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世紀匈奴大帝國橫掃歐亞大陸以前，匈奴人知道織布、鑄鐵、造車，卻不知道文字如何書寫（見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比較而言，中國雖然是一群關心近事甚於遠事的定居者，卻是文字的早熟國家之一，三千多單字在公元前的戰國時代已經定型，足以讓先民們對人情與事情的琢磨日漸其深。秦始皇統一中國，實現“書同文”，使表意的漢文字貫通眾多方言區，建構出一個巨大而統一的符號網絡，為後來一次次維係國族完整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技術條件。
不僅組成匈奴的突厥和蒙古，歐洲也沒有這個文字穩定而統一的條件，走上文字表音一途。文字隨語音而變，也就太容易變，可能有利於追新，卻不一定利於溫故和襲舊，比如歐洲文藝複興很大程度上就隻能借助外文的中轉，從穆斯林的大量譯本中去重新找回自己的希臘——很多歐洲人早已不知道的希臘。另一個問題是，一旦羅馬大帝國崩潰，拉丁文隨之分崩離析，新一代文字隨方言四處嘩變再也難以融合，文字壁壘後麵的體製和生活也就各行其是。文字大家族之內雖然還有親緣關係，但彼此差異已僵固下來，甚至成為當代歐共體統一的重要障礙。
是文字促成了中國造紙術的發明？還是造紙術促成了中國文字的進一步發達？這一問題不易確解。但不管如何，東漢宦官蔡倫在公元105年改進的造紙方法幾乎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使文字的廣泛運用成為可能，使文字不再為王室和貴族所壟斷，也不再成為他們氣喘籲籲的艱辛之物——想想看，當時臣子東方朔給漢武帝寫一奏章，所用竹簡竟要用兩個人才能抬進宮去！再想想看，在造紙術於十二世紀經阿拉伯人傳入歐洲之前，那裏的文字常常記錄在笨重的羊皮書上，一部哲學或一本聖經的傳抄，得耗費成車的羊皮，也得讓奴仆們肩挑背扛：如此昂貴的文字，對於構成社會大多數的下層平民來說，是何等的稀罕和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