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地說，我越是戒備邢立，就越證明我受到了**，青春病已經防不勝防。有一段時間，附近小學有女教師生孩子，農場讓邢立去代課幾個月。也就是幾個月吧，可我覺得那一段時間特別漫長，日子過得缺鹽少油。
在常人眼裏，她顯然不是個好老師。她帶著同學們偷學校附近的西瓜，考試前向同學們泄露試題答案，發現有些女學生被父母責令退學，就唆使男學生去開展遊擊戰，朝這樣的父母扔牛糞，扔狗糞，扔雞糞，直到他們同意孩子複學為止。老師們都認為她太瘋了。但孩子們喜歡她，在她代課結束返回工區的那天，他們找來一輛板車，讓這個孩子王坐在車上，儼然是太後巡駕出宮，幾十個孩子前呼後擁一路高唱猛進。女教師用舊報紙疊了些船形帽，讓男孩子一人戴一頂。用紅紙浸出一些紅水，給女孩子每人臉上抹兩塊紅。她自己揚起一根竹竿，像揚起一條馬鞭，在車上吆喝不已。“大鞭子一呀甩呱呱地響哎……”她在車上唱得前俯後仰。
看著她前來的身影，我哈哈大笑，差一點把這個活寶貝擁抱入懷。但我沒有迎上去。我得嚴正提醒自己，我不喜歡她太瘋，不喜歡她總是零錢亂放一付有錢人的派頭，不喜歡她總要在男人麵前占個上風，不喜歡她動不動就談她的提琴手表姐和當畫家的叔叔，似乎自己出身名門，鼻子裏哼的都是高等氣息。我更不喜歡她睜大眼睛假裝天真，其實手段高超，把一個個男人都逗得神魂顛倒——隻可惜沒人同她玩真的。她越是對我友好，我就越挑剔和刻薄。我吃飯時崩了一顆沙子，也似乎覺得她太可惡，必須對我的牙痛負完全責任。
有一天，一個叫小安子的後生告訴我，他昨晚上看見邢立同一個男人在水塘前散步，那人的身影有點像我。他後來去問過邢立，問那人是不是我。邢立當時的回答是：“可惜不是，要是就好了。”