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滿的傷口不久就好了，而且臉上長出更多粉刺，痣瘡更多地發作，更顯得堂堂男子漢。他後來招工回城，又參軍去了前線，在一次邊境戰鬥中陣亡。據說他一個人敲掉了敵人兩個火力點，自己一條腿打斷了，還爬行十幾米，把手雷扔進了敵方的工事。戰鬥結束以後，戰友們發現他全身已被亂槍打成蜂窩眼。
每當聽到《血染的風采》一類的戰爭歌曲，我就會想起他，心裏有些難受。我搜索自己的記憶，不知為什麽隻記住了他那些可笑往事。這小子怎麽可能成為英雄？他不是白長了一身肉隻會沒出息地哭嗎？不是摳門得讓人痛恨嗎？也許，某種成見遮住我的眼睛，使我對另一個何滿熟視無睹，很多見過的、聽過的、嗅過的、嚐過的、觸摸過的東西在記憶中流失無痕。成見甚至可以無中生有，比如何滿害得蔡小婧打胎的事，事後被證明是出於金哥的捏造。說何滿參軍前夕還攪著大舌頭，硬把羅太太拉著去油菜地動粗——這一情況也隻是由羅太太提供，一麵之辭並不可靠。
我再一次對記憶深感困惑。
像人一樣，社會也有記憶，記錄在前人留下來的紀念碑、小說、電影、回憶錄、曆史著作乃至成語和積習那裏。社會的記憶，其實差不多就是勝利者的記憶，比方有勝利種族的記憶（如征服了美洲的白種人），也有勝利階級的記憶（如奪取政權的共產黨）。清華大學的紅衛兵頭頭蒯大富在群眾集會上，聳聳肩，攤開手，宣布要準備跟著毛主席“重上井岡山”，使很多紅衛兵熱淚盈眶。去井岡山幹什麽？這個問題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這一口號燃起了詩情，使大家想起了篝火、馬背、傳單、緊緊的握手、新女性的短發、白色恐怖下的飛行演說等等。大家不是被蒯大富蠱惑，更重要的是被革命的記憶所感染。這些從小說或電影裏得來的閃閃爍爍印象，早就在培訓著一代新人的美感，引導著他們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