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感是觸覺中最有傷害性的一種。戶外勞動的減少，醫療條件的改進，還有暖融融的衣食充裕，會使我們對疼痛過於敏感。一個新幾內亞的部落人，從容不迫地拔出刺入自己大腿的長矛，不會覺得這有什麽了不起。而一個現代都市白領可能對自己手指頭裏的一根小刺也大喊大叫，將它挑出來，得拿出刑場就義的勇敢。我們可以懷疑這裏有心理素質的差異。但新幾內亞部落人的傷口很快愈合，比現代都市白領那裏同樣的傷口要快上兩、三倍，就不是什麽心理不心理了——據實而言，他們幾乎長了一身猛獸的皮肉。
這樣，當我在上文中談到下鄉時忍受的蚊蟲叮咬、酷熱蒸騰、厲石割足、重擔壓肩，還有當時咕咕咕的饑腸轆轆，當我把這一切當作知青時代的痛苦，當作革命給自己帶來的磨難，說得自己心驚肉跳也說得一些聽者心驚肉跳的時候，太平墟的很多山民很可能會感到困惑不解和不以為然。他們聽說城裏的讀書人把曬曬太陽和爬爬山路都當作否定文化革命的鐵證，會不會覺得你們這些家夥純是吃飽了撐的？特別是你們一些當幹部、當教師、當醫生、當演員的，當時都拿著國家工資，有吃有穿地下一次農村就那麽受罪？
他們有什麽理由一定要跟著你們心驚肉跳甚至抹鼻涕？
他們自有他們的苦水，比如飯吃不飽，比如飯吃不飽的時候還要做詩——全民做詩在文化革命中風行了好一陣。他們當然也會有痛感，隻是敏感的程度和敏感的區位，與其它生活處境裏的人不盡相同。他們當時看見知青們玩籃球，大驚失色，說一上場就像老鼠子跑個不停，汗流得水洗一樣，好重的工夫嗬，一頓不吃三斤米如何做得下來？還有人說這些後生也沒犯什麽大錯誤，政府如何讓他們受這樣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