至那木扶手的简易沙发也显得太单薄。秦大顺那肥壮的身躯往沙发上一坐，那纤弱的底簧不堪其苦地呻吟了一声，然后便仿佛窒息了。
处长其实比大顺大不了两岁，可是头发却象虫子拱过的玉米苗地，缺苗断垅，稀稀拉拉的。黄痰的脸犹如一个断了秧的干笋瓜，单薄的鼻梁似乎忍受不了厚厚的镜片的重压，随时都会断裂开来。
他是束着围裙从厨房走出来的，因而屁股在沙发上坐得并不很稳，眼睛也时不时地向厨房的方向看。
“处长，我们厂的那些罐头……”
“唔，那些堆头，都在这儿，你拿回去吧。”
处长打开小柜的门，大顺的那些雏头仍原封不动地捆在一个尼龙网兜里。
“不，不，”大顺有些急了，“这些罐头，嘿嘿，是俺厂自己生产的，不值个啥，你就尝尝吧。俺是说，你看能不能——”
“……”处长想截住大顺的话，说些什么。可是，他自己的话却被从屋里走出来的妇女截住了。
“给你，抱好。注意，没把尿里。”
那妇女也如处长一样戴着一副厚眼镜，将一个一岁模样的孩子递到了处长手里。
“水开了，下面条！别忘了，把中午的菜汤倒进去……”处长一边“嘘嘘”地吹着口哨给孩子把尿，一边叮嘱妻子。
大顺只得把话题先转向孩子，搭汕着：“嘿嘿，这孩子长得怪好看哩。男孩？”
“嗯，儿子。”
“唉呀，你这也不容易呀。你看你这又工作又－一”大顺不知该用句什么话恭维处长才好，竟胡诌了一句，“真是，晚婚模范呀！”
处长苦笑了，“晚育模范！”
大顺望见那笑，赶忙不失时机地插入正题，“处长，你看俺那罐头——”
“不行，不行。现在罐头食品的质量很差，你们一个农村的小厂……”处长摇着头。
大顺看势头不妙，便以近乎衰求的语调恳求说：“你，你就支持俺一下吧，你知道俺农民办个厂，多不容易！”
“不行，你们就知道赚钱。质量，产品质量。这些东西，我见得太多了。”
孩子撤完了尿，处长抱着他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大顺也忽地一下站起来，堵住了他进里屋的路。
“这些罐头，你尝尝嘛！”
“告诉你，我不需要。你还是拿走，都拿走！”处长有些不耐烦。
大顺的脸涨红了，他象要吵架似的提高嗓门嚷道：“你，你没尝俺这罐头，咋知道不中哩？看俺是个农村厂是吧，告诉你，俺也讲个质量第一、信誉第一哩！俺厂请来的老师傅也是上海大罐头厂的，不是吹，那老师傅自己都说比上海的强，成色好，份量足……”
大顺边说，边用起子打开一筒肉堆头，用手指捏了一块，硬往处长口里送。处长手里抱着孩子，拦不得，躲不开，只好张了嘴。
不知是因那罐头确实好，还是他觉得大顺这人挺有意思，处长竟又笑了笑，重新坐在了沙发上。
接下去，他认认真真地询问起大顺那个“中国柳河罐头制品厂”的生产设备情况，人员、技术能力、生产品种、数量、价格……
大顺一一做了介绍。两人渐渐说得投机，扯完了正题，又扯到了家务琐事。处长叹了口气说：“孩子小，家里想请个保姆，可实在难找。”
“别管啦，这事好办，包在俺身上，过几天，我给你找个合适的带来。”大顺毫不含糊地一口应承下来。
那处长既惊喜又疑惑地说：“好找吗？能带孩子，还会做做三口人的饭。管吃饭，一个月二十，二十五元钱吧？”
“没问题。叫俺嫂家的侄女来，做饭洗衣服带孩子，管个饭吃，不给钱也中。”
那处长很感激了，大顺出门时，夫妻俩一直将他送出老远。处长还特意说了句：“那罐头，我留下来让有关的同志都品评一下。下次再来时，再把研究的意见告诉你。”
大顺知道，事情有八九成了。下次再来，一定给他带个称心的保姆。当然，那不是“嫂家的侄女”。在厂里挑一个又干净又利索又老实的姑娘，讲明了这是厂里派给她的新“工种”，每月工资不变，由厂里照开，就得了。哈农民企业家可不是靠坑坑编骗混日子的，货色过得硬，办事儿讲信用，得让人家落个放心才是。
报社广告科的副科长大概是很喜欢那一二十筒罐头的，因而对大顺分外热情。
“啊，放心，放心，贵厂广告后天就见报，后天！”他本人就象一个圆罐头筒一般从藤椅上滚过来，将喷着热气的大嘴凑近大顺的耳朵，故作神秘地说，“这是照顾你了，按顺序，你得排到半个月以后哩！”
大顺痒痒地缩回了脖子。一个大胖男人，怎么长了一剧尖细的女人嗓？那个调调，活象在唱梆子戏。
副科长不是说空话的人，那广告已经设计好了，铁罐头夸张得象是汽油桶，玻璃罐头恰似腌菜的大缸，然后是几排活象跳着迪斯科舞一样的艺术字：味美可口，营养丰窝，中外畅销，誉满全球。
应该承认，广告科的负责人是很称职的，工作效率高，价钱也要得很可观。巴掌大的一块地方，索款一千二百元。大顺有气魄，他懂得，要想打开局面，就不能吝惜钱，这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投资。
公事完了，副科长并无送客的意思，反而泡上一杯茶送上，象个老朋友似的与大顺长谈起来。他一边听大顺讲农民们创业的艰难，一边用那尖细的女人嗓叹息着，显得极有人情味。
“唉，秦厂长，你的事迹很感人呐！你愿不愿意找个人给你写一写呀？我认识一位青年作家，就是我们报社的记者，我可以给你引荐一下。”
大顺哑了。那情形就象一个人突然被告诉说，只要他抖抖胳膊，就如扑动翅膀，可以飞上天一样。作家，被作家写成书！他敬仰那些会把世界上的万物变成铅字，又让万物在铅字中活起来的人，这些人简直象超人的得道者。他崇拜那些被人用铅字写下来的人，那些人无疑是英雄俊杰！
而自己，何德之有，何能之有，真能得到一位作家的垂顾吗？
副科长并不是在演戏，他径直领着秦大顺，往编辑部的大楼里走去了。
姜朗没有吃早饭，就赶到编辑部来上班了。他现在不饿，只是头仍旧有点儿晕，有点儿疼。昨天晚上他在广告科的副科长——他的老乡那里，喝的白酒太多，所以起来得迟了，那些五花八门的肉罐头也吃得太多，所以肚子发胀。他是负责报纸文艺版面的小说、散文编辑，在整个副刊部里，来稿量无疑是最大的，因而，工作量也无疑最大。然而这一切对于他来说，只需略费心神，便能应付裕如。三国里的庞统当县官儿，确是大材小用了，百余日公事，半天便能处理完毕。姜朗也有庞统坐衙的本事，一个月的来稿，他一个上午就能处理完毕。那些稿子通常是分成四堆或者五堆，每堆三十至四十公分高，犹如沙袋筑起的掩体一样，垒护在他那张不算太小的写字台的前沿。他在写字台前一坐，伏下身来，便象进入了前沿阵地的士兵一样，消失在掩体后面。
其实，那些稿子几乎全都“看”过了，他不急着把它们丢进废稿的大竹筐里，只是为了显示如山似的工作重负而已。他将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方法，分期分批地使它们消失。留用或将要细看的稿子，全在他的抽屉里。这些稿子，便是他在那半天“坐衙”理事的时间里挑出来的，那种筛选过程极简捷，他象邮局分捡信件一样，飞速地在来稿的地址处浏览一下，发现是报纸或文艺刊物的编辑同仁的来稿，便如沙里淘出的金子一样，小心地放在一边。那些字迹歪扭文词不通的稿子，他只溜上一眼，便知道那决不可能成为“作品”，于是就毫不可惜地扔到一边。至于那些誊写工整的稿子，他只需看上十行，就能看出作者的“文采”如何，以决定它的去留了。
姜朗以此留出大量的时间来，是为了搞自己的“事业”。在他发表了一些被称作小说的东西之后，已经有人称他为作家了，他正在以过人的精力和毅力为在全国文坛上“打响”而拼搏。报纸的文艺副刊，对于他来说，犹如引人投资又能投资与人、彼此发达生财的贸易港。然而，世事有利者必有弊，坐守编辑部常有信息不灵、脱离生活之憾。昨晚与那位副科长聚首喝酒之时，偶然听说送罐头的农民企业家要来做广告，姜朗便主动提出要见他一见了。
可是，姜朗眼下心绪不佳，他正在为自己的一篇投寄了四个刊物都退回来的中篇小说而懊恼。伏在案上，他正在向与他有联系的第五个刊物的编辑写约稿信，请对方“近期给敝报惠赐佳作”，以便一旦对方的佳作寄到，就将自己的这篇东西寄过去。
副科长领着大顺进来，他虽然很热情地打着哈哈站起来，将右手里的笔放到左手里，颇有劲儿地把大顺的手握了一把，然而随即就坐回原处，将笔又调回右手里，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与大顺他们搭仙着，一边写那封信。
这样坐了一会，副科长打了个哈欠，先走了。大顺被“作家”、“采访”这些字眼所激起的冲动，也渐渐平复了，他感到有些无趣，便也说要走。
“唔，再坐一会儿嘛。”姜朗很热情地挽留，然而却站起来，分明是一副送客的样子，“你留个地址，回头我去拜访你。”
姜朗不愿对方在办公室坐是真的，要去登门拜访也是真的。在编辑部当着领导和诸同事的面进行那种座谈采访，不仅影响干扰别人的工作，而且分明是将上班时干“私活”的情况展示于人，自取其咎。
大顺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庄家仁的住址及家里的电话号码。姜朗扫了一眼，禁不住读出了声“……龙潭路八号副一号！——”在他那宽大的眼镜片后面，有两个锐利的光点迅疾地闪过。姜朗知道在那里住的是些什么人。
“你，住在那里吗？”姜朗重新打量着秦大顺。
“俺，俺姨父……”大顺解释着。
“好，好，我一定拜访，一定去。”
于是再次道别，再次握手。大顺觉得，这回姜朗把自己的手握得更重更久了。
大顺有个小小的毛病：好吹。憨厚老实与吹牛本是拧着劲儿的，可它们在大顺的身上却颇协调地并存着。在乡下，一个成年累月吃不上肉的老实巴交的穷汉子在偶尔割了一刀肉之后，会端着碗满村子转，大谈那肉如何如何肥香，自己包了饺子、炸了丸子、煮了肉汤、蒸了扣碗、明天还要炒回锅肉哩！……那种不着边际的吹牛，无非是要别人分享一下自己的愉快，其性质，与姑娘采了桅子花要插在头上，别在衣襟上是一样的。
吃晚饭的时候，庄老头关切地询问大顺这些天事情办的情况。大顺兴致勃勃地谈了那处长的接待，那副科长的许诺，然后眉飞色舞地夸耀说：“有个作家还要采访俺哩里俺见了他，嗬，眼镜片象凉粉块子那么厚，桌上那稿子堆得——”
大顺用短胖的胳膊向头顶使劲儿伸了一下，好象要用伸开的五指在半空中抓住什么。
庄婷觉得有些好笑，“采访你？作家采访你干什么？”
“写文章，登报纸啊！”大顺猜想那人如写了文章，是必登在报纸上的，就如自己要吃肉堆头必在自己厂里拿，不会到别处买一样。
“嘻嘻，你？上报纸！”庄婷用手掩住嘴，免得那口饭喷出来。
“怎，怎么不能上报纸？他，他自己讲的嘛，人家，人家是管报纸的~~”大顺觉得被人小觑了，很不高兴，忙掏出姜朗留给自己的通讯录来做证。
“小婷，农民怎么不能上报纸？报纸上不是常报道农村新人物么？大顺干得也不错嘛！”庄老头一本正经地教训女儿，替大顺说话，“当然，登不登报纸都不能骄傲或者丧气哦，应该越干越出色。”
小婷没听父亲的训导，却饶有兴味地看大顺的“作家签名”。“姜朗”——，唔，她想起来了，报纸上是常有署着这个名字的文章。省里召开过一个“自学成材”者大会，报纸上发表了几个典型人物的材料介绍，还配发了照片。他被称之为“由工人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看来，大顺并不是信口胡说的。
庄婷忽然莫名其妙地有些紧张了，犹如那将要被采访的对象是自己一样。个人生活上的不如意，使她精神变得苦闷、孤独。半是为了寻求解脱，半是为了寻求寄托，她将那现实世界上得不到的东西，去向那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世界里寻取了。波德莱尔的一句“天空又愁惨又美好象个大祭坛，太阳沉没在自己浓厚的血液里”，会让她感伤地独坐空院凝望夕阳，唱出自己的《黄昏的和歌》，读了《红与黑》，她把自己想象成侯爵女儿玛特尔，为虚拟的来找自己幽会的于连而心跳惴惴，手汗津津，她时而觉得自己不幸如托尔斯泰笔下的玛丝洛娃，时而又觉得自己象坚强自奋而从“玩偶之家”出走、寻求独立人格和价值的娜拉……
她觉得自己有许多情慷要吐出，却没有一个人能作为知音听她倾诉，于是她就借诸文字将它们记在了笔记本上。她写了许多诗，也写了许多不知该叫做散文还是叫做小说的东西。当然，从来没有投寄过，甚至不曾拿出来让别人看。只是闲暇时，自己悄悄读，自己感动自己罢了。
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仿佛为了证实大顺的话似的，那的确是姜朗打来的，询问秦大顺同志在不在家。大顺拿过话筒，用眼瞥着庄婷，故意操着一种仿佛是应允向自己借款的贫困户的口气说：“中呀，没问题，你来吧！”然而放下话筒后，他那肥短的脚上穿着的尖头皮鞋却连着挂歪了客厅里的两把竹靠椅。
庄婷也莫名其妙地慌忙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换上了一身整洁的西装，还对着镜子，下意识地将并不蓬乱的头发接连梳了三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