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說：“人生識字憂患始”。“識字”就是理性的起步。《孟子》解釋憂患：“君子多憂小人多患”。在孟子看來，常懷千歲之憂是理性人格的應有之義，是各類優秀人物重要的心理特征——他們以字得憂，以字傳憂，以語言對世界進行遠程認知和遠程規劃，超越眼前之利而保未來之利，超越個體之利而謀群體之利。
大利者，義也，道德也。從這個意義上說，語言是道德的技術前提。這也是歐洲一些理性主義者的觀點，如法國思想家孔德就認為，唯語言與宗教這兩件神物可確保道德建設（見《實證哲學教程》）。曆史上的豪傑之士均有過人之節。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處江湖之遠憂其君，居廟堂之高憂其民……這一切匹夫之不能為，有賴於語言的支撐，有賴於語言所組成的信念，適時節製個人肉體的欲望，適時禁閉個人生理的本能，使人達到精神高蹈的境界。我們似乎可以說，語言所編織的理性是人生的現實鎮痛劑和理想興奮劑，語言這一理性工具和理性載體使古今中外的聖者烈士成為了可能，使視苦為樂和視死如歸的超人品格成為了可能。
理性主義者可能忽略的是：語言畢竟是一種抽象符號，隻能承擔一種簡化的表達，一開始也就伏下隱患。哪怕是解釋一個杯子，也有“開口便錯”（禪宗語）的窘境。說“杯子是一種用具”，但用具並不等於杯子；說“用具是物質的”，但物質的並不等於用具；說“物質是有屬性的”，但有屬性的並不等於物質……在無數個由“是”所聯結的闡述中，在思維和言說的遠行過程之中，每個環節的簡化在悄悄地疊加累積，每個環節都有義涵的溢冒或折扣，最後可能繞出一個嚴重偏執的邏輯——釀出一幕幕曆史悲劇也就不難想象。這還隻是語言事故的尋常一種，遠不是事故的全部。“宗教”，“民族”，“階級”，“文明”等等言詞，就是在這樣的事故中曾經由真理滑入荒謬，成為一些極端化思潮的病灶。英國曆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把他回顧二十世紀百年風雲的著作命名為《極端的年代》，準確概括了這個時代的主要特征。他沒有提到的是：極端者，教條之別名也，危害公益的語言瘋魔也。最為極端的時代，恰是心智中語言最為富積的時代，是人類教育規模最為膨脹的時代——這不是一個可以忽略的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