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onology ，曾被譯為“聖像學”或“表象學”，新近被譯為“意象形態”，可比照中文詞“意識形態”。它鮮明凸現出“象”的符號功能以及政治和社會效應，指當代的意識形態不僅表現為言，同時也表現為象。
這一新譯便於人們把文化觀察從言語擴展到更廣闊的領域，在一個大眾電子媒象日益取代文字印刷品而成為強力傳媒的時候，當然恰逢其時，被有識之士接受。
這一概念的重新理解和推廣運用，是歐美一係列新思潮的結果。法國的結構主義和符號學，德國的現象學和法蘭克福學派，從英國到美國的大眾文化研究等等，是起碼應該提到的幾個重要事件。它們雖然方法和目標不盡相同，深度和成效參差不一，都構成了這一概念的文化景深，構成了針對歐洲邏各斯中心主義傳統的陸續造反——盡管決定性的勝利還遠未到來。文字統治我們太久了，對理性的反省難免延及文字。尼采斥責文字為“上等階級的發明”，索緒爾詛咒文字是“邪惡和專斷的”。文字以外的一切重新受到人們的關注。啞語和旗語（索緒爾）、玩具和酒（羅蘭?巴特）、音樂（阿爾多諾）、繪畫和身體（福柯）、電視（雷蒙?威廉斯）、廣告與消費（鮑得裏亞）、攝影（本雅明）、 建築（德裏達）等等，都因各各不同的原因而納入學者視野，成為了正在被破譯的對象。眾多思想散點正在聯結成線，蔚為潮湧大勢，衝擊著歐洲十六世紀以來以語言崇拜為基點的理性帝國。
“言”與“象”的關係問題無法回避。作為這一新思潮聯盟的重要人物之一，法國學者福柯一直關注“非言談”和“言談以外”的事物。1977年7月，一位心理學者訪問他的時候，他作了簡明的解釋：“概括地說，所有非言談的社會領域，都是一種製度。（見《遊戲的賭注》）”接下來，他用軍事學校和一般學校那裏建築的監禁功能，證明這種無言製度的存在，即隱形權力的存在。在這裏，福柯身上有他老師阿爾都塞的影子，後者曾大力主張讀出所有文字空白中的言外之義，帶頭破譯馬克思《資本論》中種種“沉默的論述”及其社會意識形態隱因。福柯身上也有拉康的餘韻，後者試圖將語言學和精神分析學結合起來，將許多沒有說出來的東西，看作是“超我”壓抑之下悄悄沉澱的潛意識——這是襲用一個弗洛伊德的概念。很自然，福柯在寫作時最喜歡說到的圓形監獄及其塔樓上的監視器，總是被後來很多人看作“超我”的隱喻：這個深入人們內心而且至高無上的監視器，在世界這個無形的大監獄裏，使權力對人類的文化監控內在化了，非語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